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地理位置数据的研究

基于制度理论,并基于277个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的地理位置数据,以2009—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红色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红色文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而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正式制度环境的完善会削弱红色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管理者的绿色创新意识和奉献精神是红色文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两条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红色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所在地公众环保意识更强的企业中更显著,而企业所属行业是否亲近消费者对此促进作用的影响并未有显著不同。研究结论从微观企业角度揭示了红色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作用机理,为解决红色文化“本体论”困境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亦为政府部门重视红色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社会治理功能提供了管理启示。

股东环境积极主义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股东治理视角,以2013—202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股东环境积极主义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股东环境积极主义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结论在系列内生性检验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提高企业管理层环境关注度,是股东环境积极主义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机制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股东环境积极主义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较强、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国有产权性质企业中更加显著。结论可丰富企业绿色创新前置因素研究,拓展与深化股东积极主义研究,从而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治理主体权责边界与国有企业创新——来自党委前置研究清单的证据

本文以《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党委前置研究清单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厘清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厘清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机制检验表明,增强企业政策感知能力、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加快企业动态调整速度以及鼓励股东尤其是非国有股东积极参与企业治理,均是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厘清促进国有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厘清的创新效应在面临历史和行业期望落差、存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处于命脉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本研究为国有企业进一步厘清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并发挥其创新效应提供了理论借鉴与经验证据。

商道文化与社会网络双重属性作用下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异地商会的商道文化与社会网络双重属性,实证检验了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加入异地商会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代理成本在企业加入异地商会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存在“异地商会—社会资本—代理成本—企业创新”这一链式中介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的异地商会数量越多,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国有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非国有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其发明创新和非发明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

企业盈余管理与政府补贴绩效:区分创新补贴与非创新补贴

利用2009—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为获取政府补贴是否采取了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及其相应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企业盈余管理迎合了政府补贴的差异化补贴标准,而且企业盈余管理弱化了政府补贴的补贴绩效。具体而言,正向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企业获得的创新补贴越多,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小;负向应计盈余管理或负向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企业获得的非创新补贴越多,非创新补贴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越小。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与持股比例较高的机构投资者可以有效抑制企业通过正向应计盈余管理获取创新补贴与通过负向应计盈余管理获取非创新补贴的迎合行为,同时,持股比例较高的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通过负向真实盈余管理获取非创新补贴的迎合行为亦存在一定的治理效果。研究不仅有助于在理论上厘清企业盈余管理与政府补贴的关系,而且对实践中政府创新补贴与非创新补贴的科学配置亦具有重要启示。

公司年报MD&A中的管理层诚信承诺:真实盈余管理之后的道德掩饰行为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真实盈余管理与管理层诚信承诺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在进行真实盈余管理之后,更倾向于在公司年报MD&A中做出诚信承诺,证实管理层在负性道德情绪之后会作出道德掩饰行为;当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时,真实盈余管理与管理层诚信承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说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提高会增强管理层在负性道德情绪之后的道德掩饰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在真实盈余管理之后并未显著提升公司下一期的慈善捐赠与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和降低公司下一期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及代理成本,而管理层在真实盈余管理之后作出诚信承诺并不会影响分析师对公司未来市场估值的判断,亦不能降低公司未来被监管问询的概率,且不会影响公司未来财务业绩、违规与否或诉讼风险。研究还发现,当管理层面临较高的道德压力时,真实盈余管理与管理层诚信承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本研究对学者们从负性道德情绪的角度研究高管行为具有理论启示意义,亦为投资者审慎投资、审计师提高审计质量及监管者进行有效监管提供了参考。

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企业绿色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与环境保护具有双重贡献。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高管参与会显著抑制企业绿色创新,且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两权分离会强化这一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较之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女性高管参与对绿色发明专利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在女性高管参与抑制企业绿色创新的机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女性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民营产权性质、位于内陆地区、两职分离的企业中,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为企业绿色创新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研究结论对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及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具有启示意义与参考价值。

相对资源水平对连锁董事网络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

引入网络结构熵,使用Matlab软件编程计算连锁董事网络企业节点结构嵌入性,以此度量连锁董事网络,并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样本,探讨相对资源水平对连锁董事网络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相对资源水平提升,契合连锁董事网络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这一情境的理论基础逐渐从资源依赖理论转变为代理理论,企业资源利用率下降、代理成本上升,导致连锁董事网络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消极影响增强。通过相对资源水平将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整合至同一研究框架,对连锁董事网络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描述,并为企业有针对性地选择连锁董事关系合作伙伴提供参考。

企业行为理论视角下的家族企业异质性、R&D投入与企业价值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视角界定家族企业的异质性,并以2007~2012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家族企业R＆D投入的影响因素与异质化价值效应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当家族企业的实际绩效低于期望绩效时,期望绩效差与R＆D投入强度正相关;反之,实际绩效高于期望绩效时,期望绩效差与R＆D投入强度负相关。2当实际绩效低于期望绩效时,R＆D投入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反之,实际绩效高于期望绩效则导致其减弱,甚至丧失价值效应。

环境不确定性、连锁董事网络位置与企业创新投入

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连锁董事网络关系长期稳定嵌入于企业之中,成为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和信息的重要来源。位于连锁董事网络中不同位置的企业获取和控制资源的能力所有差异,进而影响其创新行为。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2008~2014年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结构性嵌入的角度实证研究了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连锁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网络中心度以及结构洞的丰富程度均与企业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表明位于连锁董事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能够利用其位置优势管理外部资源依赖,促进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研究尚发现,这种促进作用受到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的负向调节,即环境不确定性削弱了连锁董事网络中心位置对企业创新投入的积极作用。

基于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中介效应的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的中介视角,研究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2009~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政府补贴越多,企业创新投入越大;②融资约束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即政府补贴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③企业风险承担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即政府补贴通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④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因企业所属产权性质、行业性质及制度环境的异质性而存在差异,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亦因此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及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高的企业中更大。

家族涉入的异质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市场化程度与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本文将家族涉入按照所有权涉入、控制权涉入、管理权涉入进行分类,以2012-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家族股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家族管理涉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正式制度环境因素市场化程度与非正式制度因素政治关联对此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家族股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均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家族管理涉入则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2)市场化程度对家族股权涉入、家族董事会涉入、家族管理涉入各自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均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而政治关联对家族董事会涉入、家族管理涉入各自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亦起到负向调节作用,但政治关联对家族股权涉入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本文揭示了家族涉入的异质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能够为家族企业通过调整家族涉入的方式与程度而促进创新与发展提供启示,亦能够为政府制定宏观政策、完善制度环境、引导家族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提供参考。

组织冗余及产权性质调节作用下连锁董事网络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结合资源依赖理论与代理理论,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以2008~2015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连锁董事网络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分析了组织冗余作为企业内部资源存量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这种调节作用的差异。研究发现:不同的连锁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存在差异,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负向抑制作用,结构洞指数对企业创新投入则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连锁董事网络中,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会受到组织冗余程度的负向调节,结构洞指数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则会受到组织冗余程度的正向调节;较之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组织冗余程度对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投入负向关系的增强调节作用更强,对结构洞指数与企业创新投入正向关系的增强调节作用则更弱。

传承者特征调节作用下代际传承阶段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以2012~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代际传承阶段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考察传承者特征变量父辈创始人身份和二代内部历练时长对此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较之于未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处于二代参与管理阶段的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会更低;较之于处于二代参与管理阶段的家族企业,处于二代接收管理阶段的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会更高。(2)父辈创始人身份对二代参与管理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二代内部历练时长对二代接收管理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中国企业国际化背景下的制度距离文献计量分析

基于对从WOS数据库中精简搜索、以制度距离为主题的1 047篇文献进行科学计量分析和数据挖掘,并将可视化结果绘制成知识图谱,系统阐述了制度距离的理论溯源、核心议题及研究内容,构建了制度距离演化的整体架构,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结构化的脉络,能使中国学者更好地运用其探讨新常态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问题。

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企业—社会互动视角

本文基于政府—企业—社会互动视角,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了政府资源倾斜、社会媒体关注在这一影响中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政治关联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其在企业绿色创新实践中主要发挥“资源效应”的作用;高管政治关联主要通过两条相互交织的路径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一是获取政府补贴,缓解企业研发资金压力,二是形成社会监督,倒逼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政府资源倾斜、社会媒体关注会相互调节对方在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即政府资源倾斜越强,社会媒体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反之亦然。本文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协同互动,最大限度地发挥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良性激励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管理启示。

家族超额控制与家族企业创新:激励效应?抑制效应?——基于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考量与家族管理涉入之故,家族企业控制权结构具有其独特性,其本质特征在于家族在公司治理不同层次实现超额控制。本文将家族超额控制研究拓展至股东会、董事会及经理层等三个不同层次,以2003-2012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就家族超额控制对家族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承载股东会家族超额控制之义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之两权分离度对家族企业创新表现为抑制效应,董事会及经理层家族超额控制对家族企业创新则均表现为激励效应。中国家族企业切忌为了保护家族社会情感财富或单纯基于家族管理涉入考量而异化家族超额控制,而须通过不断优化股权结构、合理配置家族管理涉入来促进家族超额控制的结构性创新,并藉此促进其创新水平的提升。

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国运营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分析

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着运营商的竞争环境,并对运营商的业务战略与运营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重点以中国三大运营商为例,对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国运营商的数字化转型进行了PEST与SWOT分析,并藉此构建了中国运营商数字化转型的PEST-SWOT模型,提出了中国运营商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选择:(1)强化数据变现方式,实现商业模式转型;(2)加强战略业务转型,促进增长渠道拓新;(3)加强组织单元重塑,实现平台治理优化;(4)强化自主研发能力,引领竞争业态升级。本文既对中国运营商的外部竞争环境进行了分析,亦对中国运营商自身的资源与能力进行了审视,有助于中国运营商构建与融入新的数字经济生态,拓展商业增长模式,进而在新的竞争业态下基于数字化转型与平台治理优化而实现持续稳定的健康发展。

关于制度环境、政治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多重关系模型与实证研究

将制度环境、政治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并藉此构建了一个关于制度环境、政治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多重关系模型,以2012～2015年中国A股民营高新技术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了系列相关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企业研发投入越低;(2)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政治关联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3)政治关联与融资约束负相关,政治关联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4)政治关联对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负向关系能够起到正向调节作用;(5)随着制度环境的完善,政治关联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不再显著,政治关联对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亦会弱化。

媒体关注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的影响——家族所有权、家族管理涉入的调节作用

纳入企业双重代理成本与家族社会情感财富因素,选取2011—2015年中国A股家族上市公司2717个有效样本,实证分析媒体关注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的影响,并考察家族所有权与家族管理涉入两个家族企业特征变量对上述影响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媒体关注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具有抑制作用;家族所有权比例越高,媒体关注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的抑制作用越强;家族管理涉入会弱化媒体关注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能够为政府税收监管、家族控股股东治理以及投资者保护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