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秩序的刑法保护限度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最活跃形态,在长期“弱监管、强保护”的数字市场中,平台制定的自我管理规则率先承担了大量市场管理功能,进而形成“平台秩序”。大平台的运行秩序带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等公共秩序的表象,对平台秩序的底层权力关系认识不足,造成了刑法对干扰平台秩序行为的入罪过度。大平台依靠数字技术建立数据权力,趋向排斥竞争的“垄断化秩序”、支配用户权利行使的“准社会秩序”,但平台秩序的本质是平台营利的稳定性,它缺少社会秩序法益的可保护性。对于干扰平台秩序的行为,应区分平台秩序关联的不同法益而予以入罪限缩:对破坏网络产品或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优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评价;对“利用平台规则”侵害平台财产法益的行为,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调整;对侵害平台或平台内经营者、用户财产利益的行为,区分适用财产犯罪和计算机数据犯罪。

我国轻罪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立法反思与批评

我国先后十一部刑法修正案新增28个轻罪,但表现出了“轻重并进,重罪为主”的立法特征,轻罪制度并未成为立法主线,“轻罪化”之所以屡被用于渲染当前的犯罪化立法及其趋势,源于对“废除劳教制度”法治意义的误解。劳教制度被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从教育帮扶性措施异化为罪刑失衡的监禁处罚,因而轻罪化立法不应是“劳教功能”的栖身之所。“轻罪化”作为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立法方案源于“严而不厉”的目标导向,但“严而不厉”内含“严”与“厉”概念交叉、狭义解读刑法谦抑性、迷信刑法积极预防功能等不足,在“去重刑化”目标尚未实现之前追求法网之“严”,则导致刑法结构“又严又厉”。增设轻罪也不是校正.重刑主义司法偏向的恰当措施,重罪构成要件的司法扩张是解释者背离罪刑法定原则使然,应正视司法恣意性的根源而非通过轻罪化立法为之开脱,否则将陷入“司法无限倒逼立法”的恶性循环。因此,追求法网严密的轻罪化立法应予放弃,从而为发挥刑法之外其他规范及其主体的功能让渡空间,真正促成社会治理所需的多元共治格局。

法益保护原则:立法批判功能的证伪

法益保护原则在我国刑法学中被塑造成在司法上具有构成要件解释功能、立法上具有构成要件批判功能的完美指导原则,但它根本无法承担反思犯罪化立法的任务。法益概念之所以被创立,正是为了迎合当时刑法典中存在的宗教伦理犯而以“法益”证成此类犯罪的保护目的,这导致法益概念自始具有形式性、开放性之特征,缺乏先天自由主义内涵,相关概念史的误解值得澄清。为摆脱实证性法益概念对立法的无力,形式法益被实质法益取代,但无论超实证法性还是宪法性的实质法益均无法为立法提供限制标准,刑法不必借助法益这一中介,这是它面临理论悖论和实践冷遇的根本原因。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内,刑法不会因违背法益保护原则而被宣布违宪,宪法保护范围、合宪性审查制度两大因素决定“目的正当”并不重要,对犯罪化立法只能在立法草案阶段通过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法益保护手段进行事前监督,“手段正当”的评价标准直接源自宪法的比例原则,法益保护原则完全被包含于比例原则,因而法益可有可无、应被替换。

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2015年12月在东北财经大学进行的调查问卷为基础,从中抽取经济学三个专业、管理学三个专业共423名大学生为样本,对问卷数据进行一般性问题的统计分析和量表分析,通过人力资本理论、工作搜寻理论、"反木桶原理"等理论进行解释,得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具体因素依次为工作能力、自身条件、求职准备等。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大学生、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多个角度分别提出建议。

网络时代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司法逻辑

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经济时代,影响他人经营活动的行为出现多样化现象,为强化网络新型行为的刑事治理,破坏生产经营罪有成为新的"口袋罪"之势。在该罪的扩张适用中,(客观)目的解释论基于对实质可罚性的重视以及对法条文义要求的软化而成为被优先选择的入罪解释理由,但它与类推解释共享"目的性扩张"之逻辑,因而对罪刑法定原则存在天然的挑战。为了贯彻"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应当对破坏生产经营罪进行严格解释,强调对"其他方法"的同类解释规则及其对行为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的从严把控,既反对刑法主观主义,又要反对唯结果论。

被劳教行为该向何处去——以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的衔接为中心

劳动教养虽然事实上成为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之外的第三种处罚措施,但违宪性决定了它不能分裂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之间的衔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与《刑法》第13条的规定实现了二者的贯通,架构了"二元制裁体系","处罚衔接漏洞"是个伪命题。因此,原"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要么只能被转入治安管理处罚等行政处罚范围,要么只能移出法律处罚圈;刑法上的入罪门槛不因劳教被废而降低,禁止将被劳教行为分流入刑事处罚。现存的"收容教养"、"收容教育"与劳动教养没有本质区别,劳教被废止后,这两个警察保安处分措施应当被禁止适用。

论“危险结果”的教义学逻辑

刑法主客观主义的争论焦点是主客观不法论,后者以法益侵害危险即"危险结果"为不法成立的标准。行为无价值论否认"危险结果"的意义,必然背离客观主义。在客观主义视野中,"危险结果"从未被看作"客观实在之物",它是指"行为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可能性或盖然性",乃行为危险与结果危险的统一。对"危险结果"的判断是以外部客观事实为判断资料的事后判断,完全可以脱离行为人的主观犯意来考察。与刑法主观主义相比,"危险结果"使客观主义的不法判断更客观、不法成立时点更后置,更能够为刑罚干预权设限。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时代刑法学的教学逻辑

“课程思政”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历史地形成的大学育人理念在新时代的继续发展,它为专业教学发挥思政教育功能提出了更明确的实践要求。“课程思政”的本质是“课程德育”,刑法学教学的契入点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法治道路中的“理想信念”和“核心价值观”,归结为一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法治理论。我国法治人才培养需要刑法教学知识更新,为此需要准确理解“刑法学现代化转型”与“思政功能强化转型”的匹配问题。在“课程思政”背景下,刑法课应理顺“刑事政治思维与刑事法治思维”“刑法理论自信与借鉴西方文明”“刑法学’马工程教材'与其他教学载体”“刑法课中的'术'与'德'”以及刑法课堂中不同教学类型之间的关系,保证“一课双责”的动态平衡。

地域间经济发展与福利水平差异对青年人工作贫困的影响研究

前期研究发现,青年人的工作贫困问题在不同省份之间具有差异性。本文分别构建静态非空间面板、静态空间面板、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地域间经济发展与福利水平差异对青年人工作贫困的影响。结果显示,若某地区福利水平提高1个单位,青年人的工作贫困指数就下降5.19%。若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1个单位,青年人的工作贫困指数反而上升8.16%。本文认为,青年人在就业选择时,应意识到个体的工作贫困问题可能与所处地域直接相关。从自身出发选择福利水平较高,而不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就业、生活所在地,对减轻工作贫困十分必要。

危险犯犯罪形态问题研究

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行为对法益实害的发生造成了客观的、现实的法益侵害危险,因而未遂犯的本质是一种具体的危险犯。那么,在因不具有法益侵害的具体性危险而否定具体危险犯既遂的场合,行为尚停留在着手之前的抽象危险阶段,至多只成立犯罪预备;同理,在因不具有法益侵害的抽象性危险而不成立抽象危险犯既遂的场合,行为处于抽象危险之前,是"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前置化",逸出刑法最前线。因此,危险犯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

“非数额型盗窃”入罪的学理反思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以"定性不定量"的模式单独入罪,其立法原意值得反思。从全法体系的角度",违法与犯罪"依旧是二元的",非数额型盗窃罪"稀释着刑法谦抑性;从法益论的角度,一切盗窃行为侵犯的仍然是值得刑法保护的财产权,"非数额型盗窃罪"消褪着法益关联性。为了防备刑法介入的扩大化,司法者应当客观地、实质地解读这一规范,在实体与程序的一体化运行中为其犯罪圈的膨胀层层设防。

聚众斗殴罪中“持械”的含义与认定

在罪刑法定原则下,文义解释与目的解释是两种具有决定性的解释方法,因而,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从刑法用语出发,以法益保护目的为指导,不断穿梭于事实与规范、文本和语境之间,以实现刑法用语与刑法目的之间的协调。"持械"是聚众斗殴罪中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对这一加重行为要件的解释应以文义解释为开端,目的解释为终结,尝试各种解释方法,对其作实质的解释,以寻求文字含义与处罚必要性之间的统一。

宪法对刑事司法的实体性控制——合宪性解释的方法论引入

刑法作为出自宪法的子法,刑法规范应该立足于宪政的理念与价值而制定,并在适用中与宪法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不可能有其实质的意义与价值。在当前特别注重"宪法生命"与"刑法知识教义学化"的学术潮流下,合宪性解释是宪法实现对刑事司法实体控制的一种不容忽视的教义学路径。合宪性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可以形成一种相互独立、相互支撑与相互衔接的二元解释体系。在刑事司法中,合宪性解释主要有消除违宪疑虑、控制解释边界和检验解释结论三个层面的价值。

规范论视野中的刑罚合法性——读帕夫利克教授的报应主义

在Pawlik教授看来,刑法中真正的不法是指公民违反了对社会共同体的忠诚义务,刑罚正是通过确证享有自由与履行忠诚义务之间关联性,将法作为法进行恢复,因而它本质上是一种报应。这对国内刑法学的最大的启发,不是要在犯罪论上以"公民的不法"来缩减不法与罪责的区分,而是要在刑罚论上强调报应主义的取向,因为预防犯罪是刑罚执行或刑罚实现后的效果,并且不确定、不可证,它不是施加刑罚时所能决定的,也就不能作为刑罚的合法性根据。

当代青年工作贫困指数测度、分解与检验

在原有多维贫困指数(MPI)的基础上,本文加入就业维度,建立新的三维度工作贫困指标体系,利用2010—2018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A-F双界限法对当代青年工作贫困指数进行测度、分解与检验。结果显示,青年高校毕业生的工作贫困指数低于青年高中毕业生。分解后发现,除就业维度贫困率均较高外,青年高校毕业生,尤其是青年本科毕业生的贫困主要发生在健康维度,青年高中毕业生的贫困主要发生在生活水平维度。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表明,青年高校毕业生的工作贫困负向指数更大,东部地区和青年女性高校毕业生的工作贫困发生率更低。本文同时验证了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收入增加和社会地位提升,是青年高校毕业生工作贫困发生率低的内在原因。

绿色信用评级发展趋势分析

随着“双碳”政策的提出,绿色、环保、生态等理念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参考标准。在信用评级领域,绿色信用评级以其绿色理念的先进性、指引性,绿色标准的市场认可度、绿色指标的代表性等,正在逐渐受到认可和接纳。绿色信用评级,是指在信用评级中充分考虑绿色因素影响,从实际出发更加准确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绿色因素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等维度。企业绿色等级的经济效益和经济成本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现有绿色信用评级通常将绿色指标作为调整因素,而不是作为基本打分表中的指标项。

论共同正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归属逻辑——以反思“行为共同说与犯罪共同说”为中心

共同正犯之"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根据在于参与人对结果的实现具有心理的因果性且共同分担了法益侵害事实,即共同性与正犯性的统一,这才是"共同正犯的本质"。行为共同说将共同正犯视为客观违法形态,不能正视"共同实行的意思"这一主观要素对于共同正犯之违法性的意义,无法区分同时犯与共同正犯。部分犯罪共同说纠结于共同正犯"犯的是哪一个罪"这种无实际意义的问题,并且在业已确定的共同正犯之外确定结果归属,不能说明"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理。所以,行为共同说与部分犯罪共同说不能独立承担共同正犯的认定,应当放弃这一对概念图式,而直接从"共同性·正犯性"这一真正的共同正犯本质上确定共同正犯的成立条件和责任归属逻辑。

基于AGC预测指令的火电机组控制策略

新能源发电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势必会对电网安全造成影响。在火电机组调峰调频能力足够的情况下,通过改变火电机组的出力可平抑电网波动,减小新能源并网造成的冲击。为了电网的安全经济稳定运行,使火电机组具备足够的调节能力,提出了一种基于AGC指令预测的火电机组前馈预测控制方法。首先搭建BP神经网络模型对风电场、光伏电站的出力以及电力系统负荷进行预测,得到基于源荷分析的厂级AGC预测曲线,并根据该预测指令对火电厂负荷进行分配,所得的变负荷趋势作为前馈信息引入到火电机组控制系统中,以修正火电机组的AGC指令曲线,对机组进行优化前馈预测控制。经验证,所提控制方法使火电机组提前做出响应,可有效提升机组的响应能力。与常规控制方法相比,所提方法在控制精度和响应效率上均有一定程度上的提升,提高火电机组的调节能力。

提高就业质量与工作贫困问题研究

劳动力市场中工作贫困群体的存在,反映产业转型升级期内,低技能劳动者就业质量问题仍然突出。在就业“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有关就业“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妥善解决。就业促进导向政策有利于提升就业率,但对工作贫困群体的现实处境改善较小。如果工作贫困出现在高学历劳动者中,还可能抑制工作和就业的积极性,降低生育率,影响内需。中国目前还没有一套测量工作贫困率的官方标准,对工作贫困群体就业质量的研究,从现有文献积累和政策落实角度看,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

试析新媒体时代传统出版业编辑的应对方法

长期以来,人们进行信息的获取主要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途径,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媒体让人们获取信息更加便利,这样传统的出版领域就受到很大冲击,继续沿用以往的思路只会让市场份额降低,所以需要迎合时代发展,加强与新媒体技术的融合。文章从新媒体的界定及发展态势入手,比较传统出版业与新媒体的优劣,阐述新媒体时代传统出版业编辑的机遇,并分析传统出版业如何在新媒体时代下创新发展,希望对相关研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