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守英建言——土地制度改革 需打破政府垄断

土地制度主要缺陷：二元性和政府垄断 中国是“特殊的土地制度”。“特殊”在哪？ 刘守英说，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结构是形成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源。以土地支撑的传统增长模式，保证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但是，在土地资源利用上付出的代价巨大，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健康发展。

刘守英:制造业是构筑“中国梦”的基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守英近期撰文指出,中国靠制造业的规模和“世界制造工厂”成就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大国的地位。在未来中国仍然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必须继续靠深化改革与开放,使中国成为全球领先的制造强国,唯有如此,才能托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制造业要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必须战略谋划、形成共识、多方参与、对策精准。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刘守英教授访谈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也是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在我国,农村土地的权利安排不仅关系数亿农民的基本权利与发展机会,而且是国家经济格局的基础因素和发展转型的重要基础变量。但同时,关于土地的权利安排也是建立改革共识最艰难、最缓慢的领域。当前,《土地管理法》面临新一轮修订,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修改要点之一就是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新土改如何盘活农村“沉睡的资本”——专访宋洪远、刘守英两位农村经济专家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随后的一年中，有关农村土地制度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关注三农问题，并且提出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创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方式，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同时分类实施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刘守英:城乡融合 美美与共

记者:最近,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正式公布,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超9亿,城镇化率为63.89%。据《中国城市化2.0:超级都市圈》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升至75%。推进城镇化仍是"十四五"的重点任务。请问为什么乡村振兴会在这个节点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刘守英: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后国家发改委抓紧研究制定配套政策。

刘守英:中国步入“城乡中国”阶段

城乡中国阶段是中国结构转型中,转变最快、要素流动最活跃、城乡关系变化最大的一个阶段研究中国结构转型时有三个阶段:一是费孝通说的乡土中国阶段。二是城乡中国阶段,这个阶段一半农村人,一半城里人。这一阶段变化最为剧烈,而城市化并不能代表这个阶段。三是城市中国阶段,这是最成熟的阶段。三个阶段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因为这一阶段中结构转变最快、要素流动最活跃、城乡关系变化也最大。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已经步入'城乡中国'阶段,主要理由有以下三点.

刘守英:改革农民工回村的城市化是乡村振兴的前提

改革开放后这一轮工业化,实际上是靠城市少支付进城农民的城市化成本,快速城市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是建立在不支付农民城市化的成本、不支持人进城的城市化的成本。但是,这个成本总是有人来支付的,是乡村在支付。整个乡村的代价,是由这套城市化模式带来的。

刘守英:城市、城市延伸带和乡村之间的关系

“十四五”期间讨论城乡关系,核心应该是城市、城市的延伸带和乡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城市和乡村如果完全对立发展,这个模式是有问题的。我们的城市化率才50%-60%,乡村就衰败了。全球基本规律是城市化到50%以后开始出现郊区化,郊区化的推动力量是城市的高房价、快节奏、焦虑的空气,最后带来的是大家重新思考和选择。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变迁与脉络——李连江、张静、刘守英、应星对话录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而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是,中国社会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表现在基层社会,城市“单位制”逐渐弱化,但其功能又未完全被居委会取代,乡村“人民公社”被村委会取代.可以说,基层社会在组织方式、所发挥的功能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理解中国40年的基层社会治理？当下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在这些变化和挑战下,如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刘守英：从土地的城市化到人的城市化

在概括传统增长模式的时候，人们一直强调两个方面，一是高投资和高出口，另一个就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但是在这两个因素当中，土地其实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刘守英:乡村振兴不是要乡村去创造GDP

乡现代化很难用衡量农业效率的指标来衡量,如果乡村现代化用效率指标来衡量,就容易出问题。乡村不是创造GDP的地方,如果你要乡村去创造GDP,那就错了。农业是效率,但农村是体面。乡村现代化的核心是什么?乡村现代化的核心是,进到这个乡村以后,你很舒服。

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提炼总结与升华。本文在总结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来源和基本内涵进行了学理阐释。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所在,是为了引领数字文明时代的工业革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范畴,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创新。

专题笔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东北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本期组织策划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专题笔谈,特邀复旦大学周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郑红亮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庞明川研究员等专家学者,分别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关于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几个问题”“深化新质生产力理论研究的几点认识”“从两个维度认识政府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为题,研究阐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要求。现予刊发,以飨读者。

阿马蒂亚·森与刘守英对话:贫困与发展

两位发展经济学家如何理解世界各国的文明互鉴?如何对经济、福利和社会正义的哲学思考工作提供灵感的?贫困的本质是什么?中国在历史上和当下对解决贫困问题都有哪些经验?经济增长的奥秘是什么?发展中国家是否一定要追求高增长率?中国如何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本文系阿马蒂亚·森与刘守英的“四海为家与中国经验”的直播对话。

刘守英:三代农民何以立身?

真正的农民“撞城”之路,艰难丛生,关卡重重。养老、医疗、社保、就业、教育,一系列问题虽是老生常谈,但现实解法难寻。从土地改革、乡村业态到农民身份,对于农村问题,不理想化、不浪漫化、亦不刻板印象,实证方知全貌。

土地融资与财政和金融风险——来自东部一个发达地区的个案

研究目的:研究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风险和防范措施。研究方法:实地调查。研究结果:土地融资成为地方政府财政和城市化资金的重要来源。研究结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和城市外延扩张;发达地区政府财政预算内靠城市扩张带来的产业税收效应,预算外靠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追求土地收益最大化及以土地抵押融资是政府储备土地的真实宗旨;新一轮的城市扩张主要由银行资金投放支撑,而银行贷款又是通过土地撬动。

长久不变、制度创新与农地“三权分置”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遵循。农地制度的完善基本朝向稳定农民与土地关系并使其长期化的方向,旨在形成农民对土地制度的稳定预期。明确集体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各自的权利界定与内涵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创新和实施农地"三权分置"的关键,关乎转型期农地权利体系的重构以及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集体所有权是农民集体的所有权,土地承包权是赋予集体成员的财产权,土地经营权是各类农业经营主体享有的耕作权。"三权"要同等保护,不可偏废。在放活经营权的同时,要注重加强对承包权的产权保护。

“刘易斯转折点”的区域测度与战略选择:国家统计局7万户抽样农户证据

借鉴发展经济学界测度东亚经济体"刘易斯转折点"的方法,利用国家统计局7万抽样农户数据,对我国"刘易斯转折点"进行测度,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在2010年前后总体上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我国同时面临保障粮食安全、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实现农业现代化三大任务。为更好应对我国人力资本培养体系存在重大缺陷、粮食供求紧平衡的挑战,需尽快完善人力资本培养体系,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与途径

2013年12月2日下午,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李勤奋教授与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总工程师办公室副主任兼《上海国土资源》编辑部主任龚士良教授专程赴北京拜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研究员,并代表《上海国土资源》期刊作了专题访谈。刘部长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土地制度改革等内容作了全面深入的解读和诠释,指出以往的土地制度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要保障下一个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统筹考虑农民权益保障、发展空间规划、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配、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等因素,对土地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作为今后我国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体现出中央对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视,也明确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不仅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而且有助于缩小征地范围。刘部长同时对生态保护红线与耕地保护红线的相互关系作了阐述。

土地制度变革与经济结构转型——对中国40年发展经验的一个经济解释

研究目的:学术界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创造的"经济奇迹"有各种解释,但存在很大争议。本文从土地制度角度,分析了制度安排与变迁对经济结构历史转型的作用。研究方法: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结果:在政府主导发展权下,独特的土地制度安排及其变革创造了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模式,土地制度租金创造的资本成为推动结构变革的重要力量。研究结论:中国的结构转变阶段与该阶段的土地制度改革高度相关,大致分为4个阶段:1981—1994年,为土地权利开放开启改革以后的工业化阶段;1995—2002年,为以地谋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2003—2008年,为以地生财的城市化阶段;2008—2016年,为以地融资的城市化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