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秀兰》的“未完成性”与“问题性”

丁玲的小说《杜秀兰》取材于丁玲1955年底在京郊四季青社参加整社的经验,现有手稿于1955年12月至1956年1月间写完,全文未完。陪同丁玲下乡的白刃同期也以相同的素材完成了短篇小说《农家父女》,将两篇小说对照阅读,可见出《杜秀兰》构思上的独特之处和由此产生的书写难题。在叙事空间的选择上,《杜秀兰》避开了将“农家”作为社会变革的恒/变量加以考察的书写路径,而冒险地在社会主义城乡规划蓝图的基础上构建叙事空间。在新人杜秀兰身上,丁玲着力想要表现一种特别的个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状况,写出在健康的时代“感觉”的基础上所生发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本文围绕《杜秀兰》构思上的特点展开细读,阐释《杜秀兰》的写作意图及其未完成性,由此见出小说文本断裂处所对应的复杂的历史问题。

讲故事的人——对艾芜小说的一种解读

很长时间以来 ,评论家们大都习惯于从艾芜的左联作家身份和左翼的文艺追求出发来评论艾芜的作品 ,然而这样的批评途径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致命的困境。本文从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中获得启发 ,认为艾芜的艺术个性正是来自于他讲故事的天赋和能力。文中分析了艾芜的三部重要作品 :《南行记》、《丰饶的原野》和《端阳节》 ,试图呈现“讲故事人艾芜”独特的艺术魅力 ,及同一部作品中时代主题与作家艺术个性之间的冲突。

“莎菲们”的道路——丁玲早期创作探微

丁玲在其登上文坛之初,创作了一系列反映中国现代早期"新女性"形象的作品。但和同时期大多数女作家有所不同的是,丁玲的女性书写中,包含着对个人和大时代的辩证关系的艰难探索。本文通过对《莎菲女士的日记》和《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进行细读,探讨女性主体在家与国的夹缝中的尴尬位置和成长可能,以及革命与女性解放之间相互纠结的关系。

“左翼浪漫派”在战时中国的历史展开——评刘奎《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刘奎的《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全面呈现了抗战时期郭沫若的多种身份及其文化、政治活动,并将郭沫若抗战时期的诸多面向置于“诗人革命家”的整体视野下加以考察,为理解郭沫若提供了视角和方法。“诗人革命家”的指称既是对郭沫若作为“开一代诗风”的浪漫主义诗人身份的追溯,也是对这一主体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遭遇、实践及精神探索的追踪把握,在这一思路下作者对“主体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关联”、“中国左翼浪漫派特点”等重要问题展开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

“《新解读--重思1942-1965年的文学、思想、历史》讨论会”专辑参会者

薛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我们今天请大家线上开个会,讨论一下新出版的“新解读丛书”中的《新解读——重思1942—1965年的文学、思想、历史》(以下简称《新解读》)。这是“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十多年来研究成果的一个大汇展。

“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1月5日,由南开大学文学院和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会议开幕式由南开大学文学院乔以钢教授主持,

卫生科普片分镜头脚本撰写的探讨

为了解卫生科普影视前期文案创作基本流程,在使卫生科普片具备专业性和艺术性的同时,达到宣传健康教育的目的,本文采用斟酌相关文字稿本、分镜构思以及脚本艺术处理三个方法循序渐进完成卫生科普片前期文案的创作。该方法符合卫生科学的传播规律,对卫生科普作品的创作严谨有着重要作用。

战争、家国与“新女性”的诞生——论丁玲延安时期对农村妇女的书写

本文以丁玲在1940年前后创作的三篇农村妇女题材小说为分析对象,考察丁玲这一时期对农村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1940年代的陕北农村妇女承受着来自战争、习俗、贫穷、劳动、生育等多方面的重压,虽然革命政权在村庄里做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和民主化改革,但改善农村妇女的生活和精神状况仍面临多重困难。在《新的信念》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中,丁玲探讨了将女性身体和心灵长期累积的痛苦转化为积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资源的可能性。《夜》则不无忧虑地揭示了在革命政权下新、旧两类妇女都隐含着的主体性危机,尤其表达了对那些孤弱无奈的落后妇女的生活和命运的关切。随着对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村妇女命运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丁玲的写作也逐渐从聚焦个人的斗争和成长,转向对个人觉醒和社会变革的交互关系的思考。

大风雨中的漂泊者——从1942年的“三八节有感”说起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是解放区文学史上极富争议的文本。它发表于1942年,当时延安的性别/个人叙事几乎毫无例外地统摄于抗日救国的宏大目标。但丁玲的"有感"却偏离上述思路,在一片"抗战建国"的大话声中,她关注女性日常经验,并暗示革命和民族国家的价值目标未能在女性日常生活领域得到验证。丁玲的言论给她招来阵营内部的激烈批评,又被不少研究者推为以女性主义视角反威权体制的典型文本。可除此之外,在这篇短小的杂文中还包含着丰厚的历史信息。结合丁玲的早期创作和中国现代历史中的若干重要主题,本文试图以此探究现代中国关于女性问题的话语冲突,以及女性主义在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中的定位和出路。

新秧歌剧的乌托邦叙事

新秧歌剧是延安大众文艺的重要成果,它借用民间流行的秧歌调和秧歌舞改编而成,形式简单、活泼,极富感染力。但也因过于直白的政治宣教目的,在远离其创作和流行的历史环境的今天,很难再为人们所理解和欣赏。然而重读延安文艺工作者留下的新秧歌剧创作谈,却不难发现在这一简单的文艺样式背后暗藏着中国乌托邦叙事的若干历史难题,以及延安文艺工作者为解决这些难题所做的叙事探索。

文学如何书写革命——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解读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中册选入了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节选),该篇列于“苦难与新生”主题单元,旨在“引导学生思考中国革命的意义,理解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涵”,使学生“获得对中国革命和革命先辈的理解和共鸣”。

作为社会症候的中国当代“小资文学”——以安妮宝贝为例

本文以文化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讨论畅销书作家安妮宝贝的书写特点,以及近年来关于其人其作的接受反应。安妮宝贝的书写表现出对商品及品牌秩序的绝对性依赖,这也恰是当代小资文学/文化最突出的特质之一。在小资文学受众身上,我们能看到这一文化特质的鲜明投影。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所谓"小资"群体,主要是一个依据消费品味界定出来的人群,商品消费体系再生产过程中无尽的品牌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在"小资"消费者身上不断制造出新的欲望并加深着消费群体内部的等级差别。这种根植于社会经济关系的躁动和分化状况,是造成当代都市个人主体性危机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

枫林医泽永流长 一生只为“医事”终

人的一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相信每个人都会如此自问。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在建校近百年历史中,砥砺学行,名师云集,有近70位院士或毕业或工作于此。近期,枫林医泽——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院士精神展开展。该展由复旦大学图书馆主办,展出陈灏珠、沈自尹、汤钊猷、闻玉梅、王正敏、周良辅、杨雄里7位院士,以及韩启德、桑国卫等15位校友院士的160余件珍贵史料实物。一件件展品,经过了漫长岁月,但却依旧熠熠生辉。

新世界的美丽谎言

作为一部商业娱乐片,《美丽新世界》讲述了一个“美梦成真”的陈旧故事。像大多数同类影片一样,它总会涉及到一些社会话题,最终又用孤立的解释将它们打发掉。影片通过对男女主人公生活境遇的呈现,提出了贫困、城市对其边缘地区的排斥、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社会价值观念混乱等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困扰着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

无边的细节

“爱碎碎念，爱什么都敢告诉你，爱大声喊‘爱爱爱’，要么就喊‘不爱不爱不爱’，请相信真诚的广告创意永远有口碑，我不是‘某白金’或‘某生肖生肖生肖’，我是凡客体。”

在复旦人体科学馆体味“生命”的温度

有人说,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部厚重的史书。除了大多数人所熟知的历史博物馆、自然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工艺博物馆之外,还有一类博物馆无声地记载着医学发展历史,讲述人体结构的神奇、生命诞生的玄妙。在五月的“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进上海唯一的一家人体科学馆——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体验医学和“生命”的温度。

天气预报用词有讲究

我们经常在天气预报中听到播报员使用“到”“和”“或”“转”等。“到”是处于两种天气现象之间．更倾向于前一种天气现象，一般用于“睛”“多云”“阴”，如晴到多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