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三个维度

文章基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三个维度:“民族-民族”关系视角、“民族-国家”理论视角和“国家-民族”理论视角。三个维度各有其特定的内涵和要求,且彼此联系,相辅相成,显示了以“56个民族-中华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不同研究层次:基础层次的民族关系发展;中间层次的中华民族构建;目标层次的现代国家治理,三者共同构成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性认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持续推进并走向完善,提供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抗击疫情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高治理能力的需要,也是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保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个重大事件中体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发挥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具有内在一致性。基于"国家-民族"理论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从单向式到双向式。即不但有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力量,也有自下而上的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支持力量;既有纵向维度的国家与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双向互动,也有横向维度的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双向互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践参考,即国家治理要推动形成集中统一的更具灵活性的纵向协调机制和横向协调机制。

边疆地区的中心化还是边缘化?——以海南古代教育为例

如何看待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之间的关系?在二元社会结构条件下,官方主导的伞式社会有利于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官僚机构(从中央,到府城,到县城,到各个村落)相配套,用于传播儒家文化的教育机构和体系(如国子监-府学-县学-社学),具有自上而下的体制化和中心化特点;民间的蜂窝式社会(从乡村,到县城,到州府,甚至到京城,自下而上地形成了宗族型、书院型、府城合族祠型和京城同乡会馆型等五种类型'蜂窝'),形成了与自上而下的官僚机构和从低级到高级的教育体系都切合的社会支持力量和资源配置方式,具有一种自下而上的组织化和中心化的特点。因此,在古代教育体系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官方伞式力量还是民间蜂窝式力量,都是在促进边疆地区海南的发展越来越中心化,而不是越来越边缘化。

解答李约瑟之问:中国是否有过“工业革命”?

李约瑟曾提出过一个疑问: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都曾经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在对工业革命的认识上我们普遍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基于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意义,也使我们忽略了某地区某行业的发展意义。这里,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景德镇为研究个案,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指出其发达的陶瓷工业体系意味着中国有过“工业革命”。自宋朝(1044年)到清朝中后期(1840年),景德镇经历了从家庭式的生产形式到制瓷作坊再到大规模制瓷工场的发展过程。不同于西方工业革命是由资本主义企业自发推动产生的,中国“工业革命”的产生由政府主导的伞式社会力量和民间参与的蜂窝式社会力量共同推动。这一变革不但催生了“工业革命”,而且形成了与工业革命相配套的社会结构,是千年瓷都制瓷工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走出弗里德曼宗族研究困境:从“分离说”到“配套说”

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分离说",表现出国家(上层)与地方社会(基层)之间、官方(官僚体制)与民间(宗族组织)之间的分离,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传统宗族社会的现象,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本特征。相较于"分离说",明清时期海南宗族社会的发展状况,体现出国家(上层)与地方社会(基层)之间、官方(官僚体制)与民间(宗族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套和双向互动,可以视为一种"配套说"。"配套说"超越了"分离说"以乡村宗族为主体社会结构的研究范式,将宗族置于不同层级的、与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相匹配的结构体系中去,更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也更有效解释中国宗族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由此,对当前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研究进行以下思考:在人类学研究上,需要重新反思其发展历程,加强向上研究,走出乡村,促进多学科合作研究;在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研究上,需要走出西方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局限,从中国二元社会的结构特质,理解官方社会与非官方社会的联系与互动对民间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的“一国多族”范式——四论“国家-民族”关系

中国民族理论创新要符合国情,把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作为看待和分析民族问题的立足点和基本视角。“国家-民族”框架作为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视角,指向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的“一国多族”范式。“国家-民族”共同体是总与分、实与虚两个层面有机统一的系统。在总与分层面,“国家-民族”共同体包括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这五个共同体共同服务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一体”。该层面主张在现代国家总体框架下推进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统一建设。在实与虚层面,构建“国家-民族”共同体既离不开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等实体的物质基础和支撑,也离不开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虚体的意识引领和精神凝聚。该层面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上而下的伞式关系权力分配和资源配置,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文化精神凝聚力。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国家-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基于中国与英国的经验启示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已成为一个世界性议题。中国和英国都是世界上历史积淀深厚的文化大国,文化资源丰富,都面临着传承与复兴文化遗产的重任。面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由于两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国情和体制不同,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研究视角和实践路径方面:英国走的是以自下而上为主的路线,中国采取的是以自上而下为主、兼顾自下而上的办法。在文化遗产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英国,都注意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指文化遗产脱离自身基础,过度商业化,二是指对文化遗产一味固守传统,不求改变),善用"两个支持"(既要发挥政府力量的支持,也要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支持),注重"一个发展"(即文化遗产的内源性发展)。

古城复兴中冠云企业的转型发展

作为拥有2700多年历史的平遥古城,拥有着十几家传统老字号,近年来随着古城的复兴,也影响到其中老字号的发展,一些老字号逐渐消失,一些老字号则蓬勃发展。本文基于对冠云平遥牛肉(简称冠云)的实地调研,以四个发展阶段来探讨其在古城复兴中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从而实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