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与中国内地：趋势与机遇

1985年，几位热爱仲裁的商业和法律人士创立了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下称“HKIAC”），并在香港法下注册为“担保有限公司”。香港法下的这类“公司”，在内地现有法律体系中找不到对等的概念。

致力提升香港作為國際仲裁中心的地位——專訪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聯合主席袁國強資深大律師

《中國法律》:《兩地保全安排》自去年生效以來受到業界廣泛關注,請問HKIAC目前實踐情況如何?袁國強:如你所知,根據去年10月1日生效的《關於内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下稱「《安排》」),仲裁地為香港且由HKIAC管理的機構仲裁案件當事人可向内地人民法院申請仲裁保全,包括財產保全、行為保全和證據保全。

仲裁的全球本土化——国际标准和本土文化的挣扎

本文审视仲裁这种半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如何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并且怎样与中国＂非对抗式＂的法律传统相互作用。通过研究仲裁在中国移植的例子,本文企图论证本土文化与传统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仍然具有强烈的生命力。一方面,在人们通过参考本土的概念来翻译那些舶来的词汇,并使之概念化的过程中,国际规范被本土化了,这就是所谓的＂地方化的全球主义＂;另一方面,当本土的理论、观念、实践措施以及制度规范被投射到国际领域的时候,它们也实现了自身的全球化,即＂全球化的地方主义＂。本文提出,国际仲裁的发展将会是一个＂国际本土化＂的进程,它体现了法律全球化和本土文化传统的综合影响。

仲裁员与仲裁当事人法律关系模型的困境及其解决

英国法传统上将仲裁员与仲裁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视为合同关系。根据《德国仲裁法》,仲裁员合同是通过仲裁当事人与仲裁员之间的要约与承诺形成的。在排除公权力干预的前提下,对争议进行公正、有效的仲裁,也包括确保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不受仲裁员与双方仲裁当事人法律关系影响,是仲裁员、指定仲裁员的仲裁当事人以及对方当事人的共同利益诉求。仲裁员追求的经济利益,超出对方仲裁当事人所预期承担的部分的利益诉求,即便存在仲裁员与指定仲裁员的仲裁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也应当服从于对争议进行公正、有效仲裁的诉求。仅从合同法出发解释仲裁员与仲裁当事人法律关系将无法满足仲裁员和双方仲裁当事人在仲裁方面共同的关于仲裁公正、有效地进行以及取得恰当的经济利益的利益诉求。仲裁员与仲裁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个复合的法律关系,包含了以提供仲裁服务为标的的合同法律关系和以作出仲裁裁决为标的的身份法律关系,前者的依据是以仲裁员为一方,以双方当事人为另一方的双方当事人合意,后者的依据是法律的相关规定。

仲裁庭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及其关联合同项下争议的管辖权限——以锡锭、钢板和设备零部件买卖合同为例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往往涉及国内外的多方当事人,一个合同的买方往往就是另一个合同的卖方。笔者结合三十多年来作为仲裁员参与审理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典型案例,即锡锭、钢板和设备零部件买卖合同案,就仲裁庭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及其关联合同项下争议的管辖权限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笔者认为,仲裁庭的管辖范围原则上仅限于含有仲裁条款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项下的争议事项,而不涉及与该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相关联的货物买卖合同。按照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普遍认可的“仲裁庭自裁管辖原则”,仲裁庭有权依据应当适用的仲裁规则或法律对其是否具有管辖权作出决定。法院和仲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诉讼或仲裁请求对同一标的物行使管辖权是相互独立的平行关系。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尽管关联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与主合同不同,或者关联合同中并没有仲裁条款,但是如果申请人根据含有仲裁条款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向合同约定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仲裁庭也可以根据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对主合同和关联合同项下的争议行使管辖权,但须主合同与关联合同的当事人相同,且合同标的物相同或基本相同。

关于可仲裁性(一)

“可仲裁性”(arbitrability)的课题与管辖权(jurisdiction)常有混淆,特别像在美国法院是混为一谈。笔者把管辖权问题视为主要出自: 1．双方的主合约存在(existence of main contract)与否之争。因为有太多争议可导致这方面的问题,如“误述”(misrepresentation),“胁迫”(duress),“非法”(illegality),“错误”(mistake), 等等。

关于可仲裁性(三)

七、英国英国是伦敦仲裁在国际上大受欢迎的形势下最主要的受惠国。可推想到,英国不会有太多的“不可仲裁”(non-arbitrable)争议事项,特别是在国际仲裁上。 (一)欺诈以往的1950年《仲裁法》,Section 24(2)针对“欺诈”(fraud)曾有特别规定如下： "Where anagreement between any parties provides that disputes which may arise in the future between them shall be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and a dispute which so arises involves the question whether any such party has been guilty of fraud, the High Court shall, so far as may be necessary to enable that question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High Court, have power to order that the agreement shall cease to have effect and power to give leave to revoke the authority of any arbitrator or

关于可仲裁性(二)

(接上辑) 六、美国美国是普通法／案例法国家,它有过不少重要先例(多数是去了最高的Supreme Court)有关这“可仲裁性”(arbitrability)。这包括在劳资雇佣/纠纷、“反托拉斯”(anti-trust)、证券法、提单、“集体诉讼”(class actions)等方面。看来,美国法院近年来与其他西方先进国家—样,趋向大力支持与开放仲裁。以前曾经是“不可仲裁”(non-arbitrable)的争议事项,近年来许多有了180度的改变。接下去详论。 (一)

夯实社会组织走向治理现代化的法律基石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组织进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期。这些社会组织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进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创新社会治理、激发社会活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值得充分肯定。虽然社会组织的主流是好的,但少数社会组织缺乏对法律的信仰与敬畏之心,存在着违法失信甚至屡罚屡犯的不良现象,贬损了社会组织的公信力,滋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果。

内地仲裁裁决在香港法院执行中的公共政策问题

公共政策是《纽约公约》框架下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传统抗辩事由,但由于其理论具有一定模糊性,导致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安排》引入了公共政策机制,以调整内地与香港仲裁裁决的相互执行程序。在各国法院对公共政策进行严格解释的大趋势下,由于两地道德观念相通、国家主权相同,为了更有效地促进两地司法协助的开展,两地在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中应取消公共政策机制的束缚。

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下的《新加坡调解公约》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的落地为国际商事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的直接申请执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本文是对《新加坡调解公约》制定的背景、内容,与我国法律体系的衔接,对我国产生的深远意义以及加入公约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的全面分析。

内地与香港《安排》实施六周年之回顾——兼论香港法院执行内地仲裁裁决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安排》以区际协议的方式解决内地与香港仲裁裁决的相互执行问题,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安排》在执行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新的法律问题。透过香港高等法院及终审法院的判决,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法院在公共政策以及对强制执行内地裁决的限制等问题上的立场。通过对《安排》适用范围及裁决终局性等问题的理论分析,不难发现其中潜在的法律漏洞。两地需要以发展的眼光、务实的精神在适当的时候对《安排》作出修订和完善,从而为两地法院指出一条科学的仲裁裁决执行之路。

论仲裁的机密性(上)

感谢杨良宜、莫世杰先生将其最新论著的其中一章“仲裁的机密性”授权本书刊登。该文对“仲裁的机密性”这一论题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序言、英国普通法下的仲裁机密、其他国家/地区对仲裁的机密性的看法、仲裁规则及仲裁条款、违反仲裁机密的救济、仲裁的机密性与公众利益、仲裁的机密性与刊登仲裁裁决书、实务与总结几个方面。鉴于该文篇幅较长,本丛书拟分期刊登。本期刊登的是第一部分“序言”和第二部分“英国普通法下的仲裁机密”中的部分内容(仲裁机密的来源及性质、谁对仲裁有保密责任、仲裁保密责任的适用范围)。

关于自裁管辖权原则应用于我国仲裁实践的思考

自裁管辖权原则已经被世界多国的立法和仲裁实践所接受,本文从一个实际案例出发,引发对该问题的讨论。继而通过国际条约和其他国家法律与我国相关规定的比较,得出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主要不足,并提出若干针对性建议,包括取消仲裁委员会对管辖权异议的决定权,确立自裁管辖权原则,取消法院在仲裁管辖权异议中的优先决定权,修改为仲裁庭优先原则。其中,对于仲裁庭组建之前的管辖权异议处理,本文也提出了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