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安全战略的框架性分析——基于聚类分析法

[研究目的]用历史长焦距审视中美关系合作、竞争、对抗多重面相交织背景下,美国对华安全战略调整的表象、动因及基本规律。[研究方法]以存在论的现象学作为方法论的基础,基于框架性分析对美国对华安全战略开展历史和现实分析,运用语义网络探究战略的“视域性框架”,创建聚类谱系图还原战略的“议题性框架”,进而总结战略演进的“认知性框架”。[研究结论]根据对特定时代和社会背景下可能存在的框架类型的构建,可以探知未来美国对华安全战略议题趋向多元化,在“战略竞争”的导向下,脱钩、冲突都有发生的可能性。

证据方法视阈下大数据证据诉讼应用及正当程序保障

证据方法的作用在于通过从客观上揭示证据内含的信息内容,联接证据与刑事证明。大数据证据表现出独特的建构性与质素多样性特征,使得现有证据的证据方法无所适从,需要依托融合性证据方法为其诉讼应用提供可操作性指引。而在刑事诉讼中运用融合性证据方法,可能对现有诉讼构造构成挑战。对此,可以从证据方法的工具与程序二维属性出发,建构正当程序保障:在工具属性维度,发挥法官庭外调查的能动、兜底性作用;在程序属性维度,构造“对等”性权利保障,弱化微观权力。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术体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总体国家安全观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实践。面对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复兴跨越,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消除和解决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筑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安全屏障,任务艰巨而繁重。为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服务国家安全战略需要,西南政法大学于2018年5月22日在全国普通高校中首个挂牌成立国家安全学院,探索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加强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培养国家急需专业人才的新路径。学校坚持发挥法学学科基础和传统优势,立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历史方位,运用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蕴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密切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安全理论问题与实践要求,注重将科学研究与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紧密结合,不断探索适应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格局的新理念、新思维、新方法,不断强化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的体系化、科学化与实战化建设,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学科支撑和智力保障。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安全发展”

[研究目的]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分析“安全发展”理念的生成脉络,明确内涵要义、时代价值和实现路径,为科学认识安全发展、激发安全发展动力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以党的十九届二中至五中全会公报文本为样本,使用ROST CM6、ROST NAT等分析工具,从语义学角度围绕“发展”“安全”进行关键词的词频分析、矩阵共词可视化图分析,梳理高频词、关联词的亲疏关系程度,分析“安全发展”的理念生成脉络,深刻揭示其内涵和价值。[研究结论]十九届二中至五中全会公报反映了从“发展”为中心、到“发展”与“安全”并重,再到“安全发展”融合性理念的生成,揭示了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哲理性深刻认知和准确把握;“安全发展”理念为审视和思考国家安全问题、统筹安全与发展、开展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基础,充分汲取“安全发展”理念的思想动能,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切实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

论侦查环节刑事错案的防治

刑事错案的产生,究其实质源于在事实认定层面出现的认知错误。错误的认知一旦形成便在内外诉讼环境、工作机制的共同作用下而不可逆转。从错案的发生机理来看,侦查环节的认知源头效应使其成为错案防治的重点。对于侦查环节刑事错案的防治,应以侦查权运行内外环境的改善为逻辑进路。于外,在厘清侦查权属性的前提下协调其与控诉、审判、辩护之关系,进而形成外部监督控制机制。于内,通过建立主办侦查员制度、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深化内审功能,提升其独立性,构建内部纠错体系。从而有效地将认识错误对于刑事案件的影响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进而防治侦查环节刑事错案的发生。

大数据证据的刑事诉讼应用机理研究

随着犯罪结构的变迁,大数据证据应用于刑事司法的证明效用愈发显著,成为证据规则转型的契机。大数据证据的认识论强调以数据相关性为核心,以镜像论为证明基点,通过司法真实的事实认知实现大数据侦查路径下案件事实的因果关系证明。但由于大数据证据相关规范仍处于空白,理论与实务对大数据证据的种属定位众说纷纭。基于大数据证据的独特性和证明的法理基础,通过对大数据证据与法定证据种类的对比剖析,明确了大数据证据独立的证据地位。在诉讼应用的语境下,大数据证据以融合性证据方法发挥证明作用,针对大数据证据可能造成控辩“权力—权利”失衡的风险,应当构建对等性权利保障,实现大数据证据的贯通式应用。

大数据驱动的侦查思维创新与实践逻辑

犯罪数据化的新形态对侦查思维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新要求,提供了新动力。经验驱动的侦查思维为数据驱动的侦查思维搭建了底层的逻辑框架,但日益表现出工具性局限和价值性局限。数据形态的案件事实作为客观“存在”决定了数据驱动的侦查认知思维。以经验驱动型侦查思维为基石,创新发展出数据镜像、数据关联与数据事实创构的数据侦查认识论。在丰富的侦查实践中已经形成了独具认知特色和规律的数据驱动型侦查思维,并指导着全景性、关联性、回溯性及算法型侦查的实践样态。鉴于经验驱动思维与数据驱动思维的互补效应,在未来的侦查实践中,应着力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两种思维及其指导下的侦查实践的有机结合。

大数据侦查的样态和机理——基于大数据认识论的思考

大数据认知存在物的数据化和数据物化两个相互依存的过程。大数据侦查可以分解为基于现场的"常规型"路径和基于大数据的"进取型"路径。前者从现场信息引入大数据关联,进而拓展取证方位;后者从历史案件切片要素信息,进而在数据碰撞的前提下助力合成战。在认知机理上,大数据侦查仍以因果关系为起点和终点,但相关关系对因果事实查明做了有益补充。因素作为因果关系的动态化概念,在大数据背景下有助于侦查主体创构事实,进而在事实构建的逻辑任务中引导认知主体"事实观念"的修正与技术规则的调整。

大数据认识论视角下的侦查认知研究

大数据催生认识论的变革。大数据背景下的认识论有数据镜像论、数据相关关系论和数据事实创构论三个维度。大数据认识论指导下的侦查认知以因果关系为核心,利用相关关系拓展信息运用的路径,其具有拓展性、排他性和场域性。传统侦查认知以多元论为基础,以案件认识要素的化约递进为过程,应立足大数据认识论实现侦查认知范式转型。以数据镜像论提升侦查认知的宽度;以数据关系论拓展侦查主体“知识库”深度;以数据的事实创构论提升侦查认知精度。基于数据化的大趋势及侦查活动的大变革,应准确理解把握大数据条件对侦查活动的影响及大数据认识论对侦查认知的指导价值,着力从认知机制优化、认知基础拓展和认知能力提升三个维度构建适应大数据环境的侦查认知体系。

比较与借鉴:论恐怖主义犯罪追诉中的恐怖组织认定

恐怖组织认定是各国反恐实践的重要内容,它直接影响恐怖主义刑事打击的准确性和法律效果。在恐怖组织认定上,各国主要有司法认定和行政认定两种模式。前者具备诉讼的基本构造,既是"身份"的确认也是刑事制裁的法律依据,但存在滞后性;后者具有单向性、主动性和集中性的特点,但在权利保障上似有不足。我国的反恐斗争中也需要科学合理地认定恐怖组织,但目前的相关立法和操作存在诸多问题,对反恐效果产生不利影响。2011年10月24日,《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的审议通过,明确了行政认定中的很多问题。然而,从程序完善的角度讲,未来的反恐立法应当借鉴域外经验,充分汲取两种模式之长,在立足我国反恐实际的基础上,采取程序衔接的策略对认定程序进行完善。

论反恐情报的证据转化

"9·11"之后,各国在反恐侦查中普遍采用情报主导的模式,但反恐情报在发挥侦查效用的同时,却在诉讼证明中遇到了程序障碍。情报的秘密性与程序的公开性之间的矛盾困扰反恐诉讼实践。加拿大的"侦查听证"和"开示法官"制度、法国的侦查法官模式、英国的秘密听证和特别律师制度等都力图解决反恐情报的证据转化问题,但也存在程序的单向性、秘密性、封闭性,证据效力缺乏合理限制等问题。中国的反恐实践也同样面临情报的证据转化问题,未来应当借鉴英国的特别律师制度,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在确保被告人基本辩护权利的前提下发挥情报的证据效力。

侦查中的隐蔽性证据信息及其应用

《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确立了隐蔽性证据规则,实际上隐蔽性证据信息在侦查活动中也有其特殊的证明作用和方式。与案件有关的细节性、独特性和具有实质的"隐蔽性"的证据材料是证明案件的基础,也是印证口供的重要依据。隐蔽性证据和隐蔽性案件信息有不同的证实案件的方式,"先供后证"和"先证后供"的情形下,隐蔽性证据信息也有不同的应用途径和前提条件。因主体信赖以及在案件"故事模型"构建中的独特价值,隐蔽性证据信息的适用多以定罪为导向,应用中可能因证据信息污染和证明作用的夸大而存在风险。侦查实践应注意从程序合法性控制和证明力审查两个层面防范隐蔽性证据信息的风险,以免错用和误用。

从当前反恐模式看中国反恐刑事程序立法

当今国际社会的反恐实践主要存在"战争模式"和"诉讼机制治理模式"两种应对方式,中国的反恐形势严峻,通过刑事程序机制处理恐怖主义犯罪是必然选择。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实践中程序法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凸显,设立特别程序规范应对恐怖主义犯罪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总体而言,反恐刑事程序立法应当坚持趋同与差异的对立统一、务实与前瞻的有机结合、继承与创新的内在衔接、应对危机的现实压力与法治原则的理性对接。

“预防性”正义及其风险——中国反恐刑事立法审视

面对恐怖主义,国家和社会的安全需求高涨,全球范围的反恐立法出现了预防性立法的趋势。中国近十几年的刑事立法实践表明,刑事法在应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功能和价值预设上也出现了由事后惩治向事前预防的转变。主要表现为预备行为实行化处理,扩大刑法犯罪圈,强化打击恐怖活动中的抽象危险犯,同时限缩公民自由空间,剥夺恐怖活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以满足预防的需要。这些立法变化有功利主义的合目的性,但也引起了对自由价值侵蚀风险的担忧。由此,我们应当理性审视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的具体规范,在认可预防性正义必要性的前提下,通过刑事法内在运作机能的调整实现对侵权风险的防范,实现反恐中的具体正义。

反恐立法中“组织入罪”的刑事一体化分析

为了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各国的反恐刑事立法将犯罪圈和刑罚圈扩大到构建犯罪组织的行为上。这种"组织入罪"的立法模式将打击恐怖主义的阵线前移,是立法应对反恐形势的积极调整,也是刑事责任理论发展到"行为人群责任"的体现。反恐实体法中的"组织入罪"大大简化了控方的证明责任,尤其是间接推定的适用是诉讼中控辩平衡出现了不利于辩护方的倾向。我国针对恐怖主义的刑事立法中也存在"组织入罪",并且在国家认定和公布组织名单后,对该罪的证明有进一步简化的趋势。"组织入罪"可能产生一定的负效应,未来的反恐实践应当强化恐怖组织认定标准的明晰化,诉讼证明中注意保持适度推定,同时要避免将正当的人群集合犯罪化可能带来的风险。

“互联网+”背景下的公安情报众包探索

众包是能激发和利用众人智慧的生产组织机制。"互联网+众包"的创新理念与公安情报工作有内在契合点。新时期公安情报工作需要拓展互联网移动终端资源和社会参与活力。"互联网+公安情报众包"能充分利用社会竞争激励机制,在开放的网络空间中众筹情报信息、发包情报问题方案。"互联网+公安情报众包"需要特定条件的支撑和一体化管理的维护,同时其内在的侵权、虚假和泄密风险也需要进行有效管控。

跨境电信诈骗案件侦查取证问题研究

跨境犯罪是当前重特大电信诈骗的趋势和特点,它呈现出作案人与被害人、行为地与结果地相分离的情况,给案侦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以信息流和资金流为主要取证渠道的双向侦查应当成为侦查重点。要准确把握人证、物证、书证、视频资料、电子证据等形态的基本特性,从信息流查证、资金流查证、网络痕迹查证及服务器监控等方面获取和固定犯罪证据,同时要根据境外窝点的特征精确认定窝点现场,并依据一定的操作规程有效取证。

案例引导型方法在“现场勘查”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现场勘查＂是侦查学专业教学中的主干核心课程,它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案例引导型教学法以案例为主线,引导学生将实践理性与理论思维紧密结合,解决了当前＂现场勘查＂教学中存在的理论与实务脱节的问题。案例引导教学法不仅要遵循一般教育教学规律,更需要设计一套贯穿教学过程始终的方案,对教学内容和过程进行标准化的质量控制,提升教学效果。

内陆城市暴力恐怖犯罪防控警力资源布局的再构建--以C市为例

随着我国西北边境反恐力度和成效的进一步显现,暴恐势力开始采取迁徙式恐怖活动策略,导致我国内陆地区在反恐战略中的重要性凸显。C市是大型内陆城市的典型,其存在的反恐警力资源布局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性。当前反恐警力资源布局存在分布平面化、功能预设单一化和布局常态化的问题,探索构建科学合理的警力资源布局体系具有必要性。要深入认识警力资源的概念和内涵,根据城市自身特点打造警力资源布局的立体框架,合理调整和优化警力资源布局,通过重新建构城市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警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提升内陆城市防控暴恐犯罪的成效。

基于“网格+”的社区重大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研究

社区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工作经验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体现出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反映出疫情防控与社区综合治理在"专业性与综合性""强制性与柔性""跨域性与局域性""突发性与常态化"之间的矛盾。面对重大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应谋划社区网格治理的升级版,以"网格+"为基本理念,建设"网格+部门"的专群结合体系,形成社区疫情防控专业化合力;打造"网格+服务"的参与性治理路径,强化社区疫情防控人性温度;构筑"网格+联动"的应急处置机制,增强疫情防控整体效能;探索"网格+智控"的辅助治理模式,提升疫情防控精准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