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德银:财政政策助力企业纾困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仍然较大以及更趋严峻复杂动荡的外部环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一方面,要通过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形成投资拉动、持续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促使财力不断下沉等适度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提升财政政策效能。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是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助力企业纾困发展的重要部署,用好与提升其政策效能不仅有助于稳经济和保安全的总体要求,还将进一步夯实经济平稳运行与量质齐升的坚实基础。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经验证据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不仅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举措,而且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借助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水平、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以及鼓励技术创新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环境不确定性高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加突出。随后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显著促进了企业经营规模扩大和产业链扩张。本文以上研究结论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经济效应,更是为培育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及推动企业提质增效的税收营商环境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有益启示。

财政压力、转移支付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从理论层面系统诠释财政压力、转移支付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三者之间存在的多重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构造动态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和采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考察财政压力与转移支付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虽然财政压力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但转移支付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转移支付中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提升能够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显著提升。

高质量发展视阈下现代税收制度的多维效应与改革取向

如何立足新发展阶段完善现代税收制度,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梳理现代税收制度的发展历程,阐述现代税收制度的多维效应,剖析现代税收制度的功能偏差。以功能“漏项”为切入点,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融入税收制度的顶层设计和微观布局,使中国现代税收制度完善有了清晰的实现路径。沿着现代税收制度完善的全新思维,提升减税精准度、重塑税收体制框架、强化税收生态功能、增强税收国际适应性、厚植税收公平制度基础,是高质量发展视阈下中国未来税收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投入

在系统诠释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机制及其激励效应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与采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与多维比较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结果发现: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投入产生正向激励效应,但对企业研发费用投入的激励效果要优于人力资本投入;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费用投入的激励效果基本相同,但二者对人力资本投入的激励效果存在一定差异,且主要表现为税收优惠的激励效果并不显著;企业资产规模与负债水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投入正相关,企业盈利水平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费用投入正相关但不显著,而与人力资本投入显著负相关。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从城乡比较视角分析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最大,而收入分配和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绝对程度基本相同,但二者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却存在显著性差异;政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正向挤入效应,而对农村居民消费则产生负向挤出效应;尽管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分配差距都呈负向变动关系,但农村居民消费对收入分配差距弹性系数较大。

税收政策与居民消费需求——基于结构效应视角的新思考

本文运用税收经济效应原理系统阐释所得税、商品税与财产税对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机制,在考察我国税制结构整体状况及其对居民消费需求负面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与采用GMM估计方法实证估计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结构效应,结果发现:一方面,财产税挤入居民消费;另一方面,商品税和所得税均挤出居民消费需求,但开征利息税能够显著降低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抑制效应。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估计结果,本文认为,政府为了提高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调节的针对性与激励效果,应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结构效应,积极推进与实行"有增有减"的新一轮税制改革,构建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相协调的税制结构。

地方政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基于1998-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挤出抑或挤入效应是理论界最近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在诠释地方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传导机制以及模型建立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建立地方政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个体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运用我国31个省份1998-200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而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程度并不明显。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本文最后针对地方政府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提出相关建议。

促进消费需求的公共财政政策探讨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公共财政与消费的关系,就当前我国公共财政政策在促进消费增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从健全公共财政政策角度提出了促进消费需求的对策建议。

中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非对称效应——基于流动性约束视角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除了需要科学抉择政策取向之外,政策力度和节奏的把握也非常关键。本文在Tagkalakis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中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非对称性效应研究的理论框架,然后建立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经济计量分析模型,利用1999—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估计了政府消费冲击、税收冲击以及预期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流动性约束在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产生非对称性影响中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政策冲击在好与坏两个时期之间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非对称性凯恩斯效应。其中在坏的时期,政府消费冲击与税收冲击对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绝对幅度相对较大。虽然国外理论界认为非对称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复杂,本文认为在我国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产生非对称性效应的原因中,流动性约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预期可支配收入因是否面临流动性约束而对不同类型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影响发生方向性改变。

收入来源结构、边际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消费

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结构变化发生较大变化,然而收入来源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未引起足够关注。本文按照"收入来源结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分配政策调整"这一新的研究思路,通过建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各种性质收入的个体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采用GMM估计方法实证估计了农村居民各种性质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并进而计算出各种性质收入在1998-2010年期间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结果发现:一方面,作为农村居民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相对较大,但其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却较小。另一方面,作为农村居民补充收入来源的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正好相反。即这两类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较小,而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却相对较大。基于实证估计结果,本文认为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收入结构调整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支出,从而较快提升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但在长期中,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最为根本的途径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特别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实现机制及动态特征研究

本文基于财政调整时期的内生划分方法,采用STR模型对于我国1980-2012年间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实现机制与动态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一是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主要是经由消费渠道发生,而且是通过影响消费者预期产生。二是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在不同条件下与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组合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当基本预算余额/潜在GDP小于临界值-0.045 0时,财政收入对居民消费需求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反之,财政支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非凯恩斯效应。三是财政政策调整的幅度是居民消费需求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重要因素,但财政政策调整的组成成分与政府的初始债务规模不是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先决条件。本文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为政府制定财政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还有助于改善我国财政政策实践的操作效率和运行效果。

政府支出、收入分配与城乡居民消费的经验分析

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经济因素中,收入水平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最大,政府支出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效应幅度基本相同,但二者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却有显著性差异;政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对农村居民消费则产生挤出效应;尽管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分配差距都呈负向变动关系,但农村居民消费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弹性系数较大。另外,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短期变动分别受到其滞后两期和一期值的影响,但政府支出和收入分配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短期变动没有显著性影响。

我国农村医疗卫生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公共财政对策构想

医疗卫生资源的城乡二元分布状况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政府职能"缺位"是导致农村医疗卫生产品供给滞后的根本原因。以政府"缺位"为视角分析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领域存在的问题,并就政府"缺位"的原因进行解析,从公共财政角度提出解决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领域中政府"缺位"问题的对策构想:加大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力度;构建符合我国国情,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等。

政府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的行为定位与制度创新

在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历程中,应合理定位政府行为,政府既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必要的扶持,又给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充分的自主权。从多视角提出了政府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架构和依赖路径。

中国式分权、转移支付与居民收入不平等

本文首先采用基尼系数对我国城乡、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行重新测度,然后以政府转移支付为门限变量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财政收支分权与居民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一是财政收入分权与收入不平等显著负相关,财政支出分权与收入不平等显著正相关;二是财政收支分权对不同类型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抑或支出分权对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效应大小依次是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总体居民;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在不同区制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显著地非线性特征。即从相对较低的第一区制跨入较高的第二区制时,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由负转变为正。本文以上研究结论不仅对于全面构建央地新型政府间财政关系,还可以为促进公平收入分配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财政政策与居民消费需求:非线性效应与效应的非对称性

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新古典效应之争是理论界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本文认为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凯恩斯效应与新古典效应并非相互排斥,反而更有可能相互共存,因此,探讨不同财政时期究竟何种效应处于支配地位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本文首先分别运用凯恩斯和新古典两种理论诠释财政政策工具对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机制,然后通过建立居民消费需求的固定效应变截距面板数据模型,并以24个OECD发达国家1980-2007年的跨国数据为例,实证检验了政府消费、税收和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一是政府消费、税收和转移支付在扩张或紧缩两个特殊时期存在显著的非线性效应;二是虽然财政政策工具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总效应通常都表现为凯恩斯效应,但特殊时期转移支付的总效应则为非凯恩斯效应;三是政府消费、税收与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效应在扩张与紧缩两个特殊时期之间有显著的非对称性。

财政纵向失衡、土地财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基于财政纵向失衡、土地财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立足"五大发展理念"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测度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虽然从整体上呈缓慢上升态势,但绝对水平相对偏低。通过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考察财政纵向失衡与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发现,财政纵向失衡与土地财政均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通过对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进行标准化回归进一步考察财政纵向失衡与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与传导效应发现,财政纵向失衡不仅直接抑制了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通过助推土地财政规模间接抑制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财政纵向失衡、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释放体制红利是助推地方经济增长与民生福祉增进的关键所在。为此,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系统诠释财政纵向失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继而通过构建动态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将财政纵向失衡、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实证探究财政纵向失衡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而后通过进一步标准化回归估计考察财政纵向失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与传导效应。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不仅通过直接作用渠道显著降低经济增长,还通过作用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抑制效应。

财政透明、FDI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财政透明作为建立现代财政体制的内在诉求与制度基础,不仅能够通过促进公共部门的高效运行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直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能够通过优化外来投资者面临的制度环境与增强地方政府对于FDI的吸引力间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诠释财政透明与FDI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以及提出研究假设。其次,通过建立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采取3SLS估计实证考察财政透明与FDI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透明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呈负向抑制效应,而FDI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具有显著地区异质性。最后,通过对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进行标准化回归估计进一步考察发现:财政透明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存在双重作用机制,即财政透明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地方经济增长质量,还可以通过促进FDI流入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间接影响;FDI在发达地区能显著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但在欠发达地区反而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产生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