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的安全向度——兼论公共管理学发展中的安全风险及其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学的恢复发展,公共管理学逐渐在中国建立起来。公共管理学是一门治国理政之学,天然地具有对安全的关切,其安全担当因治理的复杂性而不断增强。公共管理学的安全向度体现在“内向”和“外向”两个方面,内向安全涉及公共管理学的学科身份认同问题,外向安全涉及公共管理学的治理功能发挥问题。发展至今,公共管理学依然面临“身份危机”,同时也要应对“西方中心主义”诱致的教育安全风险。要化解身份危机必须校准认知和注重创新,充分认识公共管理学是对公共行政学的扬弃;要推进教育安全风险治理必须站稳“中国化”的原则立场,运用“批判性”的思维方法,采取“大历史观”的研究视域,推动“安全教育”的全过程实施。

技术治理视角下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风险与防范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维护公共安全中的广泛应用,技术治理成为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显著趋势。技术治理促进公共安全治理开放化、规范化和法治化,是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关键。技术治理是新时代满足人民群众安全需要的必然选择,是充分利用信息科技手段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客观要求,是响应基层社会由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重要工具。然而技术治理在创新公共治理方式、增进社会安全稳定的同时,也存在技术发展滞后安全需求、“技术利维坦”、治理共同体缺失、技术革新代替体制变革等风险。因此,建议采取加强技术创新,完善技术监管,健全公共安全治理共同体,加强制度建设等风险防范策略,规范公共安全治理行为,化解技术治理风险,建构契合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技术治理新模式。

粮食安全视角下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执法问题研究——基于400个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

粮食安全关乎国运民生。当前,我国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突出,对粮食安全造成一定威胁,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虽多次加大对农村乱占耕地建房的执法力度,但执法效果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文章通过对筛选的400个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当前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执法仍存在执法权横向划分不明确、基层执法权纵向配置不合理、综合执法力度不足、执法队伍业务水平不高等问题,并提出明确划分执法权限、推进部门综合执法、下放行政执法权、提高执法队伍业务水平是突破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执法困境、守牢耕地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因应之策。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政府数据安全治理的机遇、风险及应对

[目的/意义]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推动数据要素高水平安全的新动力,是助力政府数据安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是实现政府数据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优势。[方法/过程]本文基于政府数据安全治理“黑箱阶段—灰箱阶段—白箱阶段”的全生命周期流程,剖析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各阶段所引致的机遇与风险,并提出应对策略。[结果/结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最大化发挥其在事前监测预警、事中应急响应、事后反馈评估的赋能作用,但也伴随着可能产生数据泄漏、决策失误、主体性危机等治理风险。而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精细化治理、健全全域政府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培育全链路政府数据安全治理能力,是保障生成式人工智能良技善治的重要策略。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养蜂业发展问题研究——以陕西省汉中市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例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影响深远、危害严重、时间跨度大等特点,既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也对各行各业的发展带来巨大考验。养蜂业对于农业乃至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极易陷入发展困境。因此,如何解决养蜂业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陕西省汉中市养蜂业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例,采用电话调查、网络问卷和实地调研的方式对陕西省汉中市100家蜂场进行了调查,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提出养蜂业在面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应对措施,为推动养蜂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为以后养蜂业面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提供参考。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西安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

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是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的客观要求。新型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人民群众对卫生健康提出更高的需求。从应急管理预案、体制、机制、法制等4个方面,分析西安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现状。结合新冠疫情防控实际,从政府责任、多元主体关系、资源配置、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探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西安市应当强化公共卫生法治建设、提高依法防控能力,补齐公共卫生服务短板、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机制、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完善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健全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完善物资生产储备制度、建立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农林院校科技工作者参与农村公共服务动因及其作用机理研究

如何发挥农林院校社会服务在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有效激励农林院校科技工作者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村公共服务之中,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构建以“公共服务动机-客体需求-制度环境”作为参与农村公共服务动因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农林院校科技工作者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实证分析参与农村公共服务动因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公共服务动机在客体需求、制度环境对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系统性失衡可能制约公共服务政策吸引力对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积极影响。建议出台有利于激发公共服务动机、刺激客体需求、优化制度环境的配套政策体系,依托综合动因激励体系探寻促进农林院校科技工作者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路径。

海外利益安全保护中的情报保障工作研究

[研究目的]在中国的海外利益持续扩大的新形势下,提升情报保障工作水平对维护中国海外利益安全极为重要。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总结当前情报保障工作的经验并反思不足,进而寻找提升方向。[研究方法]定性分析中国海外利益安全保护面临的新形势,归纳总结情报保障工作存在的不足,运用战略思维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研究结论]当前中国海外利益呈现诸多新特征,相应的情报保障工作在搜集能力、情报质量、人才培养、数字化进展、国际合作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因此需要加强机构间协调配合、整合现有资源、加强人才培养、提升情报数字化科研水平,并寻求扩大国际合作。

新业态从业人员工伤保险制度建构的法理基础论纲

建构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工伤保险制度业已成为当前党和国家政策及社会法领域的重要议题,但亟需厘清其法理基础,其中工伤保险制度的性质定位是“总开关”。通过“源流考镜”,工伤保险制度缘起于侵权责任法归责原则的变革,该变革下强化的个别雇主(损害填补)责任需要雇主责任保险制度等实现工伤风险分担的初步社会化,在这一过程中对雇主责任保险制度等的探索也形成了工伤保险制度的重要“技术储备”。彻底的风险分担社会化只能是建立工伤保险制度,基于公法力量的介入,工伤保险制度得以初步形成,且单个雇主责任的保险化样变使其最初呈现出劳动法属性。随着“以超越于总资本之上的国家担负起防止、补偿(工伤)的最终责任”理念的发展,工伤保险制度超越劳动法属性而正确回归其社会保障法的本质规定性:保障所有可能遭受工作(职业)伤害风险的职业群体。体认到这一点,叠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和共同富裕的价值自觉,新业态从业人员工伤保险制度建构的法理基础得以自然而然地呈现。

“三治融合”何以赋能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基于内生动力的视角

内生动力不足是困扰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的重要因素。文章以西安市长安区四皓村美丽乡村建设为例,分析“三治融合”如何激发内生动力进而赋能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首先,“三治融合”构成的农村“现代公共规则”与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中的认同、参与、资源等基本要素相嵌合;其次,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机构,通过“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形成内外部力量的有效互动,构建不同价值的双重循环,搭建个体与集体间的利益关联,产生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中的内驱力;最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不能仅依赖外部力量的介入,内外力量的互动是农村发展过程中内生动力生成的逻辑前提,构建村民个体与村社共同体的关联和认同是关键。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诉源治理“三端共治”机制研究

新时代“枫桥经验”逐渐从党领导基层治理与群众工作的经验发展为全局性综合性的社会治理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理论贡献。诉源治理“三端共治”机制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司法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时代主题的法治回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主动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着力打造“三端共治”机制模式,解决前端预防不足、中端化解失灵、末端控制欠缺的问题,提升“前端、中端、末端”全流程诉源治理能力,融入网格化、多元化、智能化解纷体系,让矛盾纠纷化在源头、解在诉前、消在萌芽。

复合型灾害中公众多重应对行为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现代灾害风险正日益呈现鲜明的复合型特征。复合型灾害充斥着不确定性、紧急性与威胁性,使灾害来临时的个体应对行为实施面临着信息冲击更为混乱、决策时间更短、风险程度更高等严峻挑战。灾害情境的变化给传统灾害风险与应急管理模式带来了冲击,也对公众的多重应对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研究从2022年9月四川省部分地区居民经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地震自然灾害的复合型灾害场景出发,通过案例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复合型灾害中公众多重应对行为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展开探索。研究结果表明,科学的个体权衡和信息环境等因素显著影响公众的多重应对行为效能,公众在复合型灾害应对中能否做出有效的多重应对行为,是增强社会防范和应对处置灾害事故能力、提高自救、互救能力的关键。据此,应将风险情境变动特征纳入灾害宣教体系,加强灾变情境下信息整合与资源配备能力建设,同时积极制定复合型灾害应急预案并展开应急演练。研究为提高全社会抵御复合型灾害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提供了有益启示。

农村妇女全面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认同与生成机制

农村妇女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道路上的重要力量,具有全面参与乡村振兴的诸多优势。农村妇女数量比例较高,具有头脑灵活、细腻温柔、包容仁慈等性格上的天然优势和因地制宜的地理优势,这些优势使其能深度参与乡村振兴。然而,实践调研结果显示,农村妇女全面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认同明显不足,其全面参与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和能力未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认可与支持,从深层次上影响到农村妇女全面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效果。社会认同理论对于解释新发展阶段农村妇女全面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融入、消减歧视、心理认同,以及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基于两项社会实践调查,结合社会认同理论提出生成“平等对话”“组织支持”“因人施策”等社会认同机制的对策建议。

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回报率估计及教育减贫效应研究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推动欠发达地区农户实现持续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举措,在新时期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回报率进行估计并测度教育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欠发达地区农村长期跟踪调研的4年面板数据为基础,对欠发达地区农户的教育回报率进行估计,并定量分析教育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18—2021年欠发达地区农户的教育回报率在3.11%—5.39%,使用面板数据测算的农户教育回报率为2.57%,欠发达地区农户的教育回报率相比其他学者研究所得平均教育回报率为6%左右的研究结论仍较低,一方面是使用长期面板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收入波动的影响和内生性问题,得到更为真实的教育回报率,另一方面也表明欠发达地区的农户总体教育水平仍较低,是阻碍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教育扶贫政策减贫效应的研究结果表明,参与教育扶贫政策的农户较未参与教育扶贫政策的农户其收入有所提升,但幅度较小,教育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

国内改革与国际造法对比视角下国有企业的法律风险与应对

在积极主动对标CPTPP等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国内改革与国际造法之间的差异可能导致的风险亟须得到识别和应对。从国有企业的界定和义务两大方面对比国内改革与国际造法可以发现,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第二类商业类国有企业在国际造法中定位不明确和商业类国有企业的部分义务标准过高。该风险以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被认可为基础,以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为核心,集中表现为国有企业商业性的判断,以国有企业非商业性活动的分类为难点。未来,中国参与和接受国际造法时应注意扩大国有企业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范围、警惕商业考量条款,并合理利用例外条款。

数据交易企业策略及政府监管激励——基于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

识别数据交易实践的薄弱环节,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构建“企业-企业-政府”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模拟演化稳定策略,识别影响数据交易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交易会因数据异质性、数据转化能力、市场信任度而增加,因交易成本、竞争力减损而减少;违约金具有“奖优罚劣”的双重作用,但需设置科学的赔偿力度才能发挥制度优势;政府监管的影响较小,政府补贴的作用更突出,二者相互配合更有利于发挥政策引导作用;促进数据交易的有效方法是提高数据质量和数据转化能力、加强企业互信、防范合同风险、保障数据安全、完善监管激励机制。

从资本逻辑到人本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超越

西方现代化道路是资本逻辑主导下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并不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人本逻辑主导下,克服和超越资本全球化无序扩张的必然途径,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立在世界“普遍性交往”和跨越社会形态的基础上,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现实性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它的原生特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它的本质属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处于“两个必然”的大时代,形式上是后发外生型,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人本逻辑为主导,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要成果,突破了资本逻辑主导下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困境,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理论、制度和文化三位一体格局上的历史性超越,开启了人类探索现代化多元图景的世界社会主义时代。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的实践考察及立法回应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的宅基地“三权分置”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安排之一。将宅基地“三权分置”表达为“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租赁权或经营权等”是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的必要理论支撑。社会实证调研结果显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实践探索面临农村“房地一体”的确权登记发证尚未完成,试点地方规定形式多、内容不明确,盘活利用方式单一,盘活利用管理主体职责不清等诸多现实障碍。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需要立法回应。建议加强农村“房地一体”的确权登记制度;制定“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办法”;对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多种方式进行规范;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主体职责。在厘清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权利体系表达的基础上,构建可适用于全国领域的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法律规则体系。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定位与制度变革——基于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实践考察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农民共同富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经济组织。实践探索表明,在中国大多数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宅基地“三权分置”等农村改革中定位不清、功能发挥不力,影响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制约了农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基于“实践探索+实践反思+制度完善”的研究思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研究视角,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的实践场域,提出实现农民共同富裕,需着重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造富”与“分富”功能,并将“造富”作为当前阶段的首要任务,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私法主体身份,赋予其集体土地的管理、处分权能和部分收益权能,构建更加具体的法律制度,完善配套制度,改进相关机制,充分调动其主动性、积极性和责任心,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研究特点及学科发展——基于2013—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据的分析

国家安全学于2020年被设置为一级学科,新学科门类下的新学科基础薄弱。本文以新时代以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中攸关“国家安全”的1010个项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立项年度、数量、类别、学科、单位、地理位置、所属系统、题目、项目负责人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提炼出当前国家安全学研究内容紧扣国家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体现跨学科交叉研究、紧密结合人民安全需求、紧跟学科新发展等四个新特点,并据此提出国家安全学学科发展思考及建议,为加速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