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与城市工资溢价--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证据

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高速推进,人口呈现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聚的长期趋势,对城市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产生重大影响。基于LandScan全球人口分布数据,计算出衡量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的人口平均密度、人口加权密度和变异系数,探讨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中,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对城市工资溢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万以上的大城市,人口平均密度对城市工资溢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城区常住人口小于100万的中小城市,人口平均密度对城市工资溢价没有影响。进一步通过人口加权密度和变异系数考察城市空间紧凑程度的影响发现,紧凑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在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导致工资折价,而在其他城市导致工资溢价。这意味着中国超大城市仍具有较大集聚空间,而目前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制约集聚效应发挥。研究结论为优化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启示。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基于撤县设区的视角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紧凑集约发展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6年全国范围内演进的撤县设区数据,深入考察了撤县设区带来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效应的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促使了城市空间形态松散化和内部低密度发展,该结论在考虑多种指标、方法以及政策滞后效应之后仍成立。(2)撤县设区政策对东部城市的空间结构松散化影响更强,且不利于其发挥中心集聚优势;相比于建设规制较弱的城市,规制较强的城市受到撤县设区对城市空间结构分散化的影响更为显著。(3)进一步研究表明,自主选择型撤县设区对城市空间结构分散化的影响更加明显,而顺应融入型撤县设区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空间结构趋于紧凑化。

数字经济发展、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劳动报酬份额提升

如何发展数字经济以期实现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发生、提升劳动报酬份额、优化要素分配结构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亟须解决的问题。为揭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本文首先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阐释了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和提升劳动技能结构两个渠道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其次,本文利用税收调查数据对企业数字资本规模进行测度,并汇总到省级层面,得到了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并利用随机系数模型计算了各省劳动对产出的时变贡献份额,进而对数字经济和劳动报酬份额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资本规模提升1%,劳动报酬份额大约提升0.032%。而造成中国劳动报酬份额整体下滑、阶段性由降转升的深层原因在于数字经济不仅会强化资本对简单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也会促进资本和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以及数字经济对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最终,在劳动力规模效应和技能的结构效应共同作用下,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改善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城市密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城市街区尺度密度的证据

城市密度作为城市经济活动集聚的重要表现一直受到普遍关注,其不但能够影响生产率、经济增长及生态环境等,而且对城市的创新效率这一关乎长期增长的因素也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匹配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专利数据库,并结合LandScan人口空间分布数据,构建了包含企业-年份维度的300多万个样本,基于OLS与工具变量法系统识别了城市内部街区尺度的密度差异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街区层面的密度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专利产出,高密度发展的创新外溢效应也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衰减特征;街区尺度高密度发展的作用机制在于其能够帮助企业吸取知识溢出的养分,克服知识溢出面临的地理阻碍。

城市空气质量的经济价值评估——基于土地市场的视角

结合微观土地交易和城市PM2.5地表年均浓度等数据,研究空气污染对土地价格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通过“两步法”评估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经济价值。基准结果显示,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显著提高了土地价格,并估计出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经济价值约为27.369元/m2。通过剔除冬季集中供暖地区样本、改变模型设定形式,以及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两期处理后,基准回归的结论依然稳健。采用城市的空气流通系数和逆温天数作为空气污染的工具变量,内生性处理结果表明空气污染与城市中心地价之间存在负向的因果关系,进一步支持了基准结论。考虑到所处区域和城市层级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城市清洁空气的经济价值呈现出异质性。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城市空气质量的经济价值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不同层级城市空气质量的经济价值也存在一定的梯度,其中一线城市最高,四线城市最低。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城市人口规模是土地价格反映空气质量经济价值的关键渠道。

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城市数据的再检验

本文基于我国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集聚对于人均GDP的增长和生产率的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集聚的增长效应则转变为负方向。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活动的集聚的确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当经济发展水平突破一定的门槛后,集聚的负面效应将逐步显现。这一结论对于当前集聚趋势下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城市蔓延提高了家庭的居住碳排放水平吗?——来自中国南方城市面板数据的证据

基于2004—2013年中国南方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城市蔓延影响城市家庭居住碳排放的方向和强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蔓延的确显著地提高了城市家庭的居住碳排放水平,而且这种碳排放的提高效应在小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城市空间结构的紧凑化和土地利用的集约化是实现城市低碳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集聚经济、要素禀赋与产业的空间分布: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本文使用1999～2008年中国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对集聚经济、要素禀赋等因素在产业动态分布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在研究中,为了分析和比较集聚经济的不同类型对产业动态集聚影响的作用方向和程度,本文构建了地区产业专业化、地区产业多样性和地区市场潜能等指标。研究发现,地区产业专业化水平和市场潜能等集聚经济因素对产业的动态集聚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而地区行业多样化水平和地区制造业相对工资增长率的系数则为负的不显著;同时,地区的要素禀赋对中国产业的动态集聚也有重要影响,从而证实新经济地理学和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产业的空间分布都有着重要的解释力。

示范还是挤出？FDI对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出口溢出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5—2007年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外资企业对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溢出效应。考虑到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强度是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我们采用Heckman两步选择模型进行估计,从而得到更加可靠的结果。研究发现:行业外资渗透率对同行业内资企业的出口决定和出口强度都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业外资出口强度对内资企业的出口决定和出口强度的影响却显著为负。这一发现与多数使用发达国家数据的研究结论相左。

出口贸易加重还是缓解中国的空气污染——基于PM2.5和SO_2数据的实证检验

选取2000—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贸易开放度与贸易结构两个方面考察出口贸易对空气污染的影响。结果发现:出口贸易开放度对PM2.5平均浓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地均SO_2排放量却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即出口贸易开放对不同空气污染物的影响可能存在地区差异;重工业出口比重的增加带来了PM2.5和SO_2污染情况的加剧,而高技术产业出口则存在着缓解效应。

对外贸易开放是否影响了区域的城市集中——来自中国省级层面数据的证据

基于1996—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从区域自身的开放程度以及相邻地区的开放程度考察贸易开放对区域城市集中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地区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区域内部的城市集中,相邻地区贸易开放程度的扩大会造成本地区城市集中度的下降,同时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规模对城市集中度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城市经济学模型与实证方法的研究进展与趋势

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因兼具交叉和新兴学科的特征,其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本文从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核心出发,对其基础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与归纳。在理论模型方面,主要梳理了城市经济学学科内最具影响力与基础性的城市内部模型(AMM模型)和跨城市间模型(R&R模型);在实证研究方面,主要梳理了经典的因果推断方法(工具变量、双重差分与断点回归)、结构式估计、大数据技术分析与机器学习方法。指出中国的城市经济学学者应当进一步利用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模型讲好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与发展故事,运用丰富的中国城市发展时空大数据与实证证据为中国的城市化实践服务。

市场潜能、人口密度与非农劳动生产率——来自中国地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样本期为1999-2004年的地级面板数据并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对中国地级区域市场潜能、人口密度等经济地理因素与其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地级区域的市场潜能、人口密度等经济地理因素对其非农劳动生产率都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而且,无论是从绝对弹性还是标准化弹性来看,地级区域市场潜能对其非农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都更大。

市场潜能与城市增长: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使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运用OLS和工具变量回归,从非农就业和建成区面积两个角度,实证分析了国内外市场潜能对城市规模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市场潜能对城市就业和建成区面积的增长都呈现出显著的正效应,而国外市场潜能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基期规模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中国城市规模增长存在明显的趋同现象,而且国内需求的空间分布是决定城市增长的关键力量。

所有制影响企业从集聚中获得的收益吗？--来自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 2005—2007 年中国近 14 多万个制造业企业样本组成的面板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的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集聚经济和所有制类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企业个体特征后,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等外部性集聚收益依然显著存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所有制类型对企业从集聚中获得的收益也存在显著影响,国有企业获得的地方化经济效应明显大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而外资企业获得的城市化经济效应则显著高于内资企业。

出口贸易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9-20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出口贸易如何促进区域创新能力以及在区域创新能力中的相对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出口贸易对于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R&D活动、人力资本相对优势和固定资产投资也是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3)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水平发展不均衡,东部地区外贸发展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东部地区出口贸易对创新能力的相对贡献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中国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综合评价与时空演化特征分析——兼论城市群规模的影响

从支撑因素角度出发,围绕功能、制度、经济、文化和产业五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对中国22个城市群2000-2017年的一体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了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群综合一体化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且中部地区的城市群综合一体化水平最高。进一步地,对城市群规模与一体化水平的倒U型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显示,城市群规模与综合一体化、功能一体化和制度一体化水平之间均存在倒U型关系,与文化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水平之间存在线性的负向关系,与经济一体化水平之间尚不存在倒U型关系。提出促进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提升有利于实现中国城市群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的几点建议。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一个文献综述

产业的空间集聚和经济增长是一个相伴而生、难以分离的过程。然而长期以来,关于产业集聚和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沿着两条分离的路径进行,直到上世纪90初,新经济地理学才开始试图把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的空间因素纳入到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特别是近几年来,新经济地理学家们又进行了把原来的静态模型动态化的努力,试图把经济增长和空间集聚放到统一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本文将对这一领域内的前沿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对该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述评。

中国省域城市体系多中心发展水平的测度与影响因素

区域内合理的城市"形态"和"关系"体系是决定其资源优化配置,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多中心发展角度出发,创新性地采取DSMP/OLS夜间灯光数据,泰森多边形等分析方法,深入到规模、位置和可达性三个维度,结合中国国情对省级层面城市体系的多中心性进行测度,进而对其影响因素展开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中国省域层面上,城市的规模分布体系仍需进一步优化,部分省域依然存在内部收入差距过大,城市空间和规模分布不均衡等突出问题;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体系的多中心性演变主要由可达性指标的变动来解释;同时,省域的经济发展,以及市场化和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是促进其多中心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不仅对多中心测度方法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同时也对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城乡人口流动如何促进乡村振兴?——基于中国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是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县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显著促进了乡村振兴,但2010年后二者呈现倒“U”型关系;分地区看,东中部地区城乡人口流动能显著促进乡村振兴,西部地区二者呈现倒“U”型关系;东北地区二者表现为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乡村振兴的五大指标来看,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乡风文明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对治理有效存在不显著的负向作用。中国城乡间的单向人口流动已呈现稳定态势,应分区域制定差异化的人口流动政策,特别是积极推动城乡间的双向人口流动,使之成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深度融合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