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民参与的本土理论构建与实践发展动向

就城市治理场域而言,不管是“群众广泛参与”,还是“共建共治”,抑或“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等政策要求,都深刻揭示出社区居民参与的极端重要性。社区居民参与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实践的社会概念,应当置于具体的社会背景和制度前提下加以讨论。就当下我国的现实国情而言,社区居民参与应遵循居民自治的理念,坚持居民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通过一定的组织或渠道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或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和运作。截至目前,国内学界构建出“本土居民参与阶梯理论”“群众参与理论”“社区行动者理论”以及“居民社区责任理论”等本土理论,从近年来的实践发展动向来看,不少探索有力回应了其中的若干理论,但也有不少探索突破了已有理论的检视范畴。未来,进一步推动社区居民参与并打造城市治理共同体,应从物质基础、价值动力和实践场域三个维度加以展开。

居民社区责任:日本的理论与实践

如果说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目标在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那么其中所谓的“责”到底为何物以及究竟如何加以实践,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居民是基层治理的核心主体之一,居民责任无疑是此“责”之重要构成要素,而这一要素可被提炼为“居民社区责任”的概念。基于国别研究的视野,本文通过对邻国日本的考察和分析发现,日本社会通过日本法律体系所彰显的居民义务观、辅助性原理所倡导的居民责任以及新公共性论所宣扬的居民主体性,建构了居民社区责任的多元理论支撑。同时,日本基层从居民法定义务、居民公德义务以及居民私德义务这三个维度,深度实践了居民社区责任的理念。日本经验的启示在于:基层治理应以法治为前提条件,并形成以居民义务均等化为原则的社区生活规则,同时通过持续性的公民教育以提升居民素养。

基层治理语境下的高校-社区联动:理论诠释与实践动向

在“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目标之一的政策语境下,如何进一步推动“各类组织积极协同”参与基层治理,无疑成为实践探索和学术研究亟待解决的课题。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一员,中国高校不应局限于传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而是应借鉴国外“大学的社区,社区的大学”之理念,积极推动“高校-社区联动”并展开相关实践,以此助力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鉴于此,从“理论诠释”和“实践动向”这两个维度出发,对国内外有关“高校-社区联动”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实践进行考察和分析,并立足我国国情提出若干展望,以期深化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所要求的“各类组织积极协同”之内涵与外延。

日本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及启示

随着中国政府购买服务的逐步推广,我们在总结改革实践经验的同时应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基于该问题意识,论文聚焦于日本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着重分析其制度背景与制度建构内容并提出对我国的若干启示,以供相关研究和实务参考。

战后日本公共性的结构转型研究

"二战"后,日本在自民党主导的"55年体制"下形成了官民对立型公共性,即官制型公共性和与此形式相抗衡的市民运动型公共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55年体制"的崩溃及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逐步展开,官制型公共性开始弱化,志愿型公共性取代市民运动型公共性并得到了发展,由此形成过渡融合性公共性。2009年,日本民主党政权提出"新公共性",强调政府与以NPO部门为核心的民间主体基于对等、独立与自治的原则共同承担公共性之实践,致力于构建市民参与型社会,由此开启"新公共性"时代。

日本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及其启示

面对社区基金会不断兴起和发展的现实境况,我国学界就社区基金会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然而,关于国际经验借鉴方面,邻国日本社区基金会的研究仍处于缺失状态。鉴于此,基于文献研究和实地访谈等研究方法,以日本社区基金会为研究对象,就其缘起过程、本土演进以及发展现状等基本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并结合我国的相关情况提出若干启示。

日本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研究——历史演变、发展现状及其支持政策

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以及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我国非政府组织(NGO)"走出去"参与全球治理已然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为此,我们在不断推进和总结本国实践经验的同时,应积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鉴于该问题意识,选取邻国日本为研究对象,对其NGO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演变、发展现状及其支持政策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日本NGO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大致经历六个阶段;通过组织形态、活动区域、活动领域、援助对象、项目类型、资金来源以及跨部门合作等视角的分析发现,日本NGO参与全球治理已取得良好效果;日本政府实施的NGO支持政策体系是推动日本NGO有效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性因素。鉴于日本经验,今后我们有必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NGO与企业和政府的合作网络、制定和出台面向NGO的政策支持体系。

存续抑或消亡——日本乡村发展现状探析

伴随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日本乡村地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针对这一现象,日本学界展开激烈争论,先后形成"界限集落论"VS"乡村存续论"以及"地方消亡论"VS"田园回归论"的观点争鸣图景。尽管如此,不管是"界限集落论"和"地方消亡论"所担忧或预言的日本乡村已(将)走向衰落之现象,还是"乡村存续论"和"田园回归论"所强调的日本乡村所具备的高度强韧性及其重建(再生)可能性,我们至少可以从中获得有关日本乡村现状的基本认知:日本乡村虽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但在各种有利因素的支撑下顽强地获得了存续并避免了衰亡。

如何实现《慈善法》的立法宗旨?——基于日本相关立法的启示

我国的慈善法试图通过大量的有关规范性和支持性的法律条文以实现其发展慈善事业的立法宗旨。然而,基于日本相关立法的比较视点,我国的慈善法如果无法对"慈善的概念及其范围"和"禁止慈善组织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之范围"作出明确界定,以及无法在"慈善募捐资格的规制问题"上取得社会基本共识,那么极有可能为行政主管部门创造大量具有模糊性质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而影响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日本NPO法人制度的最新改革及启示

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简称NPO法)自1998年颁布以来已历经8次修订。根据NPO法的最新修订文本及其解释性文件,本文从制度特征、设立程序、治理机制、监管方式以及税收优惠等视角对其内容进行评析。

慈善组织认定:制度、运作与问题——基于深圳实践的观察

能否顺利实施慈善组织认定制度,将决定《慈善法》能否最终实现其立法宗旨。截至目前,《慈善法》已实施半年之久。为此,我们有必要认真探讨并全面检视慈善组织认定制度的实施效果。鉴于该问题意识,文章采取实地访谈和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以具有"慈善之城"称号的深圳市为典型案例,考察和分析慈善组织认定的制度安排、具体运作及其面临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慈善组织认定制度至少存在五个问题,即政策落地滞后问题、自由裁量权问题、工作属性认知问题、申请机构权益保障问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问题。

我国公共决策中利益博弈的新动向及其机制完善对策——基于“番禺垃圾焚烧事件”的分析

备受国人关注的"番禺垃圾焚烧事件"充分折射出我国公共决策中利益博弈的新动向,即公共决策主体实现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各种社会利益(公共利益、政府利益与私人利益)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形成多元利益关系,从而推动各方利益主体相互博弈,最终促使公共决策重新步入正轨并实现其理性回归。

日本非营利组织:法制建设与改革动向

近年来,学界对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NPO）制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已有研究对欧美发达国家关注较多,相对而言,对邻国日本的研究显得不足。而且有关日本NPO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视野,研究结果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借鉴性不强。本文从＂法制建设＂和＂改革动向＂两个维度出发,对日本NPO的整体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以期对国内相关研究和改革有借鉴。

日本“新公共性”指向的NPO政策体系分析

与我国NPO(非营利组织)建设的启动时间大致相同,日本NPO的发展却领先于我国。究其原因,除了1998年NPO法的实施之外,还在于日本从中央到地方实施了一系列NPO配套政策。为此,论文将日本NPO制度视为一个政策体系,通过统计和分析内阁府和地方自治体的NPO政策文本,采用归纳推理方法,探讨其指导理念、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内容与社会影响、主要课题及未来走向。研究表明:日本已大致构建起NPO政策的指导理念——“新公共性”;内阁府实施的名为“‘新公共’推进会议”和“新公共支援事业”的NPO政策,虽然面临诸如政权频繁更替下政策延续性的确保、中央与地方之间政策协调性的强化以及防止政策蜕变为“官办项目”等课题,但因其指导理念——“新公共性”具备社会基础及实施过程中市民力量得以确保,内阁府实施的两项NPO政策将得以较为顺利地推行;各地方自治体相继实施以“支援条例”、“支援指南”、“支援设施”、“基金制度或协动事业”、“信息网络中心”为政策形态的NPO政策并取得较高的实施率。尽管其存在诸如中央与地方之间政策合作的推进、地方自治体次级分权及“协动失灵”和“协动手段化”等课题,但“分权型社会”的确立以及“地方对地方”格局的形成将大大提高以“协动”为载体的NPO政策之实施率。基于日本的经验,我国应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NPO政策指导理念并将NPO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中央政府层面应尽快推进我国NPO相关基本法制的改革与完善、积极鼓励和推动地方政府在NPO政策创新中发挥应有的功能与作用。

日本社区治理的制度框架与实践动向

日本实施的以"辅助原理"为理念、以团体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双驱的地方自治制度,构成了日本社区治理最为基本的制度框架。在日本社区场域,自治会/町内会成为社区居民自治的核心力量。为了破解自治会/町内会所面临的行动困境,日本不少地方的自治体尝试打破以自治会/町内会为核心的狭义社区边界,进而构建以小学校区或中学校区为范畴,以具备市民自主性和责任感的个人和家庭为构成主体,拥有共通性、地域性、开放性并在社区成员之间形成信任感的新型社区。基于日本社区治理经验,我国应积极构建并践行社区治理所需的"层—圈结构",同时强化社区居民的"权利与义务对等"意识。

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利益诉求与利益博弈分析——以“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为例

在2009年发生的"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中,各种社会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公共利益、政府利益与私人利益对公共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由此形成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从而使得公共利益得到维护,公共决策的理性得以回归。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我国公共决策的利益博弈机制,应大力推动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并实现决策主体多元化,致力实现决策程序的法制化和民主化,努力构建和完善公共决策监督机制与问责制度。

日本护理NPO的兴起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市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NPO法和护理保险制度的相继实施,取得NPO法人资格并成为护理保险指定事业者,面向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的日本护理NPO开始兴起,成为继政府和企业之后日本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力量。对日本护理NPO的发展现状及其独特作用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可获得一些启示:"社会选择"路径是我国福利NPO发展的首选路径;立足社区提供民众真正所需的服务是我国福利NPO的立足之本;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及配套制度是我国福利NPO发展的基本保障。

日本第三部门的“资源格差”困境及其对策创新——以“京都地域创造基金”为例

在公共性范式变迁的影响下,日本第三部门的发展模式实现了从“市民运动”“市民活动”到“市民参与”的历史性转换。然而,当前日本第三部门的市民参与活动正面临日趋严峻且具有二重性质的“资源格差”困境。为化解这一困境,日本第三部门创造性地提出“市民资金理论”及其筹资策略的革新方式,并积极展开相关实践活动。作为这一实践活动的典型代表之一,“京都地域创造基金”不仅积极援用“市民资金理论”,而且对其进行深化和发展,构建出独树一帜的“市民资金型财团”的组织运行模式,实施包括“冠名资助或褒奖项目”“事业指定资助项目”“主题型提案项目”“慈善项目策划与实施事业”以及“京都NPO活动支援融资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创新式项目,在努力筹集到市民资金(消解“资源格差”的外部困境)之后,根据“NPO信息公开和认证制度”以及各种项目审查会等制度性程序将其免费提供或借贷给第三部门组织(消解“资源格差”的内部困境),从而为京都府第三部门顺利实施相关公益创业提供了所需资金,同时也为化解京都府第三部门所面临的“资源格差”的外部和内部困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进而为日本构建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第三部门发展战略提供了参考范例。

日本NPO法人的监督体制及其启示

1995年1月17日，日本关西地区发生了里氏7．3级的阪神·淡路大地震并造成巨大灾害。与政府部门行动迟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以百计的市民活动团体和志愿者在灾害救援中发挥出巨大作用，从而促使包括政府在内的日本社会各界普遍意识到出台相关支援法律的必要性。1998年，在市民力量与相关国会议员的通力合作下，日本政府以议员立法的形式出台《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简称NPO法）。

日本:非营利型股份制公司引领公益新潮流

日本近年来逐渐出现一些“非营利型股份制公司”（Non—Profit Company，简称：NPC），出于“实现社会与环境目的”，从事以营利事业及期待回报的投资为特征的“公益”行为，这被视为一种新公益思潮的法律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