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案例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的案例包括一般案例、参考案例、典型案例和指导性案例。一般案例不具有法源的法理地位,参考案例和典型案例具有准法源的法理地位,指导性案例具有理论上相对完整的法源地位。从法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案例制度具有完善法律依据、规范法律运行程序、提高法律运行效率、满足社会公众预期等价值。但是,传统的制定法思维贬抑了案例的法律效力,法适用的三段论模式很难安放案例的正确位置,论证的负担加重了案例援引的制度障碍,司法改革的案件追责制也加重了案例适用的成本。为此,应明确案例的制度价值、案例适用的佐证价值和大前提加重功能,建立针对指导性案例的典型案例激励制度,将指导性案例与具体案例的问责脱钩,健全针对案例适用的继续教育制度体系。

中国法学教育与研究之新蓝图——详解两办《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设定了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宏伟目标和施工路线,目标为二十大报告的法治中国建设。该《意见》系统总结了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的政治方向问题和管理体制问题,并梳理了法学教育体系和法学理论研究体系存在的具体问题。政治方向问题的解决方式为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宏观横向不均衡问题的解决举措为均衡发展、政策扶持、提升质量、突出特色。宏观纵向管理指导体制问题的解决方案为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发挥政法院校示范作用,以及打破体制机制壁垒。问题的解决最终都需要落实到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论法律职业伦理课程体系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

随着法律职业伦理成为法学本科专业必修核心课程,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建立起法律职业伦理这一二级学科,法律职业伦理的学科发展呈现出初步繁荣景象。但是,对于法律职业伦理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课程究竟应该如何开设、主要讲授什么内容,学界尚没有形成共识。专业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单元,学科是特定专业的知识体系,课程是专业教育的载体,是学科传承的依托。对于法律职业伦理来说,完成课程体系建设对于本学科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法律职业伦理课程体系建设应明确其法学专业课的基本定位,将其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兼具的课程品性贯彻落实到课程建设之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必修与选修设置结合、总论与分论均衡设置相结合。在设置路径上,兼顾专业理论课和专业实践课的设置特点,优化课程建设路径,并统筹协调好其与“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纯法律实践类课程、法律专业类课程以及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之间的关系,实现法律职业伦理课程体系的优化建设。

我国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现状、问题及对策

无论是市场需求、国内知识产权实务,还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压力,都需要我国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尤其是要细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类型。但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分散在不同的学科专业之下,不能形成有效的培养合力,以针对性地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要求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专业化需求,加上人才培养的协同机制不够健全,知识产权实践经验、知识复合不够所导致的师资力量不理想等问题,加强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专业化已经迫在眉睫。从顶层制度设计来看,要应对当前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挑战,最优的选择是争取设置知识产权一级学科。现实的操作路径则是将知识产权专业升格为知识产权类专业,下设“知识产权理论”基础专业,增设“知识产权创造、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运用、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服务、国际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史”等若干特设专业,从而打通知识产权学科、专业设置中存在的壁垒,辅之以人才培养协同机制的强化建设、师资队伍实践能力提升和知识复合等措施,系统解决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能力不足的问题。

走向实践前置:中国法律实践教学的演进趋势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法律实践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断裂、理论传授和能力培养分离等问题在中国法律实践教学中仍然存在,学界对此有所反思,但因为对于法律实践教学的内涵、类型、定性和使命缺乏系统总结提炼,从而对于中国法律实践教学的发展趋势不能形成很好的指导,未能形成法律实践教学的中国风格和中国贡献。实践教学的实践前置统合了法律实践教学所承载的知识传授、能力养成和伦理塑造等功能,通过将校外法律实践教学前置到招生后,将校内实践教学前置到和理论教学同步平行,在教育理念上实现了将教育环节前伸到进入专业教育之前,形成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法治人才培养闭环,因而可能成为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中国贡献。

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理念层次——深埋在“卓法计划2.0”中的金丝银线

《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为什么被视为中国法学教育领域的质量革命?对此,学界的解读往往因为集中一两条具体改革措施而陷入偏颇。本文认为,“卓法计划2.0”不仅仅是“卓法计划1.0”的简单加强,更是对于法学教育改革理念的深刻回应,是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的一次“质量革命”。贯穿始终者是法学教育理念的具体延伸,本文将这些理念细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本质理念、指导理念和实操理念。本质理念决定着中国法学教育的根本属性,指导理念决定着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方向,而实操理念则决定了“卓法计划2.0”的具体改革举措。只有当我们清晰认识到这些理念层次之后,未来的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实践才会迈向正规,走向应然道路。

论民法学在法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在新时代中国的法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中,民法学具有基础性地位。这可以从法学发展的历史、法学所嵌入的社会生活、我国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民法学分值比例、我国法院所处理民事案件的规模比例、国内法学院校培养方案中民法学学科知识的总学分以及与他国家法学教育的比较等多个层面予以检验。当然,在法学本科专业教育中,民法学的基础性地位也有着特定的目标及其界限,其目标仅在于夯实法学本科的基础性知识,指向法学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这有助于其他实体法和程序法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法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中,民法学的基础性地位可以通过以学分和学时的方式切入法学本科教育,以及通过增设民法学类必修课程的路径予以实现,这有利于法治人才培养的“厚基础”和“宽口径”。

论差别原则

形式化的平等在事实层面和规范层面都存在着一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差别原则.而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对差别的承认程度存在着一定的背离现象,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从法理角度而言,将差别原则提升出来,作为一个与平等原则相当的法治理念已恰当其时。

新常态下的中国法学教育:背景与趋势

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处于发展改革的深化阶段,据统计,全国共有629个法学本科专业学科点,法学专业在校生总数达到了30多万人。据媒体报道,我国法律职业岗位每年需求总数大约为2万个,而各类法学毕业生则达到了14万人之多,作为职业性较强的专业教育,法学院校毕业后,走上法律实务岗位的毕业生比例不高。

为什么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

2018年1月,《法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正式出台,其中概述部分明确了法学类专业教育是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基础上的职业教育。由此,法学界关于法学教育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之争告一段落。但为什么法学教育要定位为职业教育,原因首先在于法学对应着特定的法律工作者职业群体,它并不止于教授学生如何做人,以及教授学生如何学习.

我国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的最新调整

本着'质量为王、标准先行'的理念,201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布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首个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涵盖了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全部92个本科专业类、587个专业,涉及全国高校56000多个专业点。其中《法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的出台尤其引人关注.

四个大学排行榜评价指标体系刍议

国际流行的四个大学排行榜的共性是:其评价指标涵括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和办学资源,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抓住大学办学的基本特征,呈现大学排行榜对大学质量评价的合理性。四个大学排行榜在主导性指标及指标权重上具有差异,其根本原因是价值取向的不同。通过分析四个大学排行榜的共性与个性,得出结论:中国大学要强化对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和办学资源的关注,持续促进大学的社会声誉和学科声誉的提升,重视大学评价的均值可比性及其过程导向。

以认证与评估制度体系引领中国法学教育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进行时,高等教育如此,法学教育也是如此。关于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学界有诸多论述,主流观点一般认为,中国法学教育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未来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为何“学训一体”？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新中国法学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中国法学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规模与质量之间的矛盾,存在着知识教育和实践教育脱节的问题,存在着重技能轻德性的缺陷。作为中国法学教育最高学府,中国政法大学在60余年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时也极富远见地看到了中国法学教育德性缺失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教研室,开创了“学训一体”法律职业伦理教学模式。

中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依据:制度规范及其不足

从20世纪80年代肇始,中国高等教育评估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教育质量文化,但与此同时,在制度依据构建层面,相关工作却严重滞后。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完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依据为目标,对现行有效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体系予以梳理,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并尝试提出相应解决方案:中国高等教育评估工作应紧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全面强化自身建设,尤其是要进行制度体系的完善,即通过明确指导思想,切实贯彻国家关于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指导理念;通过制定专门的高等教育评估法,提升高等教育评估依据的效力等级;通过完善各级各类支撑性制度规范,建立健全高等教育评估的法律体系;通过明确各方权责,形成高等教育评估科学、规范、合理的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认证与评估体系的构建

法学专业认证与评估的必要性就国内层面而言,由于缺乏法学专业认证和评估,中国法学教育无法通过规范化管理保障法学教育质量,无法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回应社会的否定性评价。截至目前,我国已有652个法学专业本科学位授权单位。

人民调解制度的理念与价值

当下,人民调解制度正在复兴。在复兴过程中,人民调解制度基本的理念、价值取向和运行机制并没有得到充分梳理,由此可能深层次地影响人民调解制度的健康发展。本文基于当前人民调解制度的复兴趋势,详细阐述了人民调解制度的主体性和工具性理念,并继而切入人民调解制度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价值。在详细阐明制度背后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后,本文指出,人民调解制度的现代复兴,正是理念和价值的具体化。

法学人才培养目标的过程、结果及评价

关于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谈起。一般而言,多涉及法治人才的知识素养及其未来所对应的职业。这是从培养目标的具体内容角度而言的,也就是其基本的专业属性内容。然而,对法学专业培养目标的认知,需要明确法学专业培养目标的宏观指导性,这正是关于年限、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被单独列出,成为培养规格的重要原因。

《新文科建设宣言》语境中的新法科建设

《新文科建设宣言》的发布,给新法学专业建设提出了新的命题。新法学建设要在厘清新文科概念内涵外延的前提下从如何守正、如何创新、如何落地三个层面具体推进。首先要做到四个坚持,即坚持守正,就是要坚定新法科建设的政治方向,坚持回应中国法治实践需求,坚持法学教育目标的一般要求,以及坚持继承我国法学教育的成功经验。其次,从四个维度谋求创新,分别是在积极回应国内外法治建设形势中谋求创新,在应对高等教育和法学教育前沿趋势中谋求创新,在教育理念、思想、理论、方法、技术、标准、范式的革命中谋求创新,以及在文与理、人文与社科、中与西、知与行、古与今的融会贯通中谋求创新。最后,五个方面具体切实落地,就是以“学训一体、三阶递进”创新新法科建设思政教育新形态,“五通引领”升级改造新法学专业建设,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总领新法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以“内外协同、即时共享、实践前置”领潮新法学专业模式创新,以“同频共振、实质等效”理念打造新法学质量保障体系等具体措施。

《法学国标》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关系辨析

面对当前我国国际法治人才匮乏的局面,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究竟应如何开展?《法学国标》和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之间是否存在对立紧张关系?通过对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演进历史和《法学国标》基本精神的梳理,可以看出,《法学国标》和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对立的紧张关系。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在于培养过程,不在于作为形式的专业设置。未来要切实提升我国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质量,应明确目的性理念和工具性理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人才培养协同机制建设、师资队伍涉外实践能力提升、依托《法学国标》做好基础以及完善特色性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等方面精准发力,切实实现涉外法治人才的“涉外化”“实践化”,真正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善于维护国家利益、勇于推动全球治理规则变革”的涉外法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