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实对象性实践观解蔽及其对实践哲学的创新效应

现实对象性实践观作为马克思对象性实践观完整科学形态,因马克思并未对其作系统完整阐发,而仍处于幽闭状态,以至于学界对马克思对象性实践观的理解,因只能限于他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有限论述,而把其曲解为以直观性、外在性、非反思性等为特征的朴素对象性实践观,从而阻碍了实践哲学的健康发展。因此,基于马克思实践性唯物史观来消解朴素对象性实践观,使马克思现实对象性实践观得以解蔽,就成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的内在使命。马克思现实对象性实践观,把现实理解为人及历史递进性存续的过程,把现实对象性实践理解为服从对象性存在内在逻辑、满足现实内在要求的对象性实践形态。该实践观本质属性是由递进性展开的诸层属性构成的整体。内在性实践、外在性实践、实践间性、实践周期等概念,构成支撑马克思现实对象性实践观取代朴素对象性实践观,而得以出场的必要思想纽结。

文化“公共性”理想的复权及其历史性创生——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的解释视域

“公共性”追求本身首先是一种文化合理性理想的表征,同时更是有史以来进步人类所憧憬的一种真实“共同体”本位的主体性、合目的性价值生存信念;马克思的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它的诞生,是西方文化之公共性目标自主性变革的完成。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在于从实践的社群本位的“文化公共性”的视野,实现了对以往旧哲学尤其是近代以来自由的个体理性主义公共性主张的有效遏制、深度矫正和根本颠覆;“公共性”理念与追求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深度、思想高度,而且提升了新哲学的本体境界,体现着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品质和“真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公共性社会”或人类“公共生活”——人类共处一体艺术的实践性基础孜孜以求的结果,使马克思最终形成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并依托此,真正实现了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共同体的超越,为人类提供和展示了一种新的、更为合理的生存模式选择。

客观性:难以逾越的哲学问题

客观性问题是哲学研究中的根本性问题之一。19世纪中叶以后,关于客观性问题的辩争成为西方恒久不衰的哲学争论。一方面是深入批评传统哲学离开人的生活实践讨论客观性问题、以绝对主义的态度对待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哲学观念,另一方面是努力揭露20世纪许多哲学流派的经验论、相对主义倾向,这构成客观性问题争论的两个侧面。客观性问题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不是事物在自身的存在性问题。立足人的主体性存在重构符合当代文明发展的客观性观念是紧迫的哲学课题。

简议哲学史与思想史之别——兼与葛兆光先生商榷

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哲学史与思想史一直是两个并行且时时为人们所互借互用的概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哲学"这一概念本来就是从西方引进的,因而称哲学史为思想史似乎也就包含着对民族传统的某种坚持;另一方面,由于哲学史与思想史往往要面对同一对象,因而二者在外延上又存在着的大小之别,所以哲学史与思想史似乎又存在于不同的取材范围之间。实际上,哲学史与思想史虽然要面对同一对象,但其区别则主要在于不同的研究视角、解读方法与不同的诠释方向上;哲学的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哲学的方法却并不为西方所独有,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存在的。所以,以思想史取代哲学史或刻意回避哲学史性质的研究,既不是历史主义立场,也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立场。

英国近代政治哲学中的“家”与“国”——以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的“家国关系论”为参照

对“家”与“国”之间的亲和关系和根本一致性的强调,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原则之一。而“家”与“国”或“泛血缘的家庭共同体”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对于近代英国的政治哲学而言,也是一个前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但是,近代英国政治哲学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却与儒家的相关思想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甚或对立。比较透视近代英国政治哲学与儒家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看法之歧异,简要梳理和回顾现代新儒家对儒家“家国一体论”的重新诠释和现代反思,对于我们思考和解答这一依然有其现实性的政治哲学问题,具有参考的价值和启发的意义。

工程哲学的实践哲学基础

只有将工程哲学放到实践哲学的大背景下,对其中所必然生发出来的哲学基本问题进行论证,才能为工程哲学找到可靠的根基,从而防止其失去应有的哲学意味。本文试图为工程哲学奠定一个牢靠的实践哲学基础,表明工程哲学是实践哲学的具体化延伸。

基于当代创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解析

哲学形态的区别实即其概念框架的区别。"实践性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形态,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为历史首要前提,以关于该前提的判定为逻辑起点,以满足该前提要求的"物质生活的生产"为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终极根据,来建构组织和框定其具体内容的概念框架。当代中国追求人全面发展的创新实践,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普善实践性唯物史观"作为凝聚该新时代内在精神底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以人民普遍享有充分均衡普善生活为该新时代得以可能的前提,以关于该前提的判定为逻辑起点,以该前提内在要求为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终极根据,来建构组织和框定其具体内容的概念框架,初创性地建构起了双重普善取向的实践方式、解放主体实践性普善在场机理、实践能动性内在矛盾、基于民族命运间性均衡协调治理的普善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回应了时代亟待解答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新时代坐标中的继承性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历程——从李大钊、瞿秋白到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是一个由传播理论本身到运用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并产生新的理论成果的过程。从李大钊、瞿秋白到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表层到内里、由理论传播到创新运用的思想历程。

关学大儒冯从吾哲学思想述论

冯从吾是晚明关学大儒、著名理学家,他在关中书院的讲学活动不仅将明代关学推向了其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也使关学完成了心性化的转向。冯从吾以儒佛之辨为为学的第一步,将"理"作为辨别儒与佛老的根本,并以此为基力辨心性;冯从吾对当时流行的"无善无恶"说进行了批评,认为此说违背了孟子的"性善论"而堕入佛老之中;针对晚明学术思想的分歧,主张会通朱、王,尽力将本体与工夫统一起来,以为惟此方可避免流于玄虚与支离。冯从吾构建的"本体工夫合一"的理论体系,此后深刻地影响了清初关学的发展。

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现代化的机缘与价值--以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为中心

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给中国人带来的"保国保种"之民族危机视为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建构古今中西智慧资源交融的人生哲学,成为诸多时贤的重大难题。与西化派对垒的现代新儒家援引西方哲学理论方法,反思传统并以接续中华民族文化慧命为己任,建构了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的新型理论形态——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由于所关涉问题的悬疑性与延伸性,及其学说自身的内在价值,使这种理论至今仍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儒学的社会化与社会化的儒学——梁漱溟文化哲学简论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重构社会组织系统。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体系通过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实践诸层面获得展开,展示了与熊十力、牟宗三等不同的致思理路,较为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特点,是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重要创获。

从“六有”到“东铭”:张载哲学的另一层面

张载是关学的开创者,也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张载哲学及其关学学派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四为"与《西铭》上。从"四为"出发,固然可以看到张载为儒学"造道"的远大志向;抓住历代的《西铭》诠释,也可以理解张载的民胞物与情怀。但张载哲学并不仅仅是"四为"与《西铭》,支撑其"四为"与《西铭》的"六有"与《东铭》,不仅构成了张载思想得以形成的具体修养,而且也促使其从现实人生出发走向为儒学"造道"的"四为"与表现儒家民胞物与情怀的《西铭》。从这个角度看,就必须承认"六有"与《东铭》不仅构成了张载哲学的现实出发点,而且也是其"四为"志向与《西铭》情怀之所以成立的坚实支撑与主体基础。

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探究

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既不在于从事哲学史研究的人太多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太少了,也不在于错把哲学史研究当成了哲学研究。从外在的表现来看,问题的症结恐怕在于:在国内哲学界,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是相当普遍的理论现象。造成这种理论现象的学理根源,一方面在于国内通行的哲学二级学科和哲学类研究生专业的划分模式及其缺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所进行的哲学史研究主要是立足于"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之上的,而未能转向"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

试析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兼评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当代新儒家的"新外王学"的存在已经是一个理论事实,李明辉的新著《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可被看作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存在和延续的又一佐证。但是,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乃是一种抽象观念的排列组合的结果,是以对"现实"的思想过滤或者将"现实"排除在其视野之外为前提和特征的。反过来,这也决定了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从根本上丧失了面对"现实"的维度和内在理论能力,换言之,在"儒家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观念性嫁接和融通中,真正的政治哲学思考尚未开始。

走出现行哲学分类之“藩篱”

近年来,国内现行的哲学学科设置引起哲学界不少学者的关注和质疑。本刊特邀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赵敦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张曙光教授、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李翔海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袁祖社教授,就此问题进行专题研讨,并期盼当代学术界将中国现行的哲学学科体系作为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来思考。

“氣”与“気”:葛艾儒对张载哲学的诠释

美国学者葛艾儒,遵循哲学概念分析法,以原始意义上的"氣"和凝聚意义上的"気"作为诠释架构,从宇宙论、人性论等方面重新建构了张载哲学的现代体系;他辨别张载之学与程朱之学的异同,批判牟宗三以及冯友兰的张载哲学研究,展现出严谨的诠释精神。葛氏张载研究具有的概念分析法和文献学基础的诠释特色,也颇具启发意义。为了拓宽张载研究的广度,海外张载研究亟待学术界给予更多关注。

中西文化比较模式与先验哲学框架——牟宗三儒家“新外王学”建构的理路及曲折

牟宗三的儒家"新外王学"理论建构,同时依赖中西文化比较模式与先验哲学框架。在其理论展开过程中,这两种理论分析框架之间既循环互证又相互转换,但两种理论分析框架之间难以避免的相互矛盾和捍格难通,使其致思理路极尽曲折而又难以自圆其说。在对其儒家"新外王学"的前后三次"理论综述"中,为了化解中西文化比较模式与先验哲学框架之间相互纠葛所引发的理论缺陷和逻辑混乱,理论展开的理路、角度和论点不断地被变换和修正,而在这种变换和修正中,牟宗三的儒家"新外王学"也通过理论的退却而走向自我终结。

冯友兰与牟宗三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

当代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外在理论表现就是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而造成两者之间相互脱节的深层学理根源之一就是,我们从事哲学史研究的方法出了问题。作为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哲学史家和哲学家,冯友兰和牟宗三集两重角色于一身的事实或许正好说明,他们所从事的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并不是相互脱节的,他们进行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与我们有所不同。因而,回顾、反思和分享两位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对于增强哲学史研究的方法意识,促进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刘古愚对《大学》的诠释及其思想史意义

与康有为并称为"南康北刘"的清末大儒刘古愚,在时代激变之际,以托经议政为进路,以"尊崇古本、宗本阳明、中体西用、通经致用"为原则,对融内圣外王为一体的《大学》在今文经学视域内展开创造性的诠释,提出"格物必以伦理为本""诚意为《大学》之最要"等创发性观点,体现出"脱略考据训诂,阐发微言大义;侧重政治维度,构建王道政治;融贯中西思想,以期通经致用"等鲜明的经学特质。刘古愚的《大学》诠释从版本、义理、特质三个相分而又关联为一体的角度全面显豁出一代经师的学术旨趣和现实关怀,以个案的形式一方面拓展《大学》的诠释维度,丰富《大学》的意义世界,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推动今文经学在清末的复振,有改于清代经学通经而不求致用的学术风气。

从场有哲学“根身性相学”看《老子》的“道”论

场有哲学体系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即"相对相关性"和以此为方法的"根身性相学"。"相对相关性"是场有哲学的场性,非实体主义是其基本的特征;"根身性相学"是"泰古人自我反省其根身(肉体形躯)生长变化的基本情状和性相的学问",人的意义世界正是通过其"形上姿态"得以开显的。"道"是"无相的实有",是人类经验的原始混沌,从足、从首,故"道"的原始意义是会直立行走、会说话、会思想的人。道体是有与无、蕴与徼一体之两面;有无、蕴徼、始德和元德等,都是超切的关系。从上述关系和特征切入,"道"与"无""有"、"道"与"一"、"道"与"德"等关系及诸多命题都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从这些方面把握老子的道论,不仅能重新认识和发现老子,且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