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角下国际奥委会参赛资格管理的发展与启示

奥运会参赛资格双轨制运行中,存在各体育组织之间权力冲突不断、主要体育组织缺乏有效制衡、运动员权利保障不足等问题,阻碍参赛资格管理法治化发展。国际奥委会借助每届奥运会前发布的《参赛资格体系准则》,对奥运参赛资格进行有效管理。通过梳理四届奥运会《参赛资格体系准则》的内容,发现国际奥委会在制定细则、引入协商前置程序、重视选拔时间节点三方面对参赛资格管理实践中的问题作出积极回应。从《参赛资格体系准则》的发展中获得如下启示:吸收参赛资格管理的先进经验,在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选拔文件、健全国内外选拔程序的衔接制度、增强监督和纠纷解决多元化方面做出改进,着力完善我国奥运会选拔制度,提升参赛资格管理法治化水平。

国际体育争端解决中的规则适用

在争端解决过程中,规则适用是关键问题,体育争端亦不例外。通过不断实践,国际体育争端解决机构在规则适用上逐渐形成特有的原则和模式,包括体育组织自治规则优先适用、一般法律原则替代适用、各国法律有条件适用。在坚持尊重体育组织自治规则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体育争端的公平解决。

我国兴奋剂治理法治化进程与完善——人民网“中国反兴奋剂法治的历史与现状”访谈述评

为推进体育领域法治建设,人民网特邀请三位体育法专家,召开了“中国反兴奋剂法治的历史与现状”圆桌论坛。三位专家对世界反兴奋剂治理体系进行了全面梳理,充分肯定了我国反兴奋剂工作在立法、机构设置和法律服务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明确了舆情引导、体系管理和设立国内体育仲裁机制等几方面需继续加强的工作,并建议可从完善规则、设立体育仲裁机构、加强国内外合作、加大信息公开和教育等方面,推动我国反兴奋剂法治化的进程。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仲裁案件述评

国际体育仲裁院在温哥华冬奥会上设立的特别仲裁机构共仲裁了4起案件,这些案件都涉及到运动员参赛资格问题。在这些案件中,特别仲裁庭对有歧义的参赛资格规则采用的是严格的字面解释原则,对参赛资格决定做出的程序进行了审查,仲裁机构明确了自己无权直接修改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参赛资格条款。温哥华冬奥会体育仲裁的实践,为今后奥运会参赛资格纠纷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运动员参赛资格的权利内涵探析

运动员是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其主体属性也贯穿于整个体育法中的公法领域和私法领域。作为主体属性之一的"参赛资格",对其理论研究仍处于体育法理论的空白。通过借鉴各部门法中的"资格",结合体育实践的特殊性分析,笔者认为其权利一方面借鉴私法学主体中"权利获得"的两层次: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另一方面借鉴公法学下"权利被侵害"的救济。最后,回归于传统法理学视野下讨论新旧"资格说",发现"新资格说"下的权利描述亦能很好地与体育竞赛中运动员参赛资格的"权利获得"和"权利救济"两方面内涵相契合。

赛场体育裁判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规范化

随着体育运动产业化的发展,缤纷复杂的体育争议与日俱增,赛场体育裁判判罚的争议也层出不穷,而裁判判罚的争议与体育裁判行使自由裁量权息息相关。运用法理学研究方法,结合体育的特殊性,在现有体育法规则体系下,提出规制赛场体育裁判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具体原则,即裁判比例原则、均衡竞争原则和正当行为原则。一方面,以具体原则的适用弥补裁判规则的不足和缺陷;另一方面,该基本原则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CAS"赛场裁判不予审查原则"的适用。

外国法查明的中外比较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外国法在性质上是由本国法赋予其效力的特殊法律,而在证明方式上类似于一般事实。外国法查明义务由法院和当事人共同承担,法院依职权查明外国法是代替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立法不应该对外国法查明制度途径作过多限制,外国法可以通过包括专家证言在内的多种方式证明。在外国法不能证明时,应考虑适用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其他国家法律,无须一概转而适用法院地法。

对国际体育仲裁院裁决“杜迪案”的法理思考

国际田联曾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针对雄性激素过多症的女性运动员参赛资格做出了限制性规定,指出雄性过多症的女性运动员只能通过药物或手术的方式控制体内雄性激素才能获得女性比赛参赛资格。印度女子田径运动员杜迪·昌德因其体内雄性激素超标而被拒绝参加女性比赛。2015年10月国际体育仲裁院就印度女子田径运动员杜迪·昌德诉印度田联和国际田联一案做出裁决,认为:在已有的证据下,不能因杜迪·昌德身体内源性雄性激素超标而被剥夺其参赛资格,并裁定国际田联两年内不得适用有关限制雄性激素过多症女性运动员获得参赛资格的规定。该案的争议点涉及《规定》不允许雄性激素过多症的女性运动员参加女性比赛是否构成歧视;其中判断"女性雄性激素过多症"的实体标准是否合理有据;上述争议点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应采取何种证明标准。国际体育仲裁院认为该裁决对体育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包括加强规则实质审查,实现双重公正功能;坚持体育行业自治,实现维持平衡功能;重视运动员参赛资格,实现权利保障功能。

归化运动员国籍规则的制定和适用——以欧盟法院对国籍纠纷的司法审查为例

各个国际体育组织对归化运动员代表国家或俱乐部参赛的国籍认定有专门的规定,除应满足法律国籍标准外,还应符合体育国籍的限制条件,国籍规则适用不当容易引发参赛资格争议。梳理相关欧盟判例法发现,欧盟法院对国籍争议经历了从要素审查到系统审查的演进,形成了归化运动员的国籍规则分类标准和可适用的原则。其对我国归化运动员规则制定和适用的启示如下:严格把握归化运动员国籍规定的具体内容,强化目的正当原则和符合比例原则的适用,积极完善归化运动员参赛资格权利的法律保障,为规范归化运动员管理提供指引。

论国际体育法规则的识别——以CAS仲裁裁决为视角

2012年伦敦奥运会召开前,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在前后两个仲裁裁决中,首次提出国际体育法适用的识别问题。针对这一国际体育法理论与实践的基本问题,本文借助法律识别理论和仲裁庭裁决,结合体育的特殊性,概括了国际体育法规则识别过程中的重点与难点,归纳出国际体育法的识别方法:其一,明确识别主体的权限。其二,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识别原则。其三,在识别中运用法律解释方法。以期高效解决体育法规则之冲突,为国际体育法规则的适用提供有效指引。

试论反兴奋剂规则对儿童运动员的适用

采用案例分析法等对国际体育仲裁院儿童运动员反兴奋剂裁决进行分析,以规范儿童运动员兴奋剂处罚并有效保障儿童权利。主要结论:反兴奋剂规则对儿童运动员的适用仍应坚持"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但在处罚时也要附条件地考虑到"年龄"和"运动经历"的特殊因素。建议:在反兴奋剂过程中,增强体育组织保护儿童权利的意识,完善实体标准,细化程序规定。

印度《司法规范与责任法案》述评及对我国的启示

2010年印度《司法规范与责任法案(草案)》是各国司法改革浪潮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性立法。法案对法官行为实体规范、法官调查的程序规范、调查程序的保障机制和法官财产公示制度有详尽的规定,具有统一性、分权性和专业性的特征。在获得好评的同时,司法独立和司法责任之间的固有矛盾、透明性和程序公正问题日益凸显。这让我们清楚认识到:我国特有的司法独立是构建司法责任制的重要前提;完善法官问责程序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关键问题;加强法官权利保障是完善司法责任制的前提条件。

辅助人员过错时马术运动员兴奋剂责任认定研究

马术项目的反兴奋剂管理涉及多方辅助人员,却未对辅助人员的兴奋剂违规处罚进行单独规定。国际马术联合会(FEI)在马匹兴奋剂违规处罚中确定由运动员对辅助人员过错行为承担全部责任。随着越来越多的马术兴奋剂纠纷上诉至国际体育仲裁院(CAS),现有判例表明CAS仲裁庭承认FEI在多个相关处罚决定中确实存在兴奋剂处罚规则适用不当、违规证明责任失衡、兴奋剂责任划分方式不清等问题,影响运动员兴奋剂责任认定,加剧了反兴奋剂管理与运动员权利保障的冲突。通过对CAS仲裁庭类案分析,辅助人员过错行为可酌情纳入运动员减免处罚的考量范围,确定以区分原则为认定前提、个人过错为处罚基础、以多方协商为缓和路径的认定步骤,为完善马术兴奋剂责任认定提供有效指引,保障运动员的正当权益。研究建议:在体育法治化背景下,我国马术协会应与国际发展接轨,结合马术项目的特点,通过制定辅助人员行为规范、发布运动员指南、加强辅助人员监管等方式,提高运动员对兴奋剂责任的认识水平,实现反兴奋剂管理与运动员权利保护的和谐共进。

港澳台三地法律实务课程对我国法学教育的启示

港澳台地区的法学教育侧重于培育法律实务能力,设置了特色法律实务能力课程,集中体现在法学院的体系化实务课程和职前专门化训练两个阶段,强调教育界与实务界的资源整合。内地法学院校可以参考这三个地区的法律实务能力课程,加大实务界教学资源的引入力度,将法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以实现新时代实务型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

论两性人运动员参赛资格的法律救济

2012年发生的塞门亚"性别门事件"引起了全世界对体育领域中两性人权利保护的普遍关注。利用文献资料法、规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实体规则和程序选择的法学理论为起点,深入讨论解决两性人运动员参赛资格争议的可行性,提出对新近《条例》适用的可取与不足之处,并对国际体育仲裁院救济程序的择优选择提出建议。认为:若两性人运动员参赛资格争议满足所规定的前提条件,诉诸于国际体育仲裁院是最择优的选择。对两性人运动员参赛资格的法律救济的研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国内外体育法前沿课题,也是进一步实现体育领域中公平正义的当务之急。

律师在调解活动中的角色转变

律师的角色可分为对抗型纠纷解决者和问题纠纷解决者两类。日前的调解实践中,律师以对抗型纠纷解决者的定位,坚持错误的谈判策略,难以转变为问题解决者角色等困境导致调解难以达到预期成效。本文结合调解程序不同阶段的需求,对律师在每个阶段的具体做法提出建议和指引,强调律师代理调解活动的制度保障应亟需跟进。在与委托人建立合作关系的原则下,推动代理调解事务的律师从对抗型纠纷解决者到问题解决者的角色转变,真正意义上实现律师专业的法律服务与调解这一中国特色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结合。

从塞门亚事件看体育领域性别法律问题的新发展

塞门亚事件引起的性别法律问题主要是阴阳人是否有权平等参与体育活动、如何保证其公平竞争等问题。本文从国际人权法、宪法和反歧视法等不同层面论证阴阳人平等参与体育运动的合法性,通过总结"竞争优势"的认定方法和性别检测结果的运用规则来保障公平竞争,主张围绕"平等、反歧视和公平竞争"的体育法基本原则,结合现有法律体系中的规则和程序,以形成对性别少数人(阴阳人)多层次、多维度的有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