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政策性森林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6个省(自治区)15个县市485个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样本实地调研的2015—2018年面板数据,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森林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受灾面积和受灾损失每增加1个单位,分别会引起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增加1.728个单位和1.704个单位;生产费用和家庭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分别会引起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增加0.213个单位和0.052个单位;基础设施投入和财务费用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分别导致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下降0.303个单位和0.05个单位。此外,进一步检验了经营规模对政策性森林保险需求的调节作用。针对研究结果,从进一步推动林业生产规模化、促进保险产品多样化、加大政府对森林保险的扶持等方面提出建议。

政策性森林保险高质量发展时空演进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和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交织时期,政策性森林保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对提高林业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3—2021年面板数据,利用赋权法和核密度估计,定量化测度政策性森林保险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然后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需求与市场集中度对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验证政府财政保费补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政策性森林保险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缓慢提升的趋势,全国平均值稳定在0.20~0.30之间,但仍处于低发展水平阶段。第二,我国政策性森林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区域不平衡较为明显,西部地区的平均值(0.40)高于东中部地区(0.26),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马太效应”愈加明显,但地区不平衡性逐渐得到缓解。第三,目前政策性森林保险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仍是“量的扩张”(0.54),“质的提升”(0.46)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第四,森林保险市场需求扩张和市场集中度降低是政策性森林保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财政保费补贴的调节效应较为明显,强化了市场需求对其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但未削弱市场集中度的负向作用。基于此,文章提出引导林业经营主体主动投保、鼓励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适度竞争以及实施差异化保费补贴政策等政策启示。

中国木质林产品对外贸易条件的分析与思考——兼论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木质林产品贸易条件

分析林产品贸易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评估中国林产品贸易的经济效应。本文分析了1995—2007年中国木质林产品对外贸易条件的总体变化趋势和各种主要木质林产品的贸易条件变化。研究表明,木质林产品的总体价格贸易条件在大多数年份是改善的,收入条件在这期间都是改善的。原木、锯材、单板、特形材、刨花板等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在大多数年份是恶化的;纤维板、家具、木片、木浆、纸和纸制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在大多数年份是改善的;除原木、锯材等个别产品外,大部分木质林产品的收入贸易条件都是持续改善的。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木质林产品贸易条件存在一些不利的变化趋势。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目前贸易条件变化当中的不利因素,通过创造良好的进出口环境,提升我国参与林产品国际贸易的贸易利益。

利用外资与中国林业产业发展的关系——基于协整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研究利用外资与中国林业产业增长关系,尽可能使林业外资有效地推动林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保障木材安全并充分发挥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运用1997~2008年数据,用协整方法对利用外资和林业产业增长进行了长期均衡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分析,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两者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利用外资与林业产业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利用外资是林业产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提出的建议是,优化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扩大外商投资来源与投资方式,结合林业产业政策和外资政策对外资进行引导。

林产品对外贸易与林业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林产品对外贸易与林业产业的关系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文以江苏省为例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性研究。文章在利用单位根检验对变量平稳性考察的基础上,应用协整方法对变量的长期均衡进行分析,并应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经验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区间内林产品对外贸易与林业产业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江苏省林业产业发展是林产品对外贸易的Granger原因,而林产品对外贸易对林业产业发展的影响则不够显著。因此,笔者建议从林业产业自身进行调整,促进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增加林产品对外贸易总量,并进一步协调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关系,从而使对外贸易在林业产业健康成长中真正扮演"发动机"的角色。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对美出口增加值贸易分析——以林产品为例

文章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就中国对美国林产品出口贸易进行增加值测算,以此来测度中国对美林产品出口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下的真实获利性。结果发现,传统贸易统计法下的中美林产品贸易存在高估问题,中国对美国林产品出口国内增加值比重仅占出口额的六成左右。林产品出口贸易收益增长并不与其出口总额增长成正比,贸易获利增长幅度远小于贸易数量增长幅度,且获利空间近年来不断缩小。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我国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我国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并借鉴Koopman价值链参与度等指数以及OECD数据库测算隐含碳排放的方法,对当前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对外贸易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进行测算评估,实证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其主要影响路径是通过贸易规模间接影响贸易隐含碳排放,并且这条路径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远远超过了直接影响效应和通过技术效应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最后提出提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地位、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和着重发展节能减排技术等相关对策建议。

全球贸易网络对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基于木质林产品的视角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木质林产品贸易关系错综复杂,探讨一国木质林产品生产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必须将其置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网络中。文章首先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网络整体层次与网络个体层次分析全球木质林产品贸易网络总体特征与单个国家的特征,进而将贸易网络结构特征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结合起来进行实证分析。文章基于全球40个国家2002-2020年的木质林产品贸易数据,探讨一国的木质林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对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网络联系强度和网络异质性的系数分别是0.036和0.005,而网络中心性的系数是-0.363,这表明一国贸易网络联系强度每上升1个单位,该国在贸易网络中所占据的份额加大,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随之提升0.036个单位;一国贸易网络异质性每上升1个单位,其地理分布集中度就下降1个单位,降低了该国对外贸易依赖风险,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也随之提升0.005个单位;而一国的网络中心性每上升1个单位,表明与该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数量增多,但是盲目地扩张贸易对象的数量并不能提升该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出三点政策启示:第一,加快木材产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步伐,与更多高水平国家建立贸易联系;第二,不断开拓国际多元化市场,稳定木材产业全球供应链;第三,加强平等互利的贸易联系,构建以我国为主的区域价值链。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国际贸易利益研究综述

国际贸易利益是衡量一国是否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参考价值指标之一。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增加值贸易依然是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相比较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而言,在增加值贸易视角下,测算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真实获利情况及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显得更具实际意义。系统梳理了国际贸易文献中关于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国际贸易利益研究的演进过程,归纳和评述了测算增加值贸易的理论方法及实证研究成果,以及我国林产品贸易利益研究存在的缺失,进而对中国林产品贸易获利情况重新进行审视,对中国林产品贸易的发展进行新的定位。

浅析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物流业的影响

跨国公司进行全球战略布局是向中国产业转移的重要推动力,面对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物流产业带来的影响,中国物流业应尽快制定相应策略及措施,主要是加快完善国内产业链并"走出去,"大力发展三方物流,运用创新的管理思维模式,建立物流标准化体系,发展绿色物流,把好"环境关,"以确保未来物流业的顺利发展。

产业集聚对中国木材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测度与分析

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实现木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中国木材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必须提升木材产业的技术水平。文章基于集聚溢出效应理论,构建产业集聚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木材产业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产业集聚对中国木材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木材产业集聚水平和出口技术复杂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具有差异性;(2)产业集聚对中国木材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促进效应为0.73,表明产业集聚水平每上升1个单位,中国木材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随之提升0.73个单位;技术创新在产业集聚对中国木材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产业集聚正向促进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显著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3)中国木材产业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异质性。文章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木材产业,弥补了现有文献关于制造业细分产业的产业集聚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的不足,完善了木材产业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文章提出政策启示:(1)积极引导木材产业集聚,构建大规模本地化生产体系;(2)各地区木材产业发展政策应因地制宜、精准施策;(3)加大创新投入,积极培育和引进高端人才,持续健全“产学研”体系,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购买森林保险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投资积极性的影响

基于全国集体林区2019年485个林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调研数据,在研究森林保险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投资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就森林保险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的影响进行检验,同时采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分析森林保险如何通过扩大规模意愿的中介效应与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投资行为产生影响。结果表明:购买森林保险能够显著提高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投资积极性,且对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购买森林保险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长期投资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而对其短期投资无明显影响;在购买森林保险对提高新型林业经营主体长期投资的影响中,扩大经营规模意愿具有中介效应,政府补贴具有调节效应。因此,应对森林保险产品进行优化,推动中国森林保险业发展;政府保险补贴应尽量向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倾斜,以推动其积极利用保险机制开展风险管理。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木材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是木材产品生产和进出口贸易大国,同时也是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由于人均森林资源较为短缺,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国际森林资源配置、解决木材资源供需矛盾、促进产业发展是提升中国木材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文章测算了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的木材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和分工地位指数,并结合全球价值链理论和波特菱形模型,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中国木材产品供给量、相关产业的支持和制度条件五个方面构建了木材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因素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采用TiVA数据库中的木材产业数据并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1)中国木材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度和地位显著提升;(2)高等人才供给量、全国木材产品市场总供给量、营林固定资产投资额和经济制度对中国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均GDP对中国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在各种制度中,经济制度对中国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正向影响最为突出。最后对中国木材产业发展提出建议:应顺应绿色发展趋势,摒弃“高投入、高污染”和“低附加值、低价格”的老路,以减少他国针对中国木材产品的贸易摩擦;培养产业人才,走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

产业集聚对中国木材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制及其实现路径

【目的】厘清产业集聚对中国木材企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作用机制,为木材企业通过产业集聚提升GVC地位提供决策参考。【方法】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表征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构建产业集聚对DVAR作用的理论框架,基于15406家中国木材企业样本和海关贸易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产业集聚通过企业成本加成率和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2条路径对DVAR的影响。【结果】(1)总体上,木材产业集聚显著提升DVAR,产业集聚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可使DVAR提升0.0023个单位。(2)具体到木材产业各行业,产业集聚对DVAR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产业集聚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人造板制造业DVAR显著提升0.0141个单位;产业集聚对木材加工业、木制品制造业DVAR影响不显著;产业集聚使木质家具制造业DVAR降低0.0068个单位。(3)从企业异质性角度看,相较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一般贸易企业和本土企业DVAR提升,不存在“倒U”形和“N”形的非线性关系,即企业生产仍处于规模报酬递增区间,木材产业进一步集聚可提升DVAR。(4)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成本加成率和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对DVAR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成本加成率每提高1个单位,DVAR显著提升0.0660个单位;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每下降1个单位,DVAR显著提升0.1515个单位。同时,产业集聚与成本加成率、中间品相对价格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结论】产业集聚可通过劳动力蓄水池效应、中间投入共享效应和知识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和降低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2条路径提升木材产业整体DVAR,但存在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需要合理引导木材产业集群的形成,优化木材产业布局;以技术创新和人才带动木材产业集聚发挥正向外溢效应;在双循环新格局下推动木材企业逐步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实现通过本土产业集聚立足于经济内循环的发展之路。

《欧盟木材法案》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欧盟的影响分析

欧盟是中国木质家具出口的第二大市场。《欧盟木材法案》颁布和实施对我国木质家具出口欧盟造成很大的影响。文章在解析《欧盟木材法案》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一《法案》带来的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消极影响包括:家具出口越发艰难,出口量会减少;对我国家具出口企业原料采购带来困难;家具出口的认证成本和制度成本增大等。积极影响包括:《法案》可以提升合法木材的竞争力,改善贸易环境;促进森林认证的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森林的可持续发展;增强我国木质家具出口企业的社会责任等。针对不利影响提出如下应对措施和建议:加强对《法案》的宣传和培训工作;加强对《法案》的研究,推进森林认证体系构建;指导家具企业针对《法案》选择合适的应对方式;积极开辟亚洲和非洲等新兴市场,实现多元化出口;及时收集和分析相关信息,做好风险防范工作;采取各项扶持措施,努力提高家具企业对《法案》的应对能力等。

从经济学视角分析绿色采购中政府补贴的作用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发达国家提出了绿色采购。由于绿色产品成本高于传统产品,生产技术也有待提高,所以,可以通过政府给予生产企业补贴的形式使购买者以更低的价格采购更多的绿色产品。政府补贴有价格补贴和财政补贴两种形式,通过博弈分析,认为财政补贴中固定补贴的缺点较大,而随企业生产规模变化的补贴对企业绿色生产有较强的激励作用。国家应当通过适当的补贴形式,促进绿色采购的开展。

“国际结算”课程多层互动式教学模式探索

"国际结算"课程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践性,对学生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要求都比较高,该文提出建立多层互动式教学模式,对于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非常重要。多层互动式教学模式以综合型教学模式作为理论基础,探索多层次互动教学,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引导学生在课程的学习中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实现教师与学生互动、学生之间互动、课内讲解与课外自学互动以及理论与能力互动等多层次互动。通过教学各环节改进,课程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中国林产工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

【目的】在国际碳减排背景下,研究中国林产工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为促进中国林产工业实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和低碳减排的双重目标提供决策参考,同时进一步丰富林产工业与贸易隐含碳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基于增加值方法测算并分析了中国林产工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前向参与度、后向参与度和贸易隐含碳排放。在此基础上,建立基准模型以及包含交互项的模型分析林产工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和不同的参与方式影响贸易隐含碳排放的作用机制。【结果】中国林产工业的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高于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同时中国林产工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会显著降低贸易隐含碳排放,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显著提高了贸易隐含碳排放,前向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有助于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降低。【结论】GVC分工地位的提升有助于降低林产工业贸易隐含碳排放,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是中国林产工业参与国际分工导致高贸易隐含碳排放的主要原因。结论有助于科学研判中国林产工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作用机理和影响,对促进中国林产工业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以及实现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内涵。

全球价值链嵌入、产业集聚对南方十省木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内外双循环视角,构建全球价值链嵌入和产业集聚影响木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框架,将中国省级层面的区域性投入产出表与全球投入产出表进行匹配,嵌套测算中国南方十省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并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产业集聚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南方十省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水平逐年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每变动1个单位,会对木材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0.598个单位的正向影响,产业集聚指数每变动1个单位,木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0.192个单位的正向变动,提升产业集聚水平对于南方十省木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样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发挥集群优势;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产业集聚水平对于提升木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集聚的交互项乘积系数为-0.568,说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集聚会构筑壁垒阻碍知识技术的交流从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抑制作用。据此,建议进一步提升十省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产业集聚水平,促进木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产业集群发挥更大的集群效应,结合南方十省实际,出台更多具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共同助力木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绿色采购中供应商的选择与评价

分析了绿色采购中供应商选择与评价的重要性,构建了供应商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提出先根据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并通过实例进行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