“互联网+”背景下省属高校古代文学课程“人本”教学模式构建——以长春师范大学为例

"互联网+"时代,省属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既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带来的先进科技成果,更要实施以人才培养为宗旨的教学改革,建立与之匹配的课程评价体系,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具有综合素养人才。

创意写作模式下的高校写作课改革与实践——以长春师范大学写作教学改革为例

本文总结了长春师范大学近十年来写作教学改革的实施步骤、实施过程和取得的成果,尤其是引进创意写作以后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变革,同时提出了写作教学改革实践目前在学科定位、师资等方面面临的困境。

省属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探索——以长春师范大学为例

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随着社会对拔尖创新人才需求的增多,中国高等教育界和社会各界都开始关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其中各省属大学结合自身培养目标,也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本文主要以吉林省的长春师范大学为例,从因材施教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前提;改革培养方案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协同合作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保障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

文学疾病叙事的医患主体间性诠释

在人文医学领域,疾病叙事是患者与医者生命书写的一部分和建构自我主体性的叙事方法;文学史上的疾病叙事具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并逐步获得作为文学主题的独立地位。叙事医学的视角下,文学文本中的疾病叙事言说疾病的“不可见”维度,弥合“可见”与“不可见”的裂痕。以白先勇的两部短篇小说为样本,对文学文本中的疾病叙事做了具体的叙事医学阐释,说明其从对“不可见”的具身体验的言说走向肉灵跨越的身心救赎的丰富意蕴;同时指出过往疾病叙事中医者角色的缺席,提出利用文学文本疾病叙事建立医患主体间性。

社会、家庭与文学转型期的知识女性命运——以湖南衡山陈氏家族陈撷芬、陈衡哲两姐妹为中心

陈撷芬、陈衡哲同出于湖南衡山陈氏家族,三代先辈辗转各地为官,为清末江苏常州有名的官宦世家。她们处于清末、民初不同的时代,以办刊、执教、创作等方式倡导女权思想、推动女性写作,生命的结局却截然不同。以陈撷芬、陈衡哲为中心,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分析政治生活、家庭生活对于她们创作和命运的影响,纵向探究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知识女性在思想上和文体观念上的继承性和创造性,是对长久割裂的新、旧文学观念的弥合,也是对近现代妇女思想史的综合考察。

吉林满族作家格致的民族文学实践

吉林满族作家格致的民族文学实践经历了一个从本民族书写到中华多民族书写的过程。民族认同感、凸显创作个性、增加创作辨识度和延拓作品评价维度的意愿决定了格致自觉开展本民族书写,民族亲缘意识和替少数民族文学发声立言的作家责任感又决定了格致自觉追求中华多民族书写。格致的本民族书写实践经历了一个从符号化浅层书写到寻根式深度书写的过程。经此过程,格致完成了本民族书写的内部动作。在此基础上,格致又利用表达民族身份认同困境和开展母语寻根的契机,关联性书写了汉族、朝鲜族、回族、蒙古族和锡伯族,还非关联性书写了藏族和朝鲜族(没有关联满族的潜在指向),从而完成了从本民族书写到中华多民族书写的实践过程。

面向基础教育未来发展:师范生培养体系重构的逻辑要义与实践探索

师范生培养受就业市场、教育治理、教师专业发展状态、师范专业认证、课程标准变革及科技迅猛发展等多种因素影响,亟待实施“面向基础教育未来发展”的体系重构。重构“面向基础教育未来发展”师范生培养体系的逻辑要义包括,以国家战略需求为使命、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牵引和以强化实践教学为突破。重构师范生培养体系的实践需要明确办学目标,坚定培养目标的师范性与前瞻性;优化课程体系,加强课程建设的整体性与实践性;突破学科壁垒,引导学科建设的交融性与创新性,从而实现师范生高质量培养目标。

中国古代经典文本习读对大学生心理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研究

大学生心理弱势群体人数较多,个体情况复杂,可分为自我否定型、情感挫折型、情绪失调型、交际障碍型等,表现出较低自我认同性和乐群性、较强的敏感性和忧虑性、不可逆性和悲观性及较高的精神需求等特点。中国古代经典文本蕴含哲学智慧、道德教化和审美情趣等价值,能够为该群体提供精神慰藉和心理支持。因此,文章从高校图书馆参与中国古代经典文本习读引导和实践方面提出了中国古代经典文本习读推广策略,旨在通过阅读活动实现对心理弱势的大学生的人文关怀,促进个体和群体的健康发展。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古代汉语课堂教学新探

古代汉语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也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与课堂教学的融合推动了教学方式的革新。在“互联网+”背景下,古代汉语教学应当呈现出与传统教学模式截然不同的面貌和特点。我们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流程和考核方式几方面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大学古代汉语课堂教学进行探讨,旨在顺应时代潮流,充分发挥古代汉语课堂的应有作用。

基于多媒体技术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改革策略探究

信息时代浪潮下,高校教育也必须要与时俱进,响应时代要求,在专业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数字化、信息化改革,利用多媒体技术等进行专业教育改革,将教育模式、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策略等进行重塑,以促进专业教育和信息化背景的融合,促进教育质量以及人才培育效果的提升,促进专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人才培育和社会人才要求标准相匹配,提高专业教学质量和毕业生就业率。基于此,本文就围绕信息化背景下的人才要求展开,结合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来详细谈谈其具体的教育改革,并围绕多媒体技术应用进行具体的策略分析。

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探析及调适策略

近年来,高校的不断扩招以及经济危机等社会因素,使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心理问题也日益凸显。文章从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的表现形式入手,对其进行归因分析,从而探寻出应对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的对策,具体包括合理自我评价、明确求职目标、开展模拟招聘等。

东北流亡文学与沦陷区文学比较研究(1931—1945年)

抗战时期(1931—1945年)的东北作家文学,存在着"流亡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两支流脉。面对中华民族被欺凌的历史事实,东北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表现出共同的反帝诉求,但由于他们分别身处不同的政治环境,其反帝表达又有直抒胸臆和隐晦曲折之别。对于五四文学的另一大传统——反封建主题,东北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的开掘路径也并非一致。在作品的题材处理上,东北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基于各自的创作语境、阅历心态、政治理解等因素,对于战争、乡土、胡子、工人和知识分子进行了角度不同的书写。

魔幻现实主义与国家话语的重构——魔幻现实主义与新时期中国文学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学一直没有解决好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困境"对中国作家的困扰一直延续到新时期文学。在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的国家话语缺失,魔幻现实主义在这一背景下被引入中国,并催生了寻根文学,从而参与到国家话语的建构进程。寻根文学在借鉴魔幻现实主义回归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策略虽然是成功的,但在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技巧嫁接到中国文学实践过程中,却患上了水土不服之症。二十年后,莫言终于以极具东方文化观念与中国文学传统的《生死疲劳》完成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化,而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则标志着新时期文学对国家话语建构的初步确立。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国家话语的互动历程,为新时期文学解决中西"关系困境"具有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中国玄幻小说对英国现代奇幻文学的变异性接受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托尔金、刘易斯和罗琳等为代表的英国现代奇幻文学借由立体化的现代传媒席卷全球并进入中国,从而催生了中国玄幻小说的发展与繁荣。中国玄幻小说在接受英国现代奇幻文学影响的过程中,文化过滤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制约,中国玄幻小说对英国现代奇幻文学的接受发生了变异,主要体现在创作机制与传播方式、文本写作以及文化动因三个方面。在多元文化并存与社会转型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玄幻小说面临缺失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特色与人文传统失落的尴尬境地。

女性价值观与东北女性文学话语流变

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女性文学话语在女性价值观影响下发生了创作上的多种转变。文章以现代以来的东北女性文学为例,结合女性主义思潮的理论,梳理女性文学话语近百年来的变化历程与历史成因,重新审视东北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探讨女性价值观的确立对文学的重要影响。

吉林省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现状调查分析

本文运用调查研究方法,以吉林省5所省属高校的420名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网络道德观念、网络道德认知、网络道德行为、网络道德情感等几方面调查了高校大学生的网络道德失范现状,在此基础上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表现形式及成因进行阐述和分析,以期为制定解决网络道德失范问题的策略提供参考。

在场的生态文学表达——满族作家胡冬林新作《野猪王》解读

与很多"书斋式"的生态写作不同,《野猪王》是走入现场的。满族作家胡冬林长年累月扎根于长白山,亲身实地寻访那里的动植物,并特别叙写了野猪这一稀有种群在大森林中的生长、繁衍与濒临灭亡,给人以直接而真切的情感震颤与生态启示,是在场性生态写作的典范。胡冬林还能以"长白山作家"的地域文化身份,随时随地将东北文化真切鲜活地融入生态表达之中,充分实现了"文化的在场书写"。

身份多元型作家与文学潮流的多方对话——边玲玲与1980年代文学潮流

边玲玲是一位身份多元型作家。其"文革遗民"身份、知青身份、满族身份、女性身份决定了其与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女性文学"开展多方对话的可能性。作为上述文学潮流的呼应者,边玲玲通过富有个性化的文学实践,延扩了"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时间界限、意义空间和艺术畛域;促进了"知青文学"的现实主义深化、文化转述能力的提升以及人文精神的增值;探索出一条母族寻根与正反寻根的"寻根文学"有形之路;既固守"女性文学"的立身之源,又关注人的权力、价值和尊严,成为1980年代人的文学之注释。

新时期满族文学的民族性维系

在愈演愈烈的满族"汉化"趋势下,满族文化的式微正在无可避免地发生。对于新时期满族文学而言,民族性的彰显与维系愈加艰难。作为一种主动性选择,新时期的满族作家开始了"汉化"突围,通过宣告"我是满族"、具象展示满族文化传统、"历史记忆与文化想象的适时整合"来标记、展示文学作品的民族属性。部分满族作家为了克服"展示"所带来的泛化效应,努力深入满族文化的肌理当中,通过反思民族命运、省视民族性格、自我批判与砥砺等方式将民族性表达引向深入。此外,他们还自觉秉承满族文学传统,表现满族传统的道德、艺术旨趣,借此维系自己的族性书写。

满族作家李辉英的抗战文学担当

抗战时期的李辉英始终带着一种强烈的家国、社会与民族担当进行写作,体现了一个满族作家可贵的中华情怀与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精神。因为有了这样的情怀和精神,李辉英能够深刻演绎抗战主题,真实诉说民生疾苦、透彻诠释人生至理、深情回望东北家园。这些积极的文学担当,拓宽并延伸了抗战文学的社会历史内涵与地域民族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