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京察访单之研究

明代京察访单是服务于在京文官考察的文本,于京察准备阶段发放给在京科道官,令其在博采众闻后填写与应察官员相关的见闻,并作为官员处置依据,以期增强京察结果的公正性、合理性。其制作、发放、回收有整套严密程序,并在回收后,令基层科道官员针对回收访单进行会单,从而提出应考官员去留的基本意见,以凭主管京察官员终裁处罚轻重。京察访单的实质是科道官行政监督权的体现,让多部门参与其中、并让基层官员处理具体事务而让高级官员总揽其成,体现了明代政府运行中各部门相互制衡的特点。

明代北京官“乞改南”探因

明代自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作为"留都"虽然仍保留着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但其政治地位却比北京低;对具体官员而言,任职南京的政治前景也非任职北京可比。然而在明代政治史上,却不断有北京官员主动上疏皇帝,乞求改任南京。这些官员"乞改南"的说辞各异,真假有别;但总的来看,大部分官员都在"乞改南"时隐藏了自己的真实动机。通过对明代北京官员"乞改南"这一矛盾的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明代南京给对仕途感到迷茫的官员提供了回转的余地,明代南京官在官制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明代大计考语“虚”、“实”探因

大计考语是明代文官考察时对地方官员治绩进行概要性评价的文本。吏部依据官员考语内容对相应官员的去留升调做出决定,因此大计具有极端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然而在实际政治运行中,大计考语这种理应尽力求实的文本却时常出现不实的状况。从制度史的视角对明代大计考语的"虚"、"实"问题进行探讨,可以发现考语不实的重要原因不仅在于注考官员责任感的缺失,更在于考语保密性不足导致如实填注考语的政治风险远大于收益;在保证中央政令科学合理的同时兼顾官员正常的心理诉求,才是保证中央政令在地方得到落实的关键所在。

从“奸臣”到“地方神”——明清时期对靖难逊国臣铁铉的形象建构

在明代靖难之役中,济南守臣铁铉因抵抗燕师出力颇多而在成祖登基后被杀,然而对铁铉"盖棺论定"的工作却断断续续进行了近四百年之久。在这四百年间,铁铉的形象由朝廷钦定的"奸臣"逐渐转变为忠臣,最终成为守护一方的地方神。铁铉追崇的每一步,朝廷上下的现实诉求都远超过对本地先贤的纪念本身;铁铉形象的演变历程,实际体现出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员对政治伦理解释权的反复争夺。

官员考察与君臣关系——以明代京察自陈疏为中心的探讨

按明制,每六年对南、北两京文官进行一次全体考察,谓之"京察"。在京察中,为体现对四品以上高级官员的优待而赋予他们自陈求去的特权。以京察自陈制度运行中的重要文本京察自陈疏为研究载体,通过对自陈疏特点、书写方式以及上呈下达过程的研究,能够呈现出该制度的动态运作流程。从对明代京官考察决策依据和决策过程的探析中,可以看出明代京察自陈制度虽未较好实现裁汰不职官员的初衷,但作为信息沟通渠道在维系君臣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该制度得以在明、清两朝稳定运作数百年的关键所在。

论明代卓异地方官的表彰

明政府每三年对全国范围内的地方行政长官进行考察。考察结束后,偶尔会对治绩和品行格外突出的地方官予以表彰。荣获表彰者主要是省级行政长官,但也会有较小比例的府州县亲民官;建功立业、政绩出色、品行出众都是获评卓异官的必要条件。获评卓异的官员,会受到赐宴、赐币和陞擢等形式的激励。表彰卓异官不仅给地方亲民官树立了榜样,同时也为中央部门选拔出一些具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官员,对国家政治生活尤其是对官员梯队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明代中后期士商关系再探讨——以内阁首辅张四维为中心的研究

明代士商关系学界关注已久,普遍认为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士商间的广泛交流。而通过对明代内阁首辅张四维这一成功士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成长于商人家庭并处于商人关系网中的官员,虽因商人支持获利良多,但由于长期受儒家教育,反而会显示出"敬商远商"的情形。所谓士商交流密切,更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商人儒者化完成的,并非士人放下身段对商人的主动迎合。

从《山海关志》看山海关在明清之际的地位变迁

在明清易代之际,山海关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山海关志》是对山海关地区记载较为系统、全面的志书。明清时期,共有七种不同版本的《山海关志》出现,但由于明清的更替,导致明清之际的三版亡佚。详细比对现存明与清初的两版《山海关志》,可以从中窥探出其余各版本的内容与特点,可以看出除佘一元版的《山海关志》外,其他各版都对之前版本的内容损益无多,并且对已亡佚三部"山海关志"的内容亦有迹可循,另外还可以清晰地看出山海关地区在明清之际战略地位的变迁。

《明史》诸臣同卷与附传问题初探——以开国诸臣为中心的考察

纪传体是历代官修正史的通用文体。在二十四史的编纂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采用该体裁:将该朝名臣首先按年代顺序排列,然后将具有相同特征之人放入同一卷中进行描写;将部分与该臣有关之人附在其传后进行表述。但所有的同卷与附传都有其深层原因。本文拟以明朝开国诸臣为中心,通过对明朝开国诸臣的同卷、附传的情况做充分分析,分析在《明史》中诸臣得以同卷、附传的具体原因,以及分析部分同卷及附传中存在的问题。

明代朝觐考察馈遗研究

明代地方行政首长每三年入京上计一次,通常在京停留一月有余。在此期间,上计官普遍会广泛拜访京城师友;在宾主尽欢的同时,难免发生礼物的授受。自明中期开始,上计官在考察间隙向在京师友馈遗财物的情况便屡见不鲜,但当时官员乃至普通民众却极其反常地对这种行为予以适度容忍。直到上计官的馈遗超出一定限度后,明廷才开始从中央层面对这一行为予以约束,但当时的官员却又对朝廷明禁熟视无睹。结合明代朝觐馈遗的案例研究可以发现:授受馈遗双方的收益远大于风险是造成当时问题的根源所在,只有确立公开透明的官员选拔和考核机制,朝觐馈遗这一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政坛清风才能随之而兴。

阁臣更替与景泰内阁政治地位变迁

明代景泰阁臣通过一系列内部人事调整,使内阁的政治地位得以加强;同时,它积极扩展内阁的权力,使内阁的机构趋于齐备、地位得到提高,票拟成为制度;景泰内阁所采用的阁臣推荐继任者、进士入阁等阁臣选拔方式为后世所沿用,在明代内阁制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明代官员“寡交游”现象考论

明代官员交往的佳话史不绝书,但在明人文集中也屡现“寡交游”的记载。“寡交游”的官员至交往往不过三五好友。而“寡交游”的原因,或为性格使然,或为修身所需,或是职业需要,或因自我保全,可见官员“寡交游”的行为更多是立足自身环境的理性选择。明人对“寡交游”虽然颇为赞许,但亲身践行“寡交游”的官员相对而言仍为数不多,可见这种“赞许”实则仅停留在认可而非践行层面。“寡交游”有助于维护官场的清廉风气,但在导致官员自身孤立无援的同时,还可能影响到政务的顺畅运行,这或是明代官员对“寡交游”口惠而实少至的原因所在。

王俭阻张绪拜仆射考论

南朝时期的侨土矛盾是南朝政治史研究的热门议题,王俭阻拦张绪任仆射一事作为南朝侨土矛盾的重要体现长期受到史学界关注,但现存史料在此事发生时间、相关人物、阻拦原因的记载上存在较大分歧。有鉴于此,立足对各种史料记载的详细比勘,结合南齐政治环境、君王用人特点、朝野不同派系的矛盾,可以确定王俭阻拦张绪拜仆射一事发生于齐高帝时期;张绪之子张充写信讽刺王俭则发生于较晚的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左右,张充讥讽王俭与王俭阻拦其父拜官仆射之事并无直接关系,而史书记载存有分歧的原因恰在于唐初编修《梁书》时侨土矛盾已渐趋消亡。

明中期翰林官考察制度的演变(1464~1527)

明代对中央文官的定期考核被称为“京察”。几乎所有中央机构在京察时的考察方式都相对固定,但天顺八年至嘉靖六年的63年间,翰林官的考察制度经过8次变更才最终成型,明显异于其他部门。将翰林官考察制度的演变及翰林官的考察归属问题纳入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考量,可以发现,朝中各种势力不断争取翰林官考察主导权的原因不仅在于对翰林院职能认识的差异,更在于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在政局变迁的过程中,明代翰林官的考察制度经由皇权、内阁、宦官及吏部等各方势力的博弈、协调与制衡,从草创走向定型。

论张位《词林典故》修撰的原因及意义

作为“词林”的翰林院在明代被目为仕途要津,翰林官的行为规范因之备受朝野瞩目。《词林典故》由翰林学士张位、于慎行等人在万历十四年(1586)编成并刊行。该书将明代翰林官的公务活动分为33类,不仅是明代翰林官的行为规范手册,也是明代万历时期官修典制的典范,起到了以“典故”形式约束翰林官言行的作用。从史学史的角度考量,该书还是明代中后期修史热潮中的产物,发挥了保存国故的重要作用。

明代锦衣卫都指挥使刘守有生平考论

明代万历中前期的锦衣卫都指挥使刘守有出身于被称为“荆湖鼎族”的麻城锁口河刘家,且在明代中后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理当只对皇帝负责的锦衣卫,刘守有却能在皇帝、宦官和朝官中斡旋自如,尽力周济士大夫,并且广泛结交文化名流,与过往刻板印象中的锦衣卫形象绝不相同。刘守有在万历时期的活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时人对锦衣卫观念的转变。对刘守有的家族背景、仕宦履历、为政梗概、生平交游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增强对锦衣卫体系内个体官员的关注,了解锦衣卫权力运行的具体情况,也为黄冈地区的历史文化挖掘提供了助力。

明代朝觐考察道里费研究

明朝在建国伊始便确定了评价地方长官治绩的"朝觐考察"制度,地方长官入京朝觐必然产生相应的差旅费。对于这笔必需的行政支出,明廷长期未将其纳入到财政预算之内,其经费来源和使用限额都缺乏明确规定。明代官员通过在制度的空隙中开源节流从而筹取到朝觐道里费,并在保证朝觐旅途的必要开支的同时,将多筹取的路费用在广泛与京城师友沟通感情方面。通过对明代朝觐考察相关资料的梳理,从制度史和财政史的角度厘清朝觐路费筹措、使用情况,可以发现,朝觐路费问题突出的原因不在于官员人性的贪婪,而在于明廷对官员的仕途升迁调转缺乏明确制度保障;坚决恪守制度的模范官员无法得到制度的充分保护是明代官员朝觐路费问题的真正根源。

制度规定与行政运作——以明万历辛亥京察为例

明政府为有效加强对中央机构官员的管理,每六年对南北两京全体文官进行考察,谓之'京察'。为保证京察制度发挥澄清官场风气、淘汰不职官员的预期作用,明廷对京察从准备到结束的每一环节,都进行了十分详尽的制度规定。然而在京察制度运作的运行过程中,官员并非总是遵照制度规定行事。本文以明万历辛亥京察为例,探析京察制度运作与制度规定的相符与背离之处,指出本应作为维护官场清正之风的考察制度,因法规设计的不完善而被文官群体所利用,逐渐演变成不同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给明代官场政治生态造成消极影响。唯有针对行政运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完善制度规定,立明规矩、破潜规则,消除制度规定相对于行政运作的滞后性,才能使官员有效治理的意图得以最终实现。

《政局变迁与历史叙事：明代建文史编撰研究》评介

长期以来,靖难之役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然而过往研究大多集中于对靖难之役的宏观叙事与细节考订,对靖难之役发生之后,明代朝野上下在文献残缺的基础上进行的建文史重构鲜有关注,使学者难以详尽了解靖难之役的长期影响所在。该书作者吴德义专注于靖难史学研究多年,《政局变迁与历史叙事：明代建文史编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5月）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对自建文逊国直至南明灭亡长达二百余年的建文史学编撰做出细致考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