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都督府政区的全景图——《唐代都督府研究》评介

近年来，关于唐代地方高级政区建制——都督府，在唐史研究领域，虽有学者涉及，但尚无系统研究。令人欣慰的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艾冲教授潜心撰著的《唐代都督府研究》（27万字，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7月版）一书为我们再现了久已被历史尘封了的唐朝高层政区的真相。

唐代的书法世家

唐代是中国书法文化的兴盛期,不仅涌现出许多书法名家,而且形成了不少书法世家。书法世家在唐代的形成,既与毛笔手工书写的时代大背景相关,又与唐代尚好书法的社会大环境有密切关系。书法是唐代士族普遍注重的家学,成为士族保持优良门风的基本要求。唐代书法世家是士族保持家学和门风的结果,以唐前期最为繁盛。唐代中后期,随着士族“衣冠荡析”,门风废替,家学零落,书法世家也渐渐衰落。唐代书法世家承前启后,在笔法传承中发挥了接力作用,他们为法书名品的守护和递藏作出了积极贡献,还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精美的碑志佳作,值得深入研究。

历史宗教地理学刍议

宗教与地理形成的特殊的人地关系,使我们有必要创建历史宗教地理学。历史宗教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历史宗教地理学包括历史宗教地理学理论、部门历史宗教地理和区域综合历史宗教地理三大部分,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在研究方法上,除了运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外,历史宗教地理研究还要积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

唐代宗室管理制度论略

唐代宗室管理机构比较完备,专职机构宗正寺和王府官与关涉机构协同处理宗室事务。唐王朝十分注重宗正的人选,尤其是宗正卿和宗正少卿多由德高望隆、戚属尊贵的宗室担任。纵观唐代将近300年的历史,不同时期宗室政策各不相同,带有阶段性的特点。高祖至高宗朝,是唐代宗室管理制度的奠基时期;武后、中宗和睿宗朝,初建的宗室管理制度旋即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玄宗朝整饬确立了唐代宗室管理制度;肃宗至唐末,宗室制度随着王朝政治的变化而演变。

唐代服食风气述论

有唐一代，从封建帝王、达官显贵到文人学士热衷服食，蔚为风气。服食之风败坏了政风吏治，损害了国家经济，毒化了社会风气。唐代服食风气乃承魏晋南北朝之流风余韵，是统治阶级尊崇道教的结果。

论武则天与感业寺的几个问题——与气贺泽保规先生商榷

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先生在《武则天的感业寺出家问题与德业寺》一文中认为,唐太宗驾崩后,作为太宗才人的武则天并未出家感业寺,而是栖身于长安城休祥坊母亲家中,"感业寺是在强烈意识着德业寺的心理状况下虚构的寺名"。揆诸史实,武则天出家为尼于感业寺,确凿无疑。感业寺不是"一个架空的影子寺院",并非人为虚构,它位于唐长安禁苑内,遗址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办事处感业寺小学内。感业寺与德业寺没有必然联系,都是唐长安禁苑内的宫人尼寺而已。

论隋唐时期的宗教消费

隋唐时期各种宗教的蓬勃发展建立在强盛的经济基础之上,而空前活跃的宗教活动本身又是一种经济消费行为。宗教消费是隋唐社会生活中一项独特的重大消费,兴建寺观、开窟造像、法会斋醮、炼丹服食以及僧道衣食等,靡费无度。隋唐宗教消费是一种非生产性消费,具有很强的寄生性,主要依赖于官方供给、信徒布施和寺观田产。侈靡豪奢的宗教消费,在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给隋唐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不过,隋唐宗教消费毕竟是文化意义上的消费,以消费性财富锐减为代价的宗教活动客观上丰富了隋唐文化的内容,尤其是刺激了隋唐艺术的发展。

我国西北地区佛教文化重心的历史变迁

自从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我国西北地区,迄今已经两千多年。历史上不同时期,西北佛教文化重心所在不同。佛教最早传入西域,西北佛教文化重心久在西域。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西北地区东部有了较大发展。隋唐时期,西北佛教文化重心转移到了关中。宋代以来,汉传佛教渐趋衰微,而藏传佛教在西北地区河湟流域异军突起,蒙元时期日益兴盛。明清时期,西北佛教文化重心转移到了河湟地区,奠定了近现代以来佛教在西北地区分布的基本格局。

唐都长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筑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期,也是中国佛教寺院建设的兴盛期。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规模宏大、数量众多,主要分布在长安城西市和东市周围以及城东南隅和城东北隅,呈现出西密东疏、北密南疏的特点。佛教寺院主院不建佛塔始于唐高宗初年,到唐高宗后期,建塔于别院的新式布局即成为流行的规制。佛教寺院有单院式佛寺和多院式佛寺两种基本类型,它们都以佛殿(堂)为中心,佛塔建在寺侧、寺后或别院,甚或不建塔,这是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建筑在平面布局上的突出特点。这是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重大转折点,影响十分深远。

佛教与中古中外交通

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与佛教文化交流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在中古时期(汉-唐),佛教僧侣西行求法,东来传教,或陆路,或海路,往返于中国本土与域外诸国之间,是古代东、西方交通往来的重要内容。中外僧侣东来西往主观上是为了弘扬佛法,他们或逾越流沙,或泛漾洪波,着其先鞭,导夫先路,客观上促进了中古中国对外交通路线的开拓和发展。佛教僧人西行求法亲见亲闻的纪行之作,不仅大大充实了中外交通史的内容,而且可以与正史文献参照比勘,成为我们研究中古中外交通史的珍贵资料。

隋唐长安佛教义林与义学风尚

隋唐长安翕然盛集高僧大德,释门义僧持诵讲习《涅》、“三论”、《摄论》、《地论》、《法华》、《华严》、《四分》等佛教经典,如火如荼,蔚然成风。隋唐长安佛学义门夥多,义林如市,义学风起云涌。高度繁荣的隋唐长安佛教义学为形成富于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国佛教八大宗中六大宗形成于隋唐长安。

唐代胡僧僧伽生平事迹考索

僧伽是入唐弘法时间较长的外来胡僧,考诸史籍,他不是南天竺人,而是西域何国人,即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人。僧伽被唐中宗尊为"国师",备受推崇,并被唐中宗及其以后的帝王们极力拥戴,究其原因,盖与是时观音崇拜的社会风气有密切关系。号称"观音之化身"的僧伽"化唐土五十三载",随着观音崇拜的盛行,渐渐成为唐宋时期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侧面反映了佛教的世俗化和本土化。

关于中国文化史教学的一些思考

本文指出了当前中国文化史教学中或偏重“史”、或偏重“论”、或偏重哲学思想、或偏重典章制度等倾向，并分析了出现这些倾向的根本原因。作者强调，中国文化史教学要以弘扬中华文化理念为主题，兼顾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坚持“史”、“论”相结合，理论与现实相结合，提倡一切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唐代行宫三题

唐代行宫按其功用大致可分为避暑宫、温泉宫、边防宫、两京道行宫四大类。唐朝置监 ,设有总监、副监、丞等官员管理行宫。因其功用不同 ,唐代行宫在选址上对自然条件的要求各有所重 ,尽取河山之胜、兼求自然之趣是唐代行宫选址的总则。古代交通条件落后 ,受其影响 ,唐代行宫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密集京都周围的特点。

隋唐高僧与儒学

隋唐高僧涉览外典,兼通儒学者甚多,他们与儒学之因缘各有不同:一是禀承家学,淹贯儒家经典;二是出家前在地方学校业习儒家经典;三是出家后在佛教寺院兼习儒家经典。积习所染,兼通儒学的隋唐高僧在翻译经典、讲习经义、著书立说的过程中,往往参以儒义,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扮演了独特而重要的角色。高僧儒佛双修是隋唐时期儒佛融合的典型表现,是隋唐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隋唐高僧与中国书法

隋唐佛教僧侣中,许多高僧以书法独步方外,闻名于世。隋唐高僧书法家名人辈出,大有群星灿烂之势,一方面与隋唐书法文化大潮休戚相关,另一方面又与隋唐佛教大发展密不可分。隋唐佛教的兴盛,吸引了士大夫和书法家盘桓佛教寺院,他们在佛寺留下了珍贵的墨宝书迹,为僧人学习书法提供了难得的范本,成为隋唐高僧书法家成长的温床。隋唐佛教的盛行,引起全社会对佛经的大量需求,抄写佛经,风气日炽,成年累月地写经促使僧人书法艺术不断提高,高僧书法家随之脱颖而出。隋唐高僧书法家率皆以草书知名闻达,他们的最大成就在草书,其书毫无"方外气",反而光芒四射,影响久远,这源于他们对书法艺术的不断追求,精益求精,还贵在不落窠臼,求新求变,由此决定了隋唐高僧书法家在中国书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论唐代的内供奉僧

内供奉僧滥觞于唐玄宗设置翰林院,从此始有僧人入内谓之翰林待诏,供奉朝廷。在唐代,把侍从皇帝左右的高僧大德习惯上称为“内供奉僧”,似与把侍从皇帝左右的近臣称作“内供奉官”如出一辙。内供奉僧是佛教与唐朝政治结缘的产物,深刻反映了唐代皇权政治对佛教的某种需要。唐代内供奉僧出入禁省,或亲承顾问,或讲经化导,或斋戒诵经,或论难儒、道。他们还长期积极活动于宫禁之外,临坛度人,传扬经典,弘扬佛法。内供奉僧借助其特殊身份,为佛教在唐代的繁荣发展赢得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并为佛教在唐代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积极贡献。内供奉僧还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唐代政治领域到处留下了内供奉僧的身影。

中古西北佛教戒律学考述——以梁、唐、宋《高僧传》为中心

中古时期,《十诵》、《五分》、《僧祇》、《四分》诸律之学率皆流行西北地区。十六国时代,鸠摩罗什在长安时,弗若多罗等人译出《十诵律》,长安遂成为中古西北佛教律学重镇。唐以前,关内素奉《僧祇律》,《五分律》亦在关陇局部地区流布行化。迨至唐代,《四分律》成为律学之正宗,法侣诜诜,律筵济济,律学如日中天。

论唐代天宝时期蕃将与宰相的权争

唐玄宗时代，崛起了一支新的政治力量——蕃将。天宝时期，以安禄山为代表的蕃将与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展开了激烈的相权之争。这场权力争夺不仅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而且孕育了中晚唐藩镇割据的早期胚胎。

唐代建筑风貌一瞥——以行宫遗存为中心的文化考察

宫殿是成就最高的唐代建筑,行宫亦是唐代宫殿建筑,其规模宏大,成就非凡,充分反映了唐代的建筑文化艺术.以考古发现的唐代行宫遗存为中心进行考察,使我们得以窥见唐代建筑风貌的一端.因山借水、因地制宜是唐代行宫建筑在布局规划上的突出特点;保存完好的九成宫37号宫殿建筑基址带擎檐柱宫殿建筑布局在唐代建筑中尚属首次发现,填补了中国建筑史上隋唐宫苑建筑的空白;行宫建筑的基本形制充分体现了唐代建筑雄浑质朴的时代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