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中产阶级女性解放运动论略

始自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英国的中产阶级女性完成了自身的角色定位,同时也开始酝酿女性解放的盛事。在这场以为女性求取教育与工作权利为目标之一的运动中,中产阶级女性改革者们本着将女性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女性赢取自身发展机会的目的,但同时又极为强调女性的社会责任担当并付诸于实践。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自我发展与社会担当共容,为当时的英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影响深远。这亦可为更为自由的当代女性提供行事参考的典范。

英国维多利亚初期中产阶级女性角色再界定——从《北方与南方》谈起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家庭意识形态规定了中产阶级女性对家庭的义务,反对她们参与政治经济领域事务,将其活动领域限制在家庭中。维多利亚时代著名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认同家庭意识形态规定的女性的家庭义务,但又注意到这一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一种趋向,即女性在自身道德感和社会现状二者合力作用下不可避免地偏离其被规定的活动领域。在小说《北方与南方》中,作者以此社会趋向为背景,以家庭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再次界定中产阶级女性角色,拓展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活动领域。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早中期家庭意识形态探析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早中期(1837—1870年)的家庭意识形态话语是规范与约束当时女性尤其是中产阶级女性行为的主导力量,亦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乃至后世的文学作品对女性形象的再现。追本溯源,此意识形态与19世纪初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崛起息息相关,构建了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与中产阶级女性的"家庭天使"意象,是中产阶级对严肃道德生活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此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日后又将为英国中产阶级女性所用,推动着她们积极改变自身命运。

不仅仅是亲爱的山鲁佐德——论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经典化过程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是女性写作繁荣时期,孕育了不少优秀的女作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关于这一时代女作家的研究一直局限于乔治·爱略特、夏洛蒂·勃朗特等极少数几位经典作家。同时代的女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维多利亚时代即已享有很高的文学声誉,但她在英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却是直到近期才完全确立。在经历一个半世纪多的盛衰沉浮之后,盖斯凯尔以强有力的社会批评家的形象跻身英国文学史,同时也以身兼社会与家庭责任的形象印刻在众人心中。盖斯凯尔研究对于面临诸多道德困惑的当代社会及当代女性都极具启发意义。

简·奥斯丁的“女性主义”之路——写在奥斯丁逝世两百周年之际

女性主义批评在简·奥斯丁经典地位的确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确立了奥斯丁的女性主义作家身份。女性主义批评视野下的奥斯丁研究涉及诸多重要话题,包括"女性写作传统"、"女性观"、"婚恋主题"等。这些话题勾勒出了奥斯丁的"女性主义"之路,不仅与18世纪的英国女性有关,也与当代女性身份建构有关,更事关当代两性社会的发展与走向,关注与探讨这些议题意义深远。

生—死—回归之旅——解读《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

霍尔顿是美国中产阶级子弟,他孤寂、彷徨、痛苦,对这个世界有着种种困惑,在成长的呼唤面前踌躇不前,甚至逃避。霍尔顿所生活的社会对其精神失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家庭关爱的缺失也使霍尔顿对社会无法具备成熟的视角。但是,在经历了生与死的洗礼后,霍尔顿逐步走上理性、成熟之路,以爱来宽容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最终回到社会的怀抱。

维多利亚人对舒适的追求——以《英国妻子》与《大卫·科波菲尔》为例

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凭炫耀性消费彰显身份的风气盛行,中产阶层无视本阶层的经济实力,盲目仿效贵族的奢华生活方式。这种现象引起了维多利亚时代思想者的警觉。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行为指南的作者萨拉·艾利斯和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分别基于自身的性别与阶层,倡导一种与身份相匹配的、以提升生活舒适度为导向的生活方式。这种舒适而不奢华的生活方式以美德为根基,又可缓解焦虑、赢得体面、孕育美德、提升幸福,满足了维多利亚人的多重人生诉求。这种务实中庸的人生追求在中产阶层中表现最为明显,却又不局限于这个阶层。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的“责任”之说——从《夏洛蒂·勃朗特传》谈起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女作家在写作题材等方面备受限制,尤受"家庭天使"女性意象的掌控。夏洛蒂·勃朗特因创造了与"家庭天使"大相径庭的简·爱形象而饱受批判指责。同时代的另一著名女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夏洛蒂·勃朗特传》中极力为夏洛蒂辩护。盖斯凯尔的正名之路,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如何应对维多利亚社会加载于她们身上的多重责任,以及她们如何借用"责任"之说来为自身拓展活动的领域。这一举动意义深远。

“美德有报”——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自我牺牲与自我建构

维多利亚时代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小说《妻子与女儿》采用"美德有报"的故事框架,聚焦于"美德"与"回报"两大要素,但与传统模式不同,这部小说关注"美德"对女性产生的影响,揭示了女性"美德"与"婚姻"之间的"牵强"联系,在"婚姻"的回报之外,将"美德"作为更好的回报给予女主人公。盖斯凯尔借此对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女性角色设定与女性力量加以反思,在推崇女性自我牺牲精神的维多利亚社会主导话语中寻求女性自我建构的另一种可能。她回应的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对丧失个体身份的焦虑,以及维多利亚社会对女性反叛的焦虑。盖斯凯尔的女性主义关怀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开始的女性解放运动精神相契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老姑娘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文雅文化——《克兰福镇》的淑女兼及《爱玛》

阶层和性别是维多利亚时代淑女身份的两大要素,而婚姻状况亦是不可忽略的身份要素。在维多利亚时代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发表于19世纪50年代的小说《克兰福镇》中,尤为凸显的是一群出身中产阶层的老姑娘和寡妇成了女主角,她们深谙文雅文化,善用文雅话语,善用微薄的资财来巩固身份地位,尽显女性的自足与精干。然而,小说并未表现出盲目乐观。在作者的笔端,淑女的才干终究受制于淑女的性别属性。小说恰恰揭示了淑女优越的社会地位及其巩固社会地位的才干掩盖不了其在性别属性上处于附属地位的事实,也改变不了女性命运的底色。《克兰福镇》从老姑娘命运与文雅文化的交织中看到了经济的决定性力量,亦洞见了推动女性命运变化的形势。

对维多利亚人如何“使用”奥斯丁的思考——评《简·奥斯丁与维多利亚时代女主角》

在《简·奥斯丁与维多利亚时代女主角》中,美国学者谢丽尔·威尔逊选取简·奥斯丁与维多利亚人最相关的话题"女主角"为切入点,清晰再现了奥斯丁与维多利亚人动态的双重联系,揭示了维多利亚人如何充分且恰当地使用"奥斯丁"以及当代"奥斯丁热"的历史根源所在。这是奥斯丁接受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再次提醒当代人"奥斯丁"所蕴含的多面性、丰富性,对当今的奥斯丁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追寻隐士塞林格

2009年1月1日，美国著名的文坛隐士杰罗姆·戴维·塞林格（J．D．Salinger，1919-）迎来了自己的九十寿辰。欧美各大报刊纷纷登文“贺寿”，世界各地的塞林格迷们也纷纷在网上发文庆贺。塞林格在美国文学界确属“特立独行”者，他在声名鼎盛之时隐居新罕布什尔州的科尼什小镇，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之久。

塞林格

“不再出书使我得到了一种美妙的宁静。真的。出版是对我的隐私的一种严重侵犯……”作为美同“二战”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塞林格的销声匿迹，使他同时成为文坛最神秘的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