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四链”融合机理分析——以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为例

首先,在界定“四链”融合本质内涵的基础上,以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农高区”)为例,对农高区“四链”融合的内在机理进行剖析。研究表明,“四链”深度融合的本质是以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有机融合方式促进创新要素与资源汇聚,不断提升区域产业创新力与竞争力,形成持续高效运行的区域创新生态。研究认为,创新链是产业链发展的动力之源、是产业链各环节实现价值增值的基础,产业链是创新链落地生根的载体,创新链产业链协同是“四链”融合的核心,资金链和人才链是支撑,围绕产业链创新链精准配置资金链和人才链是根本保障,通过打造“四链”融通的现代产业体系有助于实现农高区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

农民数字素养对其数字乡村参与的影响机制研究

【目的】作为数字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民的数字化认知普遍较差,数字化“新农具”的操作应用能力普遍不强,直播电商等“新农活”的参与能力较弱,本研究旨在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推动其更加积极主动投身到数字乡村这一伟大实践中。【方法】在梳理国内外文献和对北京13个涉农区1500位农民开展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从数字意识、数字通用素养、数字技术素养等6个维度搭建农民数字素养体系,并基于KAP模型构建“农民数字素养-对政府数字服务满意度-农民数字乡村参与行为”理论模型,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索农民数字素养影响数字乡村参与的作用路径,提出激发农民参与数字乡村的相关政策建议。【结果】(1)农民的数字素养提升其数字乡村参与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2)农民对政府数字服务的满意程度会间接影响其对数字乡村的参与程度;(3)数字化基础设施在农民数字素养影响农民数字乡村参与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结论】扎实推进数字乡村,让农民多参与、广收益,一是要通过构建农民数字素养培训体系和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应用能力培训等方式大力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二是要通过加强优质农村服务资源供给与共享和推动服务多元化参与等方式强化农村数字化服务水平,三是要通过强化农村网络承载能力和推动现有技术设备“适农化”改造等方式不断完善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乡村背景下的农民数字素养水平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意义]农民数字素养是数字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如何量化评价农民数字素养、精准识别其影响因素,进而有的放矢地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水平,激发农民建设数字乡村的活力,已成为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的当务之急。[方法/过程]文章在对农民数字素养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基于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构建了北京农民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合理性检验,评价分析了现阶段北京市农民数字素养水平,并分析探讨了北京农民数字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结论]北京农民数字素养综合水平为68.15,在不同区域间、不同维度间、不同群体间存在较大差异。农民数字素养受年龄的负向影响,受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数字化培训、数字化服务、数字科普宣传、数字生活氛围、数字网络的正向影响。建议通过加强顶层设计、营造良好氛围、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构建保障机制等方式来有效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激发其数字乡村参与活力。

“互联网+”背景下农村信息服务模式创新与效果评价

为深入挖掘"互联网+"背景下我国农村信息服务的主要创新模式及其服务效果,本文在梳理评价国内外关于农村信息服务模式研究进展基础上,提出了互联网环境下的几种农村信息服务创新模式的内涵、特点及典型应用案例,进一步地结合信息技术服务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基于信息服务环节及主要领域,本文搭建了包含农业生产服务质量、居民生活服务质量、生态休闲服务质量及科技示范质量等四方面在内的农村信息服务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北京为例采用综合指数合成法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表明,目前,"互联网+"背景下北京地区形成了以基于云服务、基于大数据、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农村电商O2O、SNS等几类农村信息服务创新模式,农村信息综合服务效果综合水平达到0.64,位于较高水平。针对当前农村地区信息流动不畅、缺乏时效性和针对性等问题,本文最后从发挥大数据价值、探索农村信息服务模式、培养农民信息素养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木薯生物燃料产业化研究述评

运用文献分析的方法,综述了学术界关于木薯生物燃料产业化发展的研究现状、国家政策扶持及课题研究成果。研究发现,当前学术界主要从木薯的起源和利用、木薯生物燃料产业发展现状、木薯生物燃料产业化效益、模式等方面研究,尤其在产业化发展现状方面的研究很深入,为学术界展开木薯生物燃料产业化发展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在产业的核算体系、利益相关者、加工企业的经济效益评价等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相关学术界在日后的研究和探索中应不断丰富和完善这方面的研究,为木薯产业发展提供较好的实践经验和政策建议,从而推动木薯生物燃料的发展。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指标体系设计与评价应用

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对于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结合国内外“可及性”的概念内涵与评价维度,构建了包含可得性、可达性、可负担性、可接受性、可适应性等五个维度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评价指标体系。北京650位村民样本评价结果显示,北京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水平得分为62.01分,接近“一般”水平。文章最后从突出村民主体地位、创新服务模式、制定公共政策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信息化促进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采用二手资料分析法,基于信息传播要素视角,从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涉农信息资源建设等方面总结提出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5个国家利用信息化促进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与主要做法,探讨其对中国乡村振兴的经验借鉴。结合多案例分析发现,国外利用信息化促进乡村振兴的扶持政策与经验主要在于基础设施建设、受体技能培训、多元化服务主体以及信息资源建设等方面。未来中国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可借鉴国外相关经验,通过信息化支撑农业产业兴旺、信息化提升乡村治理效率、信息化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外智慧农业的历史演进与政策动向比较分析

基于政府引导视角,通过梳理主要发达国家与中国在支持智慧农业发展的相关战略与政策,考察中外智慧农业的支持重点与方向。研究表明,全球智慧农业经历了“探索萌芽—起步发展—理论形成—数据驱动”4个阶段,主要发达国家重点围绕农业传感器、农业大数据、智慧农业集成应用与示范等进行战略布局,我国政策演变逻辑表现为从“强基础”转向“重示范”和从“汇聚部门数据”转向“数据驱动决策”,针对现阶段我国智慧农业研发应用水平与强国目标不匹配问题,建议充分把握新阶段农业高质量发展对智慧农业科技的需求,分类有序推动智慧农业工程落地与产业化发展。

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评价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构建科学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对不同类型村庄进行评价比较分析,可为各地合理规划乡村治理现代化分类推进路径提供理论参考。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构建了包含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以及公共环境治理现代化5个评估维度,36个具体指标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以21个典型村庄为例进行了评价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其中12个典型村庄基本实现治理现代化,其余均处于发展阶段。分指标看,环境治理现代化与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处于较高水平,而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水平是乡村治理现代化最突出的短板,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与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相当;分村庄类型看,城郊融合类与特色保护类村庄治理短板在于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集聚提升类与拆迁撤并类村庄短板在于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各地未来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发挥优势补齐短板精准发力。

移动互联视域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框架与评价——以10个数字乡村试点县为例

为更好地对移动互联环境下的乡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进行评价,文章基于10个数字乡村试点县的受众视角,建立了一套移动互联下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评价指标体系,从可达性、可接受性、可获得性、可适应性、可利用性五个维度进行评价。研究发现,移动互联下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在区域间、个体间均存在一定的“数字鸿沟”,但差距不明显,村民可及性水平表现为“由东向西依次递减”。文章建议在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过程中,要以实现村民便利可及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同时也要重视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间获取公共文化服务的普遍均等,采取发力乡村新基建、优化移动服务供给渠道、发挥大数据智能决策功能、加强农民数字素养培训等措施,避免形成新的“数字鸿沟”。

基于节水的北京设施蔬菜生产效率及其对策研究

基于北京市郊区县设施蔬菜用水现状与农户节水行为的调研,采用DEA方法对采用节水技术的北京设施蔬菜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基于节水的京郊设施蔬菜生产效率为0.900,处于较高水平,但设施黄瓜和设施茄子仍存在10.212%、0.285%的节水提升潜力;基于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畦灌等技术设施蔬菜生产已发挥最佳投入产出的配置效率,但基于沟灌、膜下沟灌、膜下微喷的设施蔬菜仍存在2.902%、12.162%和2.792%的节水提升潜力。结论表明,不同的设施蔬菜品种、节水技术选择对于设施蔬菜生产效率存在差异性,通过调整结构和创新技术,可提升设施蔬菜节水效率。

新质生产力促进农文旅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是撬动农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的关键作用力。本文在系统阐释新质生产力促进农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系统架构的基础上,对新质生产力促进农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典型实践与现实困境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利用新质生产力促进农文旅数字化转型正处于“风口期”,在新型文旅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文旅平台搭建、数字化应用新场景与新模式打造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效,但是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仍然面临支撑体系尚未建立、数字化产品研发与应用不足、特色化发展不深、数字化素养不高等诸多困境。面对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机遇,应加强农文旅数字化转型的支撑保障,以数字科技深度应用引领产业发展,以文化基因凝练促进农文旅产业特色化发展,深化培育数字农文旅经营主体,推动农文旅产业高质量全面数字化转型。

信息化应用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分析——来自京津冀353个农户样本的证据

[目的/意义]随着互联网与农业农村领域的深度融合发展,信息化应用水平已成为衡量农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如何从微观层面剖析信息化应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方法/过程]以京津冀353个农户信息化与收入情况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包含基础设施、信息化应用、信息化消费、主体认知4个维度的农户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指数合成法对农户信息化水平进行评价,进一步应用多元回归模型对信息化关于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测算。[结果/结论]研究结果显示,2018年京津冀样本农户信息化水平平均值为0.5791,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而且信息化发展对农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表现为信息化水平每增加1%,农民收入水平平均上涨0.4395%。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地区信息传播能力:内涵、提升机理与策略

基于相关研究进展,结合新型城镇化特点,界定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地区信息传播能力的内涵、特征及体系构架,剖析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地区信息传播能力提升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是农村地区信息传播的外生动力,为其提供条件支撑,推动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精准把握农村信息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内容海量化、传播渠道立体化、传播受众个性化以及传播效果精准化等特点,加快搭建包含信息供给能力、信息传播效果及信息受体能力的农村信息传播能力体系框架;进一步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供给渠道拓宽、信息服务模式创新、农民信息素养培育等方面推进农村信息传播能力提升。

基于受众视角的中国农村地区信息传播能力评价研究——以京津冀鲁为例

文章基于传播要素视角,构建了基于受众视角的农村信息传播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李克特量表与层次分析法,对京津冀鲁四省市660个村民样本进行了评价,分析比较了京津冀鲁农村地区信息传播能力综合水平。结论表明,2017年农村地区受众对当地信息传播能力评价水平较好,综合水平得分0.6647,位于中等发展水平。最后文章从加大农村信息供给能力建设、重视对农传播效果反馈、加强农民信息素养能力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理论框架与提升路径

文章基于TOE模型,构建包含技术条件、组织条件、环境条件3个维度的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理论分析框架,明晰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并从技术赋能、组织规制、环境优化三方面提出我国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提升路径。

基于TAM视角农户设施蔬菜信息技术接受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利用京津冀414个农户调查数据,结合技术接受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京津冀设施蔬菜生产者信息技术接受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对信息技术的使用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其技术使用意向,感知风险负向影响其技术接受意愿。感知风险则通过负向影响感知有用性,进而负向影响使用态度,从而负向影响使用意向。随着农户收入水平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农民的年轻化,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使用态度等因素对农户信息技术使用意向的正向作用程度会更强,而感知风险的负向作用程度则会弱化。

基于工程科技视角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战略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开展乡村治理现代化战略研究对于明晰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中长期战略部署方向、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该文立足工程科技创新视角,剖析了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其对工程科技创新的战略需求,详细分析了工程科技赋能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中长期战略构想、战略路径与政策建议。结果表明,1)现阶段中国乡村治理面临着治理过程碎片化、治理主体不协同、治理方式不科学、治理成本较高昂、治理效率不均衡等问题。2)随着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乡村治理工程科技取得积极进展,亟需积极发挥工程科技在夯实乡村治理物质基础、提升乡村治理综合效能、精准对接多元主体需求方面的作用,从工程科技战略层面谋划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子。3)面向2050年,在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传统社会向信息社会、全面小康向共同富裕转变进程中,建议聚焦乡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环境治理等乡村治理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动工程科技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积极构建起“政策环境支撑、现代科技支撑、工程项目支撑、高素质人才支撑”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支撑体系,助力实现党建引领下的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与智治相融合的现代化治理目标,支撑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实现。4)建议从顶层设计、科技立项、企业经营、农民参与、工程试点、人才支撑等方面推动乡村治理工程科技的落地转化。

中国马铃薯贸易形势与前景展望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薯类生产国,2010年播种面积达5205千hm2,占世界的27.3%。然而,中国马铃薯的贸易地位与生产地位严重不相称,贸易总额仅占世界的2%左右。分析了2000～2011年中国马铃薯及其制品进出口贸易现状,阐述了中国马铃薯产品的贸易特征及贸易地位,认为目前中国马铃薯及其制品的贸易总量呈上扬态势,出口发展相对较快,但贸易地位仍相对较弱,贸易格局日趋多元化。针对当前马铃薯贸易形势,对中国未来马铃薯产品贸易趋势进行了展望。

结构动力视角下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模式研究——基于多个案例的分析

[目的/意义]加快建设数字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将中国多样化数字乡村实践背后的规律性特征总结,提炼出不同模式的适用性机制,对于分类推进不同区域数字乡村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方法/过程]基于结构要素与动力作用视角,以浙江省德清县、江苏省浦口区、山东省曹县、重庆市垫江县4个县域数字乡村实践模式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探讨不同类型数字乡村建设模式的规律性特征。[结果/结论]中国数字乡村实践主要存在城乡一体、产城融合、点线面结合以及整县推进等建设模式。未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要充分考虑建设主体功能的强弱,选择适宜的建设机制和内容,让数字乡村惠及更多农民群众,助力乡村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