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融合发展

21世纪以来,中国地理学者发表的论文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但社会影响力并未随之高涨。相反,在面对重大科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地理学家的声音日趋微弱。出现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论文和纵向研究项目数量为导向的学术评价体系严重阻碍了中国地理学的融合发展,使得地理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在远离地理学主干的细枝末节上越走越远,逐渐淡忘了地理学解决重要问题时所倚赖的“综合性”和“区域性”。为加强地理学解决重要问题的能力,提高其学科地位和社会地位,中国地理学应走融合发展道路。应加强地理学综合教育,尽快建立中国地理学的引领性问题体系,围绕问题体系,指明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走向融合的具体路径,并发挥“中国地理科学十大研究进展”等评选活动的引导作用,借此传播地理学融合发展的方式、机制和成果。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旅游统计

中国的旅游统计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具体问题我已在《将尺度观引入旅游统计工作的几点思考》(《旅游导刊》2019年第3期)和《大数据视角下的游客人数统计问题研究》(《旅游论坛》2020年第1期)相关文章中阐述。本期笔谈宗旨是弄清目前国际组织。

2024年中国旅游发展趋势预判

2023年是疫情之后旅游业全面恢复的一年,最近已有很多回顾评述文章。2024年,中国旅游业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在此仅作以下几点预判。一、入境旅游--重回巅峰不容易,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入境旅游,不仅在经济层面,而且在社会文化意义方面以及在我们与西方民间外交的重要性方面都得到政府、业界、学界高度一致的认同,国家在签证、支付方式、增加航班等方面都做了尽可能的改革和便利化。

旅游强国建设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旅游强国的内在要求。文章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就新征程中如何认识旅游强国、如何实现旅游强国战略、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如何理解旅游业的新定位和新赛道、如何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如何担负起旅游学术共同体的时代使命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应要特别关注如下议题:1)从新时代新征程出发,重新思考旅游强国的提出背景、底层逻辑、关注重点、产业定位、衡量指标和建设思路;2)实现旅游强国目标,需创新税制、优化旅游统计、培养高层次人才;3)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纲,重点关注市场、产业、理念、统筹、体系等方面问题;4)在旅游业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的背景下,疗愈旅游是符合旅游业新定位的一个新赛道;5)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需以市场为导向、以人民满意为中心、以投入产出为旅游投资基本导向,需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实现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6)在旅游发展新征程上,学术共同体应承担重要职责和历史使命,及时回答时代之问,夯实科学探究学理之基。

中国旅游管理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研究

在学习西方旅游学说的同时,我国旅游学界一直在尝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旅游管理知识体系。文章以中山大学旅游研究团队的集体研讨成果为基础,提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应以人类旅游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主张采用“旅游需要”“旅游响应”“旅游实践”和“旅游效应”等基本概念来解释旅游活动的过程、行动、关系与结果。通过分析“旅游需要—旅游响应”的矛盾运动规律,文章推导出“社会成员旅游需要的无限性”“社会响应个体旅游需要的能力有限性”和“社会响应个体旅游需要的态度有界性”等基本假设,并借此归纳出中国旅游管理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化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需要”与“社会对旅游需要的响应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总的来说,旅游管理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应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践,摆脱西方旅游研究的传统经济分析范式,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文化和旅游事业的高质量创新发展需求。

社会媒介化视角下旅游目的地的地方建构

社交媒介不断发展,渗透并影响着社会的变迁,成为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的重要力量,形成了“社交媒介—人—地方”的新型人地关系,然而现有的地方建构研究较少关注社交媒介在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中的角色和效应。文章对社交媒介在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中发挥的作用展开了概念性的探索,依托社会媒介化理论与地方建构理论,从媒介化的视角提出地方建构的概念框架。根据该框架,目的地的地方建构涉及虚拟空间、现实空间、虚实交叠空间等3个层面。在目的地地方建构的过程中,社交媒介不仅作为变量对地方建构产生影响,而且还作为社会语境融入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的动态进程中。

跨地方民族演艺者的社会接触与角色变迁——以佤族艺人为例

旅游演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加剧多元主客文化交往和跨文化互动。我国民族演艺人才逐渐成为旅游劳工移民、少数民族多元社会角色交织的跨地方旅游演艺从业者,其多重的社会接触将有助于阐释旅游情境中的关系复杂性,进一步跳出传统在地性民族旅游演艺研究的范畴。文章选取佤族艺人为案例,以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探讨旅游情境下跨地方民族演艺者的社会接触特点及其角色变迁。研究发现:跨地方民族演艺者进入旅游情境中,经历了文化交往向职业交往导向叠加的社会接触,加快推进了现代角色多元化进程;同时,旅游情境构建了一个多重社会接触空间,为他们角色管理适应整体社会结构变化提供了缓冲,彰显出从业者主体性视角下旅游情境的社会结构特征。该研究从旅游从业者的视角,为民族文化繁荣如何赋能新时代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见解。

概念、维度及历时性视角下的旅游者“异化”行为研究——从旅游者“越轨”行为谈起

国内外对“越轨”与“异化”讨论较为广泛,但交替使用导致概念混淆,且在旅游者行为层面的讨论有限。文章以哲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基础,首先回顾旅游者“越轨”行为的概念,发现已有概念忽视了旅游情境具有居住地-目的地空间转换的特殊性,存在与其他情境下“越轨”行为研究边界模糊的问题。随后,受到“异化”一词在“越轨”相关文献中频繁出现的启发,作者探究了两者的起源和广义的内涵,发现“异化”在描述和把握旅游者负面行为时更具有解释力:一方面,“异化”在“异常”维度的讨论上不局限于对社会准则的违背,比“越轨”更为包容;另一方面,“异化”强调了行为本身的变化在揭示旅游者负面行为产生原因方面的重要性,补充了“差异”这一维度。由此,文章提出了“旅游者‘异化’行为”的概念,即“旅游者在目的地与居住地之间有变化且是变化后带有负面影响的行为”。最后,引入历时性的视角将行为发生地的认知从通常的二元扩展到三元,挖掘了“异化”中“行为差异”出现情境的新可能性,同时促进了“越轨”讨论中“社会准则”参考地的拓展。研究从“越轨”概念出发,贯穿对旅游活动特殊性的思考,对“异化”概念在旅游者行为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内涵、概念、维度上的回顾与分析,旨在为未来旅游者消极行为的研究提供启示。

历时性视角下旅游目的地建设历程与形象建构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云南旅游经历了从旅游事业接待转型旅游产业建设的起步阶段、99世博会的快速发展阶段、多个国际级旅游目的地扩张阶段,一批资源导向型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发展成熟。旅游目的地形象建构与变迁始终深受文学、影视等艺术构建的影响,并与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条件与传播媒介变迁所契合,实现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稳固与持续传播。研究以系列重要事件为时间节点,采用历时性的研究视角梳理了云南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特点,对云南旅游目的地形象建构历程和传播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由此提出对未来云南旅游目的地形象传播策略的建议。

旅游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中国的旅游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当下旅游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它还面临着各种问题和困难,有一些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比如高中基础教育如何成功转变为大学高等教育而不仅是高中教育的延续?重点可能在于转变中小学12年应试教育训练之后,不善于自主学习的被动学习习惯。

地域文化对主题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以开封清明上河园为例

已有研究与国内主题公园多年的建设经验已经证实,市场、交通与区域消费水平等层面的门槛条件对主题公园选址与可持续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地域文化的因素未得到重视。清明上河园案例,揭示其在不具备主题公园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必要条件下,以地域文化为导向,通过主题选择、空间选址和产品更新,实现良好经营并成为地方旅游龙头企业的过程和机制,希望为同类型主题公园开发提供借鉴。

旅游可持续发展监测:中国的实践经验

一、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正式通过2015—2030年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以综合的方式实现全球社会、经济和环境3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1)。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从各个方面涵盖了人类和地球目前面临的困境,明确了如何走向繁荣未来的路径,这是所有国家在全球伙伴关系中采取行动的紧急呼吁。

旅游增长的极限与研究态度

《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副标题为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一书是美国学者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H. Meadows)、乔根·兰德斯(Jorgen Randers)、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L. Meadows)和威廉·贝伦斯(William W. Behrens III)合著的经济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72年。最早的中文版书名叫《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由李宝恒翻译、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收入《走向未来》丛书中。另一中文版本由于树生根据1975年的第二版译出(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还有一个李涛等根据2004年版本(Limits to Growth:The30-Year Update)翻译的、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我们这代人更多是从《走向未来》丛书读到的版本。

旅游开发背景下侨乡社会尺度政治研究——以开平关族图书馆旅游征收为例

侨乡是透视海内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地发展实践以及检验跨文化与跨制度交互融合的复杂地域空间,然而相较于侨乡丰富的跨国内涵与国家意义,目前地理学界给予的关注和研究还较少。文章透过侨乡旅游开发,以开平赤坎古镇关族图书馆旅游征收为研究案例,在对案例地连续6个月的田野调查基础上,通过构建尺度政治理论框架揭示跨国主体间复杂的权力交互过程和规律。结果表明:在侨乡旅游地开发过程中,呈现出科层权力垂直尺度与海内外社会网络水平尺度交织的尺度关系特征;在围绕产权进行的尺度政治过程中,跨国主体通过使用垂直、水平和表达3种尺度形式进行尺度重构,利用尺度上推和下推的方式产生出新的尺度作为斗争手段;相对弱势的主体一般会采用尺度上推的手段,打破固有的尺度边界,完成尺度的转换;相对强势的主体则会使用尺度下推的策略巩固自身的尺度边界,达到尺度固定的目的;表达尺度作为各主体的通用尺度工具,辅助达成各自在垂直尺度或水平尺度博弈的目的;国内科层行政权力作用的垂直尺度作为刚性尺度决定着结果的最终走势,海内外宗族社会网络间的水平尺度则作为柔性尺度影响着决策形成,如何撬动和获得更高垂直尺度的支持,是实现权力关系转变的关键。研究结果力图呈现侨乡社会特殊的“侨地”特征,为更好地指导侨乡旅游地开发与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并初步回应地理学界长期忽视对侨乡特殊“人—地”关系及其空间响应的关注。

旅游政治生态学与本土研究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在我国全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生态与旅游的现实矛盾引发了广泛社会关注,但基于社会与政治发展层面深度有效的学术解释缺乏。缘起于结构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生态学,将社会-生态过程与政治的尺度交互作为分析对象,为生态问题提供了更加平衡与综合的理论研究进路。文章利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论深度考察了政治生态学以及相关的旅游文献,从当代现实、理论缘起、理论发展、旅游参与以及本土议题展开论述,重点分析了国际旅游政治生态学研究思想的3个重要进展趋势:保护地旅游与资源管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态旅游话语意识的后结构主义批判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正义的实践行动研究。进一步,文章借助政治生态学的理论视角反思了我国生态与旅游发展的历史成就与现实问题,并结合二十大报告的政策理路探讨了本土旅游政治生态学研究的相关议题:关注保护地旅游历史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关注保护地社区资源利用与可持续生计的微观政治过程以及关注“两山论”的辩证性与生态发展的现实差距等。文章希冀通过政治生态学的引入,引导中国旅游研究转向生态-旅游人地关系的深入反思,在尊重现实与贴近实践的前提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成就向国际传播的高质量旅游学术成果转化。

面向非垄断性旅游资源:乡村旅游地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演化

乡村旅游资源的非垄断性常使旅游地面临吸引力难以持续、生命周期较短的难题,如何针对非垄断性旅游资源情境,构建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以实现乡村旅游地的良性治理,是当前乡村旅游发展中不容回避的重要话题。文章选取陕西省袁家村为案例地,采取质性研究方法,探讨非垄断性旅游资源情境下,乡村旅游治理相关制度的生成及其演化机制。研究发现,乡村旅游治理相关的制度供给经历了由非正式制度为主向正式制度为主的制度演化过程,其中,非垄断性乡村旅游资源构成制度演化的主导性情境条件,并在各阶段引发不同利益主体产生差异化的制度需求。面对多元利益主体的制度需求,乡村旅游地依赖不同类型权威对其进行整合,最终完成乡村旅游地的制度供给。

桂林国内客源市场的空间结构演变

用１９９９年和１９８７年的第一手抽样调查资料，对桂林国内旅游客源市场１２年间的空间演变进行研究，得出了其国内客源市场在空间上逐步分散、吸引半径得以加大、波浪式推进和跳跃性增长的演变结论。还探讨了桂林国内客源市场空间演变的宏观原因，并分析了国内客源市场空间演变对其旅游市场促销的意义和原则。此外，还对桂林和黄山国内客源市场空间结构演变的不同特点进行了简要讨论。

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研究

在实地调查苏州周庄古镇和云南丽江古城主要街道沿街铺面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丽江古城的商业状况,以及丽江古城与周庄的商业状况,运用城市地租理论和集体选择理论,对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进行动态的分析,结论是在缺乏外来预见性的干预下,旅游商业化出现在历史城镇中不可避免。通过同里的案例,表明在历史城镇的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的干预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政府的前瞻性措施能够控制旅游商业化。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

在中国不同地区案例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学者的案例材料,探究中国和西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不同之处,并进一步发掘两者形成差异的深层原因。基本结论为中西方社区参与的差异明显,主要表现在:参与的社会意义不同,旅游是西方社会当地社区发展的力量之一,但却是中国当地社区发展的主导力量;所追求的利益点不同,西方在追求旅游发展的经济利益的同时看到了旅游所带来的或潜在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社区参与注重单纯的经济利益诉求;参与各方的主动性不同,西方的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参与到旅游发展过程中,而中国社区几乎都是被动参与旅游;参与方力量对比不同,西方社区、企业、政府等各参与方之间力量对比相对均衡,而中国各社区参与方的力量对比相对悬殊;参与的发展阶段不同,西方走得比中国更远。中西社区参与旅游差异出现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为民主化进程不同、NGO和NPO等民间组织的发育程度不同、旅游发展阶段不同。

广东城市海外旅游发展动力因子量化分析

作为现代旅游的支撑点 ,城市旅游引起了多方的注意。然而国内外对城市旅游的研究却还处于起步阶段 ,对有关动力系统问题的专题讨论更少之又少 ,并且已有的关于城市旅游发展动力问题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一种经验性的定性分析或个案研究 ,尚无定量研究和数学方法的应用。本文在给出城市旅游发展 8大动力因子的基础上 ,以广东省 14个地级市为例 ,试图通过量化的途径对城市海外旅游发展的各动力因子作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