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牧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困境与出路

以“两件大事”为主抓手推进内蒙古现代化建设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从牧区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看,内蒙古牧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对完成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具有重要意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内蒙古牧区积极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在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发扬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强抓精英人才培养、筑牢草原根基等方面积累了一些值得推广、可资借鉴的经验。但在实践中,牧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仍面临着草原生态局部好转、整体退化局面未得到根本转变,畜牧业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缺失,持续改善牧民生计保障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新时代,内蒙古牧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应以史为鉴,明确牧区战略地位,在持续推进牧区现代化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完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不断提升绿色有机畜产品的品牌价值,进而推动牧区畜牧业现代化进程。同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全方位提升集体组织对牧民生计改善的保障能力。

黄河流域五大城市群PM_(2.5)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探讨

以黄河流域5大城市群82个城市为研究区域,选取2016—2020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的环境空气颗粒物(PM_(2.5))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研究PM_(2.5)的时空分布特征和空间异质性的主要驱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PM_(2.5)年均值的变化大体呈倒“N”型,季均值变化呈先降后升的周期规律性的“U”型。(2)在空间分布上,形成了黄河下游>中游>上游的梯度递减空间差异格局,并有逐渐下降的趋势。(3)PM_(2.5)演变整体上呈正自相关集聚分布,集聚类型主要为高-高集聚、低-低集聚和低-高集聚类型。(4)2016年和2020年PM_(2.5)空间分异的自然地理因素比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力更强,交互作用结果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2种类型。(5)通过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分异探测解释力变化最大的5个因子进行拟合,5a间各因子对5大城市群PM_(2.5)污染的负效应不断提高,正效应呈下降趋势,空间作用方向及强度上差异显著。研究结果为黄河流域5大城市群大气污染防治和环境规制完善提供参考依据,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

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125处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名录数据,综合采用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测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空间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在区域上“北多南少”,建设时序上“先北后南”。(2)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最邻近指数为0.537,呈显著集聚分布特征,但集聚尺度和集聚规模差异显著。(3)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上呈现“南疏北密、双核一带”的格局,空间分异特征显著。(4)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的自然地理因素比人文因素的解释力更强,自然地理与人文交互作用效果显著强于各自内部交互作用。(5)6个最佳作用因子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的作用强度自东南向西北呈现正效应不断提高、负效应持续下降的变化趋势,西北地区受自然地理和人文的作用力最强。

北疆多民族生态文化融合与共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以来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根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我国先民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价值理念和实践准则。我国北疆各民族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漫长历程中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生态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族“游而牧之”的草原畜牧文化、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逐鸟兽而居”的狩猎采集文化、达斡尔族“顺天时,量地利”的农牧渔猎多元文化都有共同的指向,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提供了本土智慧。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以各民族生态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各民族生态文化的交融共生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是北疆各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方略。

内蒙古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内蒙古边境地区肩负着祖国北疆安全与发展的重任。内蒙古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况整体向好,但意识形态领域的潜在风险、邻国突发公共事件的连锁效应、新时代基层民族工作的新问题、边境地区“空心化”危机、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滞后等现实困境仍然存在。可从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传承中华民族精神、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创新军民融合守边固边机制、推进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不断优化内蒙古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经济体制转轨以来蒙古国畜牧业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草原畜牧业是蒙古国传统的基础产业,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经济体制转轨以来,蒙古国草原畜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牲畜头数不断增加,畜牧业产值不断提高。然而以游牧生产方式为主,最求"人-牲畜-牧草"和谐发展的传统畜牧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畜产品商品化程度低,牧民市场主体地位弱等困境。本文认为,坚持游牧生产方式,完善牧区市场化服务体系,提高牧民的组织化程度,培育新型的市场主体是传统畜牧业走出困境的主要途径。

蒙古国牧户收入研究

草原畜牧业是蒙古国的传统产业,也是广大牧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方式。畜牧业生产收入是牧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本文由蒙古国牧户收入研究入手,探索提高牧户收入的措施。

论蒙古族游牧经济的特征

游牧经济是游牧民族的经济基础,是畜牧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种类型。蒙古族游牧经济曾经正确处理了人与自然、人与牲畜、自然与牲畜的关系,保持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蒙古族游牧经济具有游动性、均衡性、分散性、脆弱性等特征。考察和研究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特征有助于重新认识内蒙古或其他牧区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论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基本矛盾

蒙古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之一。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内涵,是在农业文明时期,通过畜牧业生产方式而体现的蒙古族牧民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外延,包括种类上的“五畜”和时空上的界定。时间自蒙古民族形成到清朝末期,空间以蒙古高原为轴心地区。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基本矛盾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融入内蒙古实现“两个共同”全过程

当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认识应从内涵、发展主线、重大意义、重大部署四个方面入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实现“两个共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两个共同”的内核动力;另一方面,内蒙古实现“两个共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辟场域、路径、目标。基于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战略定位,提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融入内蒙古各民族实现“两个共同”全过程的策略思考: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深层次认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融入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融入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蒙古族古代生态文化在可持续发展时代的价值初探

一、蒙古族古代生态文化的理解与界定 蒙古族古代生态文化是该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融合体，是草原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称。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其与自然环境发生互动关系的内容，诸如这个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法律制度等，这是一个相互影响、协调的整体。蒙古族古代生态文化内容十分丰富，无论是生产生活的物质方面，还是宗教信仰的精神方面，以及生态法制当中，都体现了蒙古民族“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

《内蒙古自治区牧区经济发展史研究》

对于内蒙古自治区而言,牧区经济是全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牧区经济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内蒙古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也关系到各民族共同繁荣、团结进步以及祖国边疆的稳定。《内蒙古自治区牧区经济发展史研究》基于经济史的视角,以牧区畜牧业经济为主线,审视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年来牧区经济政策的演变及其对牧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影响,把牧区经济发展历程分为五个发展阶段进行了考察,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首先介绍了当时制定的牧区经济发展方针、政策和措施的主要内容,并以历年的统计资料为主,评述了这些方针、政策和措施实施后的效果,全面展现了内蒙古牧区经济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民族教育对提高少数民族劳动者素质的作用

在少数民族地区贯彻“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的关键是提高少数民族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少数民族劳动者素质的主渠道是办好各类、各级民族学校,要充分发挥民族教育在提高劳动者素质中的作用。

循环经济产业分工的动力、结构和矛盾

循环产业产生和发展的方法论基础,认为循环经济是循环生产企业、循环生产行业和通过循环生产对现有行业的改造三个分工层次的整体。循环经济的实质是外部文化和政治压力导致的企业内部分工细化的结果,而循环企业的发展动力仍然是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目的,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循环产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只有着眼于劳动者素质技能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才能真正消除资本作为物质生产力代表支配生产而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在实践中以此为原则发展循环产业的各种具体劳动的分工形式,并以此不断改造现有的其他行业,最终促进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论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

人类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不仅享受着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巨大物质成果,还不能不忍受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自然环境恶化所带来的苦难。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正确确定社会发展主体与目的。

“知识要素论”质疑

知识要素论认为知识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和价值的实体,其立论的依据一是西方经济学的要素论,二是马克思关于科学与生产力的相关论述。本文从知识与劳动的关系入手,运用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论述了知识是人类劳动的结果,从事知识及技术生产的劳动也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尽管知识是现代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概念本身的逻辑层次不足以涵盖生产要素的全部内容。强调知识与劳动的对立,是否定劳动的发展,忽视劳动者的进步。

试论12—13世纪蒙古地区的农业

12— 13世纪 ,蒙古统治者为了巩固边疆 ,同时为了保证商人、使者往返交通的安全 ,从色楞格河流到阿尔泰 ,南至长城北至贝尔湖地区开垦屯田。农耕是畜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发展农业是改善蒙古民族饮食结构的有较途径 。

论蒙元时期蒙古社会的土地产权关系

蒙元时期蒙古社会进入了封建领主制,掌握国家政权的以成吉思汗为首的黄金家族拥有土地(草场)所有权,各领主拥有土地(草场)占有权,广大牧民只有土地(草场)的使用权。蒙古封建领主制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是领主即牧主与牧奴之间的矛盾。

生态服务外溢价值视角下草原补奖资金分配的空间异质性研究——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为完善我国省域内草原生态横向补奖机制,建立合理的草原生态补奖标准,本研究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新疆地区)14个地州市为研究区域,分别采用能值分析法、香农-威纳指数和能值生态足迹法测算各地州市的草原生态服务价值、草原生态稀缺价值和草原生态自费价值,进而测算各地州市的草原生态外溢价值;并根据草原生态外溢价值对新疆地区14个地州市的草原补奖资金进行重新分配,对新疆地区草原补奖资金分配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20年新疆地区14个地州市草原生态服务总价值为8.33×10^(23)sej,其中,草原生态服务价值较高的地区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巴州)、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和昌吉市;草原生态稀缺总价值为4.17×10^(23)sej,其中,草原生态稀缺价值较高的地区有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伊犁州直和巴州;草原生态自费总价值为9.19×10^(22)sej,其中,草原生态自费价值较高的地区有伊犁州直、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新疆地区14个地州市的草原生态外溢价值均大于0,均可获得草原补奖资金。理论分配金额的大小为阿勒泰地区>巴州>塔城地区>昌吉市>伊犁州直>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下简称克州)>哈密市>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博州)>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克拉玛依市。以2020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分配给新疆地区的24.7725亿元草原补奖资金为例,在14个地州市中,阿勒泰地区的理论分配金额最多,为49783.8万元,占比20.10%;其次为巴州,理论分配金额为37472.8万元,占比15.13%;再次为塔城地区,理论分配金额为33744.0万元,占比13.62%。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巴州、阿克苏地区和克拉玛依市的草原补奖资金的理论分配金额高于现行标准,这些地州市多位于北疆地区。伊犁州直、吐鲁番市、和田地区、喀什地区、昌吉市、博州、哈密市、乌鲁木齐市、克州的草原补奖资金的理论分配金额低于现行标准,这些地州市多位于南疆地区。新疆地区生态外溢价值由北向南横向流动,因此补奖资金分配呈现北多南少的格局,空间异质性显著。最后,笔者提出了坚定走好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构建草原补奖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健全草原补奖政策实施监督机制、不断完善草原补奖政策长效机制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