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好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助力国家翻译实践能力提升——任东升教授专访

作为特殊的语言功能规划,翻译规划是国家翻译政策制定、调整和实施的系统性工程,直接关系到国家语言能力特别是国家话语能力的提升。国家翻译实践是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环节,国家翻译实践的有效实施有赖于科学合理的国家翻译实践规划。本文就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和国家翻译实践能力提升等问题,对任东升教授作了专访,以期能够增进读者对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和国家翻译实践的了解,为国家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国家翻译实践”的实与名——任东升教授访谈录

本文是对近年来致力于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知名翻译学者任东升教授的访谈。在访谈中,任教授介绍了研究“国家翻译实践”的缘起,阐述了这一概念体系的定义、内涵、研究框架、研究重点及方法,还概述了其主持的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研究》的研究内容、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任教授在本访谈中阐明的思路和观点对与国家翻译实践的相关领域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特殊的文类翻译研究:宗教翻译研究——任东升教授访谈录

宗教翻译作为中西方翻译史的起源之一,是翻译研究这个庞大课题难以绕开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人有幸师从国内圣经翻译研究专家任东升教授研习翻译,主攻圣经翻译研究并对他进行了采访。高:任教授,最近十年来您发表了大量关于宗教翻译,特别是圣经翻译研究的论文,对宗教翻译研究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根据您多年的宗教翻译研究和实践经验,能否请您谈一下为何宗教翻译是特殊的文类翻译?任:从人类文本历史看。

国家翻译学应用研究十题

国家翻译学是超学科综合性应用型研究,逻辑起点是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任务是揭示国家翻译实践的本质规律,探索国家翻译实践的有效路径,最终落实到应用层面,是服务国家治理的战略需求。国家翻译学研究架构包含理论和应用研究两大面向。应用研究体现国家翻译学关怀现实、服务国家战略的价值追求。目前国家翻译学已基于国家翻译实践现实场景和未来发展态势,沿循“国家翻译+”知识生产路径,形成宏观、中观、微观三位一体的应用研究层次,产出了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本文结合国家翻译学研究现状和新时代国家翻译实践的现实需求与发展趋势,围绕国家翻译学应用研究本体、国家翻译治理和国家翻译价值问题,提出十个研究议题,旨在推动国家翻译研究的应用研究体系建设。

译者行为批评的国家视点

“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的提出为译者行为批评提供了“国家”视点。国家翻译实践是一国翻译实践史之主流,因此有必要从国家视点出发,对译者行为进行考察。本文通过对翻译史上玄奘译经等翻译实践的再检视发现,翻译可以上升为“国家行为”,既是语际实践,也是话语实践和政治实践。国家视点的译者主体可扩展为“国家—机构—译者共同体—个体译者”多位一体,译者属性与类型呈现出三维特征。国家视点的译者行为是以国家利益和国家价值的实现为导向的行为,个体译者行为与译者共同体行为的互动关系体现了“国家—共同体—个体译者”意志体间的密切联系。在文本、语言、行为和社会之外,引入国家视点,构建“语言—社会—国家”三维一体的译者行为批评模式,可为译者主体性研究和译者行为批评带来新启发,更好地实现国家翻译实践理论的批评功能。

《欧阳海之歌》沙博理译本叙事转换研究

《欧阳海之歌》因其多维叙事及其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叙事需求的适配性,成为彼时为数不多的、被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话语层面,沙博理对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时间进行了调整;故事层面,沙博理对文化故事和政治故事进行异语语境转换。在话语与故事层面,沙博理根据译者身份做出不同叙事转换。以此为视角,文章分析了译者不同策略选择的动机,发现叙事转换是译者在话语与故事层面综合考量国家翻译实践的目的、国内外语境、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接受能力等后做出的平衡选择。

永乐时期国家翻译实践研究

国家翻译实践是中国古代皇帝建立和巩固朝贡体系下多方交流的重要方式。明代永乐时期朝贡体系背景下国家主体发起、赞助并管理翻译实践服务明廷出使、接待来贡事务。本研究梳理永乐时期朝贡体系下的国家翻译实践内容,探讨其实施路径与治理之用。永乐时期国家层面的翻译实践作为维系朝贡体系、助力明廷对内治理与对外交往的关键措施,其实践内容、实施路径与治理效应可为当代国家翻译实践提供事实参考与经验总结。

推动国家翻译学的内涵式发展

国家翻译实践作为中国本土创生的译学概念,历经10多年发展,已经初步构建出一套自成逻辑的概念、知识、话语体系,目前正致力于构建国家翻译学,目标是将之发展为一个翻译学独立的研究域。构建国家翻译学研究体系,需要强化理论和应用两方面的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持续推动概念体系建设和知识体系生产,提高理论的普适性和解释力;在应用研究方面,立足国家翻译实践现实场景和发展需求,探索服务国家建设的领域与路径,增强研究的应用性和实践力。

主持人语

国家翻译实践经由概念生发、理论建构,已经成为国内译学界的重要理论与研究论域,并致力于国家翻译学的构建。国家翻译实践的制度化本质和规制化特性,决定了探究国家翻译“规”与“制”的必要性。本期专栏推出三篇文章,聚焦国家翻译的规范体系、民族治理和地方实践,诠释国家翻译的“规”与“制”。《国家翻译的实践规范体系构建探究》在全面梳理中外翻译规范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国家翻译的实践规范体系分析框架:组织规范、译者规范、语言规范。

“研究翻译话翻译”对话录

20世纪缘起的翻译标准大讨论方兴未艾。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和有关评价体系的变化,翻译实践这一经典问题有了重新讨论和阐释的必要。翻译实践在译学界的地位和功能是什么?翻译专业学生培养如何与社会需求有效对接?为此,周领顺教授、孟祥春教授、冯全功教授、任东升教授、李正栓教授和王理行编审以“翻译实践之史”“翻译实践之理”“翻译实践之功”“翻译实践之练”“翻译实践之趣”和“翻译实践之需”为主题发表了真知灼见,以期对译学界学者的翻译研究以及现阶段翻译专业硕士和未来翻译专业博士的培养发挥积极的指导或借鉴作用。

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相关性血管炎肾损害的效果

目的比较他克莫司(tacrolimus,TAC)、吗替麦考酚酯(mycophenolate mofetil,MMF)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ANCA)相关性血管炎(ANCA-associated vasculitis,AAV)肾损害的效果。方法选取医院收治的AAV患者80例,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A组(n=41,予以TAC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和B组(n=39,予以MMF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比较2组患者ANCA、伯明翰血管炎活动性评分(Birmingham vasculitis activity score,BVAS)、肾功能及血管内皮功能相关指标、细胞免疫指标、不良反应。结果治疗后,2组的ANCA、BVAS、24 h尿蛋白定量(24-hour urinary pro⁃tein quantification,24 h UPQ)、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BUN)、胱抑素C(cystatin C,CysC)、可溶性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1(soluble fms-like tyrosine kinase-1,SFlt-1)、溶酶体相关膜蛋白2(recombinant lysosomal associated membrane protein 2,LAMP-2)抗体、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均降低(P<0.05),且A组较B组低(P<0.05);2组的CD4+均升高,A组较B组更高(P<0.05);2组的CD8+、CD19+均降低,A组较B组更低(P<0.05)。A组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9.76%)较B组(28.21%)低(P<0.05)。结论与MMF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方案比较,TAC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AAV肾损害在降低血清ANCA值、减小BVAS、改善肾功能、保护血管内皮功能、调节细胞免疫等方面的效果更加显著,且安全性高。

腹膜透析患者抑郁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

目的探究导致腹膜透析患者抑郁发生的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选取进行腹膜透析治疗的120例慢性肾脏病患者,根据抑郁筛查量表(PHQ-9),将研究对象分为抑郁组(PHQ-9≥5分,n=48)和对照组(PHQ-9<5分,n=72)。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腹膜透析患者发生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并用R软件绘制列线图预测模型,用ROC曲线评估模型表现,采用校正及决策曲线检验模型预测性能。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抑郁组透析病程较长、营养状况较差、家庭人均月收入较低、PSQI评分较高、hs-CRP及β_(2)微球蛋白水平较高(P<0.05)。对连续性变量hs-CRP、β_(2)微球蛋白进行ROC曲线分析,AUC分别为0.832、0.831,敏感度分别为64.58%、62.50%,特异度均为94.44%。回归结果显示,透析病程、家庭人均月收入、营养状况、PSQI评分、hs-CRP及β_(2)微球蛋白为腹膜透析患者发生抑郁的危险因素(P<0.05)。将上述因素纳入列线图预测模型,AUC为0.845(95%CI:0.807~0.884),风险阈值>0.05。结论以透析病程、家庭人均月收入、营养状况、PSQI评分、hs-CRP及β_(2)微球蛋白为危险因素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能够有效预测腹膜透析患者抑郁的发生。

美国“翻译中国”行动及其影响评析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重启冷战时期的做法,全面实施涉华开源信息翻译工作,“翻译中国”行动在美国迅速升温。此次行动是美国在国际局势和技术变革影响下,基于对华竞争日益锐化和对华研究需求急剧上升的现实,以及冷战时期大量翻译他国文献的历史经验所作出的战略布局。参与翻译的主体包括美国官方翻译机构、智库和基金会等多方力量,各方分工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美方重点关注中国军事、科技、政治政策以及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翻译成果通过各机构项目网站、社交媒体平台等向美国民众和英语受众公开,用于向多方提供涉华信息、培养中国问题研究人才、服务美国对华战略决策。伴随美国相关翻译项目的扩大实施以及机器翻译和数据分析技术的飞跃式变革,美国翻译、解读、分析中国开源信息的数量和速度会呈指数增长,这会导致中国信息公开与信息安全之间的矛盾加剧,网络信息安全风险剧增。美国涉华恶意翻译和解读还有可能推动美国对华舆论战、认知战升级转型,严重威胁中国总体国家安全。中国应加强开源数据安全教育,建立系统的信息公开审查和监管体系,强化开源数据安全治理。

面向国家治理的西夏“御译”佛经现象研究

翻译学界对佛经翻译史上出现的“奉诏译”“进译”等已有较为深入的考察,而对始于西夏的“御译”佛经现象关注甚少。“御译”佛经是指国家最高统治者名义上或实际参与佛经翻译并在佛经译本上署名的国家翻译实践形式。这种翻译现象乃是在统治者治理需求驱动下产生的,在实践机制上与“奉诏译”不存在本质区别。但“御译”不仅表明佛经翻译的治理功能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得到继承和延续,还说明佛经翻译被置于统治合法性建构和民心教化的地位。研究“御译”佛经现象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翻译与国家治理的深刻关联,对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翻译史全貌有重要意义。

血液灌流联合序贯血液透析滤过对糖尿病肾病患者胰岛β细胞功能、营养状态及炎症反应的影响

目的探讨血液灌流联合序贯血液透析滤过对糖尿病肾病(DN)患者胰岛β细胞功能、营养状况及炎症反应的影响。方法选择2020年2月至2023年2月南阳市中心医院收治的100例DN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0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序贯血液透析滤过治疗,观察组患者采用序贯血液透析滤过联合血液灌流治疗。分别于治疗前、治疗6个月后,测量2组患者的体质量和身高,计算体质量指数(BMI);应用皮脂厚度计测量肱三头肌皮皱厚度(TSF);采用主观综合性营养评分(SCA)评估患者营养状况;抽取2组患者空腹静脉血,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空腹胰岛素(FINS)、空腹血糖(FPG)水平,计算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和稳态模型胰岛素分泌指数(HOMA-β);应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C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结果治疗前,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的HOMA-β、FINS、HOMA-I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组患者治疗后的FINS、HOMA-IR显著低于治疗前,HOMA-β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FINS、HOMA-IR显著低于对照组,HOMA-β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前,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的BMI、TSF、SGA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2组患者的BMI、TSF、SGA显著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患者的BMI、TSF、SGA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前,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的TC、TG、LDL-C、HDL-C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组患者治疗后的TC、TG、LDL-C水平显著低于治疗前,HDL-C水平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TC、TG、LDL-C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HDL-C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前,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的血清CRP、TNF-α、IL-6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2组患者的血清CRP、TNF-α、IL-6水平显著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患者的血清CRP、TNF-α、IL-6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序贯血液透析滤过联合血液灌流可显著改善DN患者胰岛β细胞功能、营养状况和脂代谢水平,抑制炎症反应。

腹膜透析患者残肾功能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腹膜透析患者残肾功能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MACE)发生的相关性,分析残肾功能及其他临床影响因素对MACE发生的风险预测效能。方法前瞻性选取2021年2月至2023年6月行腹膜透析治疗的患者198例,根据患者6个月内的MACE发生情况分为发生MACE组(n=42)和未发生MACE组(n=156),使用医院电子病例系统收集患者的残肾功能和一般临床资料,通过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腹膜透析患者发生MACE的独立影响因素,采用患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残肾功能及其他临床影响因素对发生MACE的评估价值。结果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残肾功能指标中的血清尿素氮、残肾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残肾肌酐清除率(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Ccr)、残肾Kt/V(urea clearance index,Kt/V)以及临床资料中的吸烟史、肾病病程、心功能分级、合并高血压均是发生MACE的独立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残肾功能指标单独及联合预测MACE发生的效能均良好。结论腹膜透析患者残肾功能指标水平普遍偏低,血清尿素氮、残肾GFR、残肾Ccr、残肾Kt/V水平均与MACE发生密切相关,以上指标单独或联合检测对腹膜透析患者发生MACE均具有良好的评估效果。

昆仙胶囊联合缬沙坦治疗糖尿病肾病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昆仙胶囊联合缬沙坦治疗对糖尿病肾病患者肾间质纤维化、免疫-炎症因子及血液流变学的影响。方法:选取2022年3月—2023年3月南阳市中心医院肾病内科收治的糖尿病肾病患者120例,随机分为昆仙胶囊组和缬沙坦组各60例。缬沙坦组予口服缬沙坦治疗,昆仙胶囊组在缬沙坦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加用昆仙胶囊治疗,2组均连续治疗2个月。观察并记录2组肾间质纤维化指标[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血管紧张素Ⅱ(AngⅡ)]、炎症因子[C-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子(TNF-α)及白细胞介素6(IL-6)]、血液流变学指标(红细胞聚集指数、血浆黏度、低切黏度、高切黏度)、中医证候积分及临床疗效。结果:治疗后,2组CRP、TNF-α、IL-1、α-SMA、AngⅡ、TGF-β水平,中医证候积分均较治疗前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昆仙胶囊组以上各项指标值均低于缬沙坦组。治疗后,2组红细胞聚集指数、血浆黏度、低切黏度、高切黏度均较治疗前降低,昆仙胶囊组以上各项指标值均低于缬沙坦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昆仙胶囊组总有效率93.33%,缬沙坦组8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昆仙胶囊联合缬沙坦治疗糖尿病肾病,可有效抑制肾实质纤维化及炎症反应,降低血液黏度,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国家翻译实践伦理探究

作为国家行为之一的国家翻译实践具有独特的伦理表现,既有对当下热议的忠实、差异、合作等翻译伦理关系的遵循,又有突破和发展。在国家翻译实践各主体的伦理关系中,爱国的伦理诉求是根本的,具有导向性,在爱国的伦理诉求下才会衍生出对他国"双重标准"的差异伦理及其内部事实上的合作关系。纵向来看,国家翻译实践的名义主体国家、组织主体国家级翻译机构、行为主体制度化翻译群落之间的伦理关系有其自身层次性和不同特点。

国内外“国家”视角的翻译研究对比分析

国家翻译研究的知识生产和理论构建已经取得一定成果。要推动国家翻译研究的学科化构建,就有必要浚源传统文化,借镜国外研究成果。中外学术传统、文化语境、现实需求不同,“国家”视角的翻译研究必然表现出自身特点。对二者进行比较有助于国家翻译研究获得外部观照,在中外互鉴中得到发展。本文采用对比的方法,分析国内外“国家”翻译研究在学术议题和学科分布上的异同,以期助力国家翻译学拓展研究视野,构建适切的研究方法体系,形成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普适性的研究架构和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