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权力之善的助推器

如何保证行政权力实现,维护公共利益和履行公共责任等"善"价值,防止它沦为政府自利、与民争利和逃避公共责任等"恶"的工具?这就需要给行政权力课以相应的行政责任,并督促其落实。行政问责是保证行政权力扬"善"抑"恶"的有效机制,它能促进行政道德责任的弘扬、行政客观责任的履行和行政消极责任的追究,从而达到重塑公共行政价值、维护公共利益和担当公共责任的目的。

电子政府发展与政府决策体制创新研究

电子政府是信息网络技术背景下迅猛发展的一种新的政府架构,是政府再造的理性选择。电子政府的发展为创新政府决策体制提供了新的空间。电子政府能促进政府决策组织系统的完备化变革、决策权力体制的合理化调整、决策信息系统的互动化运转以及决策文化的现代化变迁。

基于理性“经济人”人性假设的行政伦理建设

理性"经济人"人性假设中蕴含着行政人员价值的"个体主义"取向、行政组织目标的"特殊利益"定位和行政行为"逃避责任"的逻辑,这使我国行政伦理建设陷入了困境。在行政伦理建设中我们应该以"经济人"假设为借鉴,正视政府"自利"本性,科学定位行政价值目标,建立"私利"与"公利"的共容机制,规范行政权责关系。

论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形象建设

政府形象既是一种精神资源,又是一种能力资源,它是事关政府危机管理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共危机的发生,对政府形象建设提出了挑战,表现为:社会公众期待政府形象的理想性,危机处理结果的不确定性;在危机管理中,政府可以通过信息公开塑造诚信形象,通过指挥和组织危机的处理塑造服务形象,通过理性治理塑造责任形象。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政府文化职能转变

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五位一体"全面改革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政府文化职能转变。当前,政府文化职能转变主要体现为职能重心从偏重社会教化向注重公民教育、从包揽文化事务向提供文化服务、从弱文化屏障到重文化安全的转变;职能方式从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从直接干预到间接管理、从分散管理到整体治理转变,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政府与文化事业单位、政府与文化企业、政府与社会文化组织的职能关系转变。三者的转型相互影响互相呼应,共同形成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合力。

行政问责的伦理价值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责任监督和追究机制,不仅具有政治、行政和法律等方面的价值,也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它们主要体现在:促进政府履行责任伦理构建责任政府,规范权力运行助推权力向善,尊重"民意"实现公共利益和弘扬道德责任塑造伦理人格等方面。

行政问责的理论依据新探

契约理论主要阐述权力行使与责任担当的双向依存关系,责任伦理则强调了对行为过程及其结果负责的伦理诉求,契约理论与责任伦理相结合共同构筑了行政问责的理论基础。"人民主权"是"政府治权"的逻辑前提,当政府行为违背"公意"时,政府的权力就是"非正义"的,人民有权追究政府的责任,这是行政问责最直接的理论资源。责任伦理所蕴涵的"尽己之责"使命、恪尽职守"敬业"和行为后果担当是行政问责的直接理论依据。

公民问责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架

契约理论阐述了人民主权和政府治权的逻辑关系,由契约演绎生成的政府责任是公民问责的逻辑前提,而公民问责则是保持公民与政府之间契约张力的有效路径。为此,契约论可以作为公民问责的理论基础。与其他问责方式相比,公民问责具有独特的价值。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公民问责,关键是要营造公民问责的组织氛围,健全公民问责的制度安排以及加强公民问责的政策支持。

问责官员复出的失范与规制

问责官员的复出不仅关系问责制的实施效果,而且关系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应当慎之又慎。现实中,由于缺乏刚性制度约束,"可以"复出异化为"必然"复出、"应当"复出中的"正当"缺位及"正当"复出偏离"善"价值等失范现象,消解了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滋长了暗箱操作的腐败空间,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为此,应构建完备的官员复出实体制度,作出严格的官员复出的程序性安排,对问责官员复出进行全程监督,以规范官员复出。

浅析中国传统儒道的责任伦理资源

当代西方责任伦理所蕴涵的人类整体责任意识、"尽己之责"伦理使命和行为后果责任担当思想,其实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儒家历来强调责任,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以名定责的权责关系与后果担当的责任追究等思想都属于责任伦理范畴。道家思想则渗透着对人类生存状态、社会良好治理的责任感,蕴含着无为、节制的责任品质。传统责任资伦理资源是当下责任伦理建设的宝贵财富,它有利于树立崇高的道德信念、铸造勇于负责的品性和培养清正廉洁的操行,这对于当前的责任伦理建设特别是政府责任伦理建设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论当前我国危机决策的优化

危机管理本质就是危机决策。危机情境下 ,事态不确定、时间紧迫、信息有限、主体盲思、技术支持稀缺等因素制约了危机决策的决策过程及其效用的发挥。从发挥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提高决策者素质、加快信息系统现代化建设、发挥智囊机构的作用。

行政问责的三重依据

政府责任的评判和追究需要依据。行政问责的价值依据、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行政问责进行了应然性、实然性和必然性阐释。价值依据包括哲学依据和伦理学依据,自由与责任的统一是行政问责的哲学依据;伦理学依据有功利论、道义论和德性论,功利论侧重实际后果,道义论侧重规范的遵守,而德性论侧重良知良能的素养。事实依据即实际后果,行政问责中以实际后果为导向的责任推断依据在行政实践上比较容易操作,但有时在行政责任进行认定时还要对导致行为结果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法律依据即法律的直接或间接依据。

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趋势研究

近年来,随着政治民主的不断推进,从中央到地方都积极开展行政问责的实践。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刚刚起步,各种配套制度和机制尚未健全,民主问责的氛围尚未形成,无论实践还是制度设计都处于发展阶段,其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即由"火线问责"向"常态问责"转变,从"弹性问责"向"规范问责"转变,从"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转变,从"过错问责"向"绩效问责"拓展等四大趋势。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市政管理学”教学改革研究

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市政管理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市政管理学"教学改革已成为当务之急。目前地方本院校"市政管理学"教学中存在教材建设滞后、教学模式与学科特点不匹配、实践教学的水平较低、师资力量缺乏、实践教学新平台缺失等方面的问题。需加强教材建设、改革教学方法和考评方法、优化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和构建实践教学平台等方面,构建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市政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

权力之善:行政问责的价值诉求

权力之善是行政权力的本质规定。行政问责作为一种监督与纠错机制,其核心价值即在于实现权力之善。它一方面通过追究权力责任防止权力异化为"恶",另一方面又通过监督权力运行凸显权力"善"价值。

基于和谐社会构建的政府诚信建设研究

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关键,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然而,和谐社会构建中政府诚信建设面临执政理念偏差、诚信信念缺失、信任达成困难、失信空间巨大等挑战。为此,必须通过诚信政府建设,以目标牵引唱响诚信主旋律,以道德信念驱动促进社会诚信建设,以政务公开作为诚信建设平台,以制度供给保障诚信社会构建等途径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

浅析公民参与问责的困境与出路

公民参与问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然而,当前公民问责面临着公民文化缺乏导致参与冷漠,政治体制滞后制约参与发展,参与机制缺失阻碍参与渠道和公民素质不高影响参与理性等困境。完善我国的公民参与问责,关键要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完善公民参与问责的制度建设,拓宽公民参与问责渠道以及提高公民参与问责能力等。

长株潭突发事件的应急联动体制机制研究

长株潭城市群突发事件的应急联动具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长株潭社会和谐发展,提升应急能力、提高城市应急管理水平,落实行政体制改革、实施科学发展等重要意义。而国外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国内城市应急管理联动发展为其提供了经验借鉴,长株潭城市群专项联动治理的积极探索为其积累了实践经验。实现长株潭城市群应急联动,构建长株潭应急管理联动组织体系是关键,建设长株潭应急管理联动运行平台是基础,构建长株潭应急管理分级响应机制是难点。

长沙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探析

长沙市是首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长沙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政策体系、组织架构、财政投入、基础设施等方面不断完善,但仍然存在公共财政支持文化服务比例偏低、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落后、基础设施布局不完善、文化管理体制落后、评估监督体制建设不完善以及公共文化服务技术手段有限等现实困境。建议通过健全公共财政支持制度、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强化文化服务绩效评估和监督体系等措施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从而构建具有长沙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试论地方本科院校《市政管理学》实践教学改革——以湖南商学院为例

市政管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实践性学科,地方高等院校所开设的《市政管理学》具有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然而,该课程在实践教学方面存在实践内容体系不完整、教学方法不灵活、校外实践环节缺乏以及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可以从构建实践教学内容新体系,构建实践教学新平台,改革实践教学方法,改革实践教学考核方式和建立健全实践教学保障措施等几个方面完善《市政管理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