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教育体制有效改进的出路在于推进依法行政

十年来,教育行政部门及各地政府做出了积极努力,教育发展的各项指标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有些还提前超额实现,但在体制改革方面,包括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现代学校制度、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在内的各个方面都不能说实现了十年前的原定目标。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历经曲折、艰辛探索,在强调简政放权的同时,学校还是收到大量行政部门的文件,行政部门指令的非教育教学工作量仍不断加重。

回眸与展望:改革开放40年的农村教育——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博士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教育改革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40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农村教育的改革发展,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砥砺前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遇到了亟待破解的难题: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眸40年来农村教育的历史演变,展望新时代农村教育的发展前景,有理由相信在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的新时代新征程中,未来的农村教育是中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必须跨越的门槛,也是必须奠定的基础。

构建中国式教育改进学的意义、原则和路径

建设教育强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现代化都需要中国式教育改进学的学理先导。构建中国式教育改进学的前提是重新认识教育改进。教育改进是中国教育提质增效,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的切实可行、稳妥、可持续的路径。中国教育规模巨大、条件各异、主体多样、诉求不同,需要更多人自主、理性、平和地共建共治共享,以各种可能的专业方式推进教育改进。教育改进是对中国教育长远发展更有利的方式,是能有效克服各种弊端的路径,是能有效满足更多人的教育需求的选择。构建中国式教育改进学是在中国情境中对教育改进的学理探索,是推进适合中国教育改进的思想与理论资源,其核心内涵是进步指向和可持续,广泛使用的方法是“想象+实证”,与哲学超越、各学科改进和现代改进技术组成系统的教育改进方法体系。

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价值

晓庄学校是陶行知在新教育运动价值导引下延续教育改进事业的创作。晓庄学校的办学是陶行知和师生们在探索中发现的过程。它以生活取向、革命意志、民主作风、科学精神、试验方法、诗化养育等鲜明特征,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破晓效应、生路效应、创造效应。它开辟了教育家自由创造的新模式,在晓庄实践中建立并实践了生活教育理论,从价值、方向和方法上大大增强了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凸显出教育的人本主体性,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实践先例和理论验证的载体,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晓庄学校对当今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启示在于,需要深化对教育现代化认识,增强教育改造社会实现教育强国的效能,创设教育家自主创造的条件和环境,维护村民权利为基础振兴乡村。

论教育人的方向

教育人需要有比普通人更明确、自主、恒定的方向感,才能有效发挥导向、牵引、信号、筛选功能,才能有效履行教育职责。长期以来,教育人在纷繁的生活中存在着对方向的迷茫、随众、悬置状态和忽视、无视、无感现象。在社会的历史大变局中,不少教育当事人处于忙碌的迷茫状态,不重视辨别教育与社会以及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不能清醒地确认自己和学生的方向,常常表现为埋头苦干,这成为职业倦怠以及诸多教育问题滋生的根源。教师不善于“抬头乐干”,也培养不出“抬头乐干”的人。缺少自主、短视与功利是教育人看不清方向的主因,短视、功利的教育观以及相应的管理与评价是一些“反教育”现象的根源。矫治教育人的方向问题,必须看到并重视确定方向存在的问题,以进一步明了教育人的方向应具有的特征。这既需要从根源、环境、社会条件等方面改进,也需要针对不同问题选择适合的矫正策略,以使教育人在认清人类文明前进方向基础上定位自己的方向。在教育过程中教育人重视增强学生对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思考与辨识能力,使其依据自己的个性化条件选择并准确定位与定向自己,才能更好地让学生通过教育实现幸福。

从科技对教育影响的历史看数字化对教育变革的作用

教育数字化有多种话语形态,需要从单一强势的技术话语中走出,避免师生陷入工具理性窠臼,让所有人在数字化话语中处于相对平等的站立状态。科技对教育影响的历史表明,即便科技发展对教育的影响是巨大而又关键的,但它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层级差异。教育作为巨复杂系统不可能彻底科技化、数字化。教育数字化需要在遵从教育原理与规律、坚守教育目的与价值基础上主动积极数字化。在现实中,形式化、功利化、低效的教育数字化危害已经出现,如何有效、适量、恰当地满足使用者自主自愿需求,避免过度抬高数字化而贬低人,需要不断探索。数字化对学生人格的养成造成伤害,技术治理主义对人的本性不断挤压,数字化不断加剧教育的同质化,用大数据方式违逆并损伤学生本能的小数据认知能力与方式,不断增大的数字鸿沟,等等问题,不仅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更没有可行与有效的解决措施。在教育数字化进程中,坚守人的主体性,注重人的成长过程与成长效果,“避免被数字化”成为需要在各方面、各环节严守的底线。教育数字化在技术上可能出现奇点,但通过坚守人本、法治和平权的理念,在均势条件下,以道德规范、群体规则、法律建设和防危害技术的不断提升,确保尽可能减少技术不确定性给人类带来的风险与伤害。

倡导自主求索与法治,方能弘扬教育家精神

在深入实施科教兴国进程中,教育人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就需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教育家精神是指向人的充分、健全成长的一种专业精神,可简要表述为爱教育、懂教育,致力于探求教育规律并改进教育的真诚与智慧。教育家精神是改进教育效力强大的“酵母”,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必要性不必过多讨论。如何使得弘扬教育家精神可行、有效、可推广,或提高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可行性,提高教育家精神对教育改进的效度才更为关键。

教育体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教育体制是社会体制的组成部分,当它与整体社会发展不协调,难以有效服务人的成长发展的时候,就需要进行改革或改进。中国40余年的教育体制改革主要是依据市场经济体系对教育的需要,革除教育领域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僵化模式的弊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是中国历史上两份比较系统、深刻、全面阐述教育体制改革的中央政策文件,是两个不同时期教育向现代化、法治化方向推进的尝试。教育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又受社会惯性的阻碍,仍需明确方向、继续努力。

从科技对教育影响的历史看数字化对教育变革的作用

数字化是科技进步的新表现形态,它与历次科技新形态的出现一样,既带来新的工具与希望,也带来新的伤害与恐惧。它对教育同样具有两面性,是把双刃剑,尤其是ChatGPT这一能力远超此前科技发明的出现,有人为此欢呼,也有人忧心仲,甚至一些人声称人工智能将杀原有的教育。历史表明,任何一项新的科技发明的真实社会效果,都是由新的科技形态与人持有怎样的思想观念,以及所处社会体制机制、法治状况组合决定的。

微访谈:深化教育改革七人谈

11月8日—10日,今日教育论坛暨深化教育改革博览会在重庆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褚宏启、储朝晖、项贤明、柳夕浪、刘京海、刘秀祥、李祖文等知名学者、校长和名师,围绕“教育强国”就“创新人才培养”“教育家精神”“数字化转型”“新课标新教材”等话题分享深刻洞察和前沿观点。本期,我们特别邀请七位嘉宾进行了一场线上“微访谈”,共同探讨“深化教育改革最应‘深’在哪里?”以及“心中的‘未来教育’”。

从自主招生看强基计划:“十四五”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展望

2020年,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走向结束,强基计划推出。自主招生与强基计划有哪些异同,历经18年被称为“最长试点”的自主招生留下哪些政策遗产和问题,“十四五”时期如何深层次推进高校招生制度改革。为有效回应这些问题,2020年底在北京理工大学召开了主题为“从自主招生看强基计划”专题研讨会,多位高校招生领域的研究专家到会发言。本刊遴选了以下5篇较有代表性发言以飨读者。

走出教育公平的观念误区

目前对教育公平的认识存在着误区,现有的教育观念中存在一些阻碍教育公平实现的障碍,因此必须树立正确的教育公平观念。实现教育公平,就是要向原先没有得到机会的人提供受教育机会,向原先没有享用优质教育资源的受教育者提供优质资源。教育公平观念的核心,就是有利于促进教育事业发展,让人人获得既适合其个性并实现代际社会地位转换的又能满足社会发展对个体成长要求的发展。

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教育评价改革的认识基础是认清“五唯”的实质是非专业的“唯权力”,是评价主体权力集中。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是进一步放权,实行分级分类的多元评价。从有利于学生成长和教育均衡的目的出发,应大力鼓励各地依据当地实际设计相应的方案,实施增值评价。教育管理部门需要以更大的包容,充分利用第三方教育评价的评价结果,获得对教育客观、真实的评价,作为对教育绩效考核的依据。教育评价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做到趋利避害,不以统一、控制的思路将它们用于教育评价。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当下高考招生制度存在各种问题的根子在于非专业的政府行政部门以计划的方式过度集中了招生和考试权力,改革急需实现的关键目标是将高考招生的主体由政府归还给学生、学校和专业组织,政府由运动员转变为裁判员,担当好监督公平公正的职责。仅仅由政府来进行这样的改革就必然进入自己给自己做手术的困境。这一改革的先决条件有: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人性假定的工具定位;二是加快政府管理体制变革,简政放权,让专业组织生长发育,并逐渐由专业权力回归专业组织;三是加强法治,由全国人大尽快颁布考试招生法,规范各方在考试招生过程中的责权边界。最终建立自主、专业、公开透明、公正的考试招生体系。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现实路径必须先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着手,只有改变这一制度的管理系统,逐渐完善专业程序,提高专业水平,改革才会见成效。

校园欺凌的中国问题与求解

校园欺凌是复杂的现象,世界各地校园欺凌的成因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因此不同。解决中国当下的校园欺凌问题不能无诊断即开方,不能简单地从其他国家找一些方法,而是先要准确判断成因,找出校园欺凌的中国问题,再去寻求中国的解决方案。在中国,校园欺凌的直接主因是来自成人社会的暴力崇尚和暴力体验,间接主因是现实环境中的不平等对待和层级差距。所以,中国校园欺凌的整体解决方案应从如下几个主要方面着手:在价值层面,消除敌对、等级观念,确立平等、协商取向;在体制层面,消除官本位和特权,建立法治化的扁平社会;在技术层面,促进家庭民主,加强校园治理,实施救助干预。当下,治理校园欺凌工作要做好全面、准确、专业的调查,系统清理教育环境中的暴力因素,开展化解冲突、和谐校园的教育活动,把好家庭教育的第一道关口。

财政投入与幼儿教育公平性研究

幼儿"入园难、入园贵"的原因在于学前教育的投入较少且不均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国五条"和"国十条"的颁布,使我国学前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学前教育属于公益性教育,政府必须投入,但在现有条件下,仅靠政府投入难以满足全体幼儿接受公共幼儿教育的需要,因此,必须发挥财政投入的杠杆作用。一方面,要将经费投向最急需幼儿教育的农村举办公办幼儿园;另一方面,又要在城镇投入一定量的资金,补助合格的民办幼儿园,从而吸纳更多的资金发展公共幼儿教育,以保障我国学前教育在发展的同时还能确保公平。

杜威与陶行知:走出“投射效应”

陶行知与杜威的交往始于1915年陶行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直至陶行知逝世杜威发来唁电。陶行知从杜威那里获得思想和理论启发,在中国推行平民教育,创建晓庄学校、工学团、育才学校,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都有所创新。全方位、多视角考察和辨析显示,杜威与陶行知在思想理论上的基本关系是原理与应用。杜威对陶行知思想和事业的影响都是关键性的,没有杜威来华,陶行知和杜威其他中国学生的人生将有所不同。他们在事业上相互支持与激励,成为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价值取向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共同体,大大增强了中国教育的现代性,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

全球化背景下教育管理创新的文化视角

中国是一个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 ,管理活动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 ,管理是技术 -制度 -文化三要素的整合 ,文化像着色剂一样使技术和制度具有不同文化特色 ,教育与文化的密切关联使教育管理的创新与文化因素密不可分。只有当人们从文化视角对教育管理的创新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才有可能充分利用文化性来进行教育管理的创新。一个地区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会影响到该地区制度的形成和运行 ,中国的教育管理创新应当充分考虑本土文化的适应性。教育管理创新的中心目标是能够增强教育组织的创新能力、优秀人才对教育的归属感 ,并不断创新教育文化。

校园欺凌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

校园欺凌现象在中国校园里长期存在却未引起足够重视,由于情节越来越严重,加之通过自媒体的传播,演变为社会舆论,才引发政府与社会各方的关注,国务院、教育部及各省政府都发文要求对校园欺凌进行治理。但由于缺乏完整、系统、准确的调查,对校园欺凌的真实状况认识不够完整清晰,政府部门的相关文件又存在执行主体不明、可操作性不强、专业性不够等问题,中国当下对校园欺凌尚处在引起关注阶段,政府、社会、家庭、学校对校园欺凌的应对都明显准备不够充分,在处理方式上倾向于急功近利的维稳模式。彻底解决校园暴力需要深入研究校园欺凌产生的主要原因,加快法治进程,杜绝成人社会暴力以各种方式传播,尤其要清除教材中的暴力内容;从家庭教育着手,建立温馨和平等互助的家庭环境;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尽力消除暴力倾向,以规范、引导为主,社会上强势的一方要谨慎使用暴力。

中国高中教育发展的特征与启示

中国高中教育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1979年前,高中基本特征是政治本位,高中资源较为短缺,接受高中教育相当于中国的高等教育;1979年后,高中基本特征是分数本位,在小学、初中依次实现普及并在数量上出现供大于求现象的背景下,高中增长依然较慢。"普九"与1999年高校扩招带动普通高中快速发展,同时也出现以"县中现象"为特征的高中教育理念取向偏离,以及等级供给的供求矛盾,公平、多样性而有质量的教育需求成为此后高中教育需求的主要矛盾,并影响到高中的教学、管理、评价。目前高中教育还存在较重的应试倾向,高中教育受高考招生的单一评价制约,办学模式单一,难以建立良性教育生态。办学主体多样化与管理、评价的多样性才能更有效提升供给,提供高中教育资源的多样性选择,通过选择形成提高质量和效率的自我完善机制,满足学生多样性的成长发展需求,才能办出人民真正满意的高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