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绿色发展的角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内生性讨论和更换变量等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提高技术外溢水平和缓解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

转型金融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挑战与路径研究

构建转型金融体系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当下我国转型金融发展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挑战。本文在分析转型金融助力低碳发展的必要性基础上,针对转型金融助力“双碳”目标实现面临的问题,提出尽快界定转型金融标准、提升转型活动信息披露质量、完善转型金融配套政策、丰富转型金融产品等有效路径,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加快产业绿色发展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产业绿色发展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我国逐步建立以产业生态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做好生态农业、生态工业以及生态旅游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将生态环境方面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快产业绿色发展应做到促进生态农业高效发展、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以及加快绿色产业壮大发展等。

技术异质下中国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实现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益的协同增长,不仅能够有效推进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助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该研究从强可持续和共同前沿理论的角度入手,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考虑区域技术异质性的特征,采用基于共同前沿的三阶段SBM模型来测度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并利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分析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在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影响后,各地区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于未改进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从分地区效率均值来看,呈现出东部>东北>西部>中部的特征。②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差异性特征。③考虑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及资源禀赋差异因素,东部地区和非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加明显,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果则一般。④城市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离不开相邻地区的协作和交流,进而形成以邻为伴和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因此,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发展的新时期,需要重视提高要素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技术差距;同时,也要深化和统筹区域协同发展的格局,从政策制定层面完善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地区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从而形成地区间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

考虑碳排放的中国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轻工业16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

将轻工产业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以及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07—2016年我国轻工产业16个细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分析了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行业差异,并通过对轻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分解发现:全部行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与非农产品为原料两大类行业组技术效率指数总体上呈现出围绕着“1”上下波动的趋势,都经历了一个被拉伸的W型变动轨迹;技术进步指数走势线基本一致,均呈现出一条被拉伸的N型变动轨迹。还可以得到技术进步因素是轻工产业各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以农产品为原料轻工行业技术效率明显低于非农产品原料轻工行业,而农产品原料行业技术进步指数略高于非农产品原料行业。利用系统GMM等计量方法从轻工业细分行业角度对我国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增长以及分解项绿色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行业规模因素与轻工产业行业层面绿色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负相关,与技术进步正相关,但是在统计学上都表现为不显著;禀赋结构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是负向显著的;产权结构因素与轻工业行业层面绿色生产率及分解项显著正相关;能源结构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以及分解项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研发水平因素对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及其分解项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外资规模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以及分解项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低碳背景下上下游企业绿色创新投入的演化博弈

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两大国家战略背景下,以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为例,从内部管理的角度出发,研究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绿色创新活动进行的影响因素,建立上下游企业以降低碳排放目标的绿色创新投入的演化博弈模型,得到上下游企业绿色创新投入的演化稳定点并分析了其进行绿色创新投入与不进行绿色创新投入的策略选择,并根据演化博弈结果对供应链中的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活动的监管者和参与者——政府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分别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熵权TOPSIS法的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研究

绿色创新打破了传统技术创新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规则,将环境因素加以考虑,在提升企业资源利用率的同时,也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量,使得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两者之间能够协调统一。本文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区域绿色创新投入能力、绿色创新产出能力、绿色创新环境能力以及绿色扩散投入能力4个维度进行测度,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创新能力明显不均衡,优化开发区域绿色创新能力,无论在综合成绩还是各分项成绩方面均高于非优化开发区域。为缩小区域间绿色创新能力差异,提升全国整体绿色创新能力,提出了合理配置绿色创新资源、优化绿色创新环境、发挥优化开发区域示范作用、增强非优化开发区域吸收能力等政策建议。

碳排放限额约束下的企业动态生产决策研究

文章在碳排放限额背景下构建了成本最小化模型,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对应的网络流问题,分析得到包括最小成本解等在内的特性,不仅进一步建立了再生集合,而且设计出此研究方向的动态规划方法从而寻找到预测时阈。借助数值仿真方法分析得到多种因素影响了碳排放限额政策背景下的预测时域,并得到在碳排放限额背景下高碳企业当前的生产决策受到今后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碳排放高的企业在生产决策时取得最优而合理的决策结果,必须综合参考各种影响因素。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潜力研究——专利技术视角

当前,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国家创新能力不足将导致经济增速停滞或倒退,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研究跨越陷阱路径,在Keun Lee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中日韩等国家及地区近30年来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专利的技术循环周期后发现,中国已跨越短技术循环周期拐点,正迈向长技术循环周期,表明中国已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引入人均GDP、全球创新指数、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进一步验证得出一致结论。最后,提出提升和永续保障中国创新能力的建议。

中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效率的省际差异研究

以中国区域交通运输业为研究对象,在全要素效率分析的前提下,基于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2006-201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DEA模型对各个省份的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和评价。得出以下结论:我国绝大部分省份的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率在样本期间呈现出上下起伏不稳定的态势;全国和四大经济区域交通运输业的碳排放率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凹"型走势,其中东部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和西部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基于预测时域的碳排放权交易多周期决策

文章针对微观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时多周期决策问题,在碳排放权使用周期较短和不允许超额排放等假设条件下,研究了微观企业的碳排放权交易周期性剩余决策,计算不同使用周期的碳排放权的最优预测时域,并比较使用期无限长碳排放权的最优预测时域,分析得出带有使用周期限制的碳排放权降低了预测时域,但是碳排放权使用周期的长短对预测时域的计算也会有不同的影响。

挪威建筑业绿色转型的演进及经验启示

分析挪威建筑业生态建筑、低能耗建筑和被动节能屋时期的演化过程,总结每个时期关于参与主体、监管、制度及宏观因素等方面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得出挪威建筑业在利基项目应用、制度变化和政策工具的组合利用等方面绿色转型的创新经验,最后归纳其对中国建筑业向绿色转型的启示。

低碳城市建设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基于2005-2018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全要素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和SBM-DEA模型测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从考虑低碳试点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减排效应入手,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并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了进一步验证;对低碳试点政策作用于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提高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水平;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低碳试点政策在激发地区绿色发展潜力的过程中,能驱动产生技术创新、要素积累、结构升级和资源配置效应,进而通过这四大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和碳减排目标实现;异质性的分析体现了不同地区和城市规模的差异下,政策的作用效果也存在差异。

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效力、效果与协同度评估——基于1995~2018年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为了评估我国政府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已颁布政策的效力、效果以及协同度,从可再生能源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3个维度构建评估模型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我国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文本数量与政策整体效力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呈现出周期性的上下波动,政策平均效力较平稳;从3个维度变化趋势来看,政策措施平均得分较高,应加强政策力度与政策目标平均效力的提升,进而促进可再生能源政策平均效力水平的提高;命令控制型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产生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而引导示范型政策有效地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增加,经济激励型政策效果并不显著;政府部门联合颁布政策数量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表现为政策力度水平较低、政策落实周期较短等特征;经济激励措施与其他政策措施协同是政府应用最多的政策协同组合,命令控制型政策与引导示范型政策的协同度较低。

发达国家碳标签制度的创新模式及对我国启示

碳标签制度作为二氧化碳减排的有效工具,不仅可以激励企业或组织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内减少碳排放,还可以促使消费者选择绿色低碳的消费模式,进而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实施碳标签制度,并出现了一系列创新模式,为避免其给我国贸易等带来巨大冲击,本文提出,我国应建立碳标签预警机制、统一碳标签计算标准、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鼓励企业进行碳标签认证、加强教育与宣传力度、选择试点行业等。

中国工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区(西藏、港澳台除外)工业面板数据,利用包含非期望产出(CO2)的Shephard距离函数和Malmquist指数测算地区工业全要素碳生产率,分析其区域差异性,并采用σ收敛模型、绝对β收敛模型和条件β收敛模型考察中国工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收敛性。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碳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中国工业碳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全国工业碳生产率不存在σ收敛,东、中部以及东北地区存在σ收敛,西部地区存在σ发散,全国及东、中、东北、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以及城镇化对工业碳生产率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工业化水平和工业能源结构对工业碳生产率提升起负向作用。

人口数量与消费结构对城市生活垃圾减量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0~2019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人口数量和消费结构对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数量规模的扩大对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增加的外部不经济性将大于其外部经济性;基本生活型消费、品质享受型消费与生活垃圾产生量均呈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娱乐发展型消费支出比重增加将有效抑制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增加;人口数量只有与娱乐发展型消费的交互作用才能够有效地缓解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增加。结论认为,应关注不同类型的消费结构对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不同影响,发挥娱乐发展型消费对降低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作用;逐步推进由低等级的基本生活型消费、品质享受型消费升级到高等级的娱乐发展型消费,大力发展服务业与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生态环境保护教育,提升居民的生态文明素养;同时,通过刺激消费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应考虑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倡导适度消费、绿色消费,避免浪费,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轻工业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的响应关系——基于脱钩理论与LMDI模型的实证研究

轻工业实现绿色发展、低碳转型不仅可以推动我国工业节能减排进程的加快,从而促进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提高,还可以倒逼我国居民消费方式的低碳转型。利用脱钩理论分析轻工业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对轻工业16个细分行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LMDI模型分解,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轻工产业工业总值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状态主要以弱脱钩状态为主,但是与低碳的强脱钩状态还有一定差距;除了化学纤维制造业由于行业性质以非脱钩状态为主,其他行业脱钩次数均在70%以上;在2008年到2016年期间轻工产业逐年总效应呈现出正负效应交替出现的特征,其中就业规模因素、人均产值因素和能源强度因素对轻工产业碳排放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和造纸业等行业在五个影响因素方面表现突出,正、负向作用都比较明显,贡献率较大。

基于CiteSpace的中国区域碳排放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以2008年到2017年CSSCI数据库的182篇文献作为数据来源,利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绘制出中国区域碳排放的知识图谱,揭示中国区域碳排放研究热点以及演进过程。研究表明:中国区域碳排放研究机构主要集中于高校的经济管理学院,以个人研究为主,仅出现了3个主要研究团队;中国区域碳排放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碳排放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区域碳排放强度、典型区域碳排放研究和碳排放区域转移研究等四个方面;未来应重点关注区域碳排放减排路径问题。

工业集聚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对三大城市群环境效率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工业集聚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环境效率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性,但集聚模式具有差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工业集聚对城市群本地城市环境效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周边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京津冀城市群工业集聚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和环境规制等影响因素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建议以绿色创新为支撑提升城市群发展质量,加强城市群工业集聚区域的环境规制和监管,发挥优势、补足短板,实现区域整体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