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数字素养框架:全球图景与本土建议

培养高校教师数字素养是当前我国高校教师发展的重要工作,但学界对高校教师数字素养的概念和框架维度尚未达成共识。梳理国内外教师数字素养框架发现,它们以促进教师全过程发展为目标,并根据每一素养维度划分难度等级,但在内容上又基于教师的多种角色各有侧重。对比国内外教师数字素养框架可知,高校教师数字素养框架应强调教师的数字化教学实践、数字领导力、数字福祉、数字化意识及其对学生数字化就业能力的培养。基于国际经验和高校教师的独特性,本研究针对我国教师数字素养框架提出了维度补充、维度调整和维度拓展三个方面的优化建议。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十年实践审思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极大地拓宽了包括教育在内的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教育对外开放的制度化框架、打造了较为完善的教育对外开放人才库、深化了教育对外开放的人文交流机制、扩大了中国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应秉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逻辑,遵循以“文明、历史与世界”为主线的实践逻辑,通过优化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合作新机制、拓展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教育发展新空间、精准服务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拓展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广度与深度,开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第二个十年。

世界主要国家教育变革的发展趋势与中国选择

世界主要国家正面临公平优质教育发展陷入困境,青年技能与劳动力市场脱节,专业教师队伍建设亟待加强,信息革命带来潜在教育风险,教育国际交流合作频繁受阻等多重挑战。针对诸多难题,世界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教育资源供给,促进教育机会公平;规范教育法律法规,健全教育保障体系;强化知识技能习得,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教师专业水平,激发教育内生动力;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支撑产业结构升级;加强教育评估问责,确保组织管理效率;对接国际双向需求,加快教育全球布局;深化教育简政放权,提升综合治理效能。我国教育改革须形成整体性全局性意识,以其他国家先行经验为镜鉴,站在促进学生个体全面发展、引领经济社会创新转型、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高度进行系统规划。

教育现代化的国际经验与中国探索

当前,教育现代化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关注焦点,也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与国际经验相比,在教育现代化的起点动因、路径选择、目标导向三个维度,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都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其开端与发展受到内因与外因的共同驱动;践行自然生成与整合催生相结合的综合型教育矛盾分化机制,并通过跨越式发展模式对其加以整合;教育现代化目标具有主体性、全局性特点。展望未来,我国应发掘与现代化相适配的文化传统基因,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构建结构化、先导性的目标体系,在发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特色的同时完善其路径,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与民众需求。

英国大学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与经验——基于爱丁堡大学的考察

爱丁堡大学较早开启了数字化转型之路,其数字化转型主要体现在技术转型、劳动力转型和文化转型三个方面。爱丁堡大学数字化转型的经验在于:全面的设施配置和联通的数据服务、宏观的框架指引和多样的发展方式、明确的转型战略和浓厚的文化支撑。梳理和分析爱丁堡大学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与经验,可以为我国当前推进大学数字化转型提供一些参考。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关键维度、国际方位与发展路径

国际化作为推动高等教育资源在各国间及国家内部配置的重要举措,是打造支撑国家发展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和提升高等教育对外传播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根本路径,也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题中之义。基于简·奈特对于教育国际化的概念界定,研究从制度国际化、办学国际化、人员国际化、科研国际化和课程国际化5个维度对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发现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正由内向型发展模式向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型,在全球位于中上游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在来华留学生规模、外籍师资规模、在外开设海外分校力度、英文授课项目的规模与结构等方面依旧存在短板。立足教育强国建设,未来我国应加强政府引导,优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制度建设与格局规划;持续提升高等教育吸引力,服务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建设;推动在地国际化发展,加强本土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能力;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进一步扩大中国高等教育的全球影响力。

职业教育学位体系的国际经验与本土构建

构建与“类型教育”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学位体系是满足职教学生多样化发展需求的现实需要,是推进职教普教有效融通以及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吸引力的重要抓手。从国际社会看,美国、英国、德国、瑞士、芬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在构建本国职业教育学位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各国的探索路径包括但不限于为职业教育体系设立准学士学位与学士学位,将职业教育学位拓展至硕士甚至博士层次,以及建立正式学位体系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并存的制度。结合国情,我国可尝试构建从专科至博士层次的更加完备的职业教育学位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确保职业教育学位体系与学术学位体系、专业学位体系的贯通互联。

VUCA时代留学生教育现实图景、政策路径与发展态势

VUCA时代的全球留学形势多变,各种因素都会对留学生教育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疫情带来的猛烈冲击使得留学生教育市场被迫经历短暂“降温”。但在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动下,留学生教育实现了强劲反弹:全球留学生总体规模持续增长,留学生流动呈现出多极化趋势,新的留学目的国正在形成,留学生接收国正通过多种政策路径以争取在留学生市场的有利地位。与此同时,伴随着更具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全球局势,留学生教育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留学生教育发展范式和价值取向正经历着由经济驱动转向文化理解;留学教育模式日趋多元;留学人才流动的非线性、多向性特征更加凸显。把握全球留学生教育的现实图景、政策路径和发展态势是完善留学生教育政策、推动留学生教育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应有之义。

“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困境与突围

构建教育共同体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升教育治理话语权的必由之路。西方理论视域下的全球教育治理存在价值理念背离、治理体系凝聚力不足、治理权力格局失衡、治理模式缺陷的问题“,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亟待理论突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互惠互利的共同利益观“、和而不同”的文明互鉴观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内涵相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利于重塑教育治理价值共识、规范教育治理行为准则、理顺教育治理主体权责关系、创新区域教育治理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应遵循以下进路:增进教育互知互信,达成教育共同体价值共识;深化互学互鉴,推进区域教育合作与交流机制建设;丰富教育治理主体,创新协同治理机制;加强教育援助,提升教育治理话语权。

南南教育合作的现实图景与中国作为:基于“全球南方”的视角

随着“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加强南南合作成为共识。作为南南合作重要领域的南南教育合作备受关注。南南教育合作经历了初步探索期、框架建立期、制度化发展期、全面深化期,已经形成了制度化框架,建立了多元化的合作机制,覆盖了教育的全领域,推动了“全球南方”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南南教育合作仍然面临着全球经济、政治形势的严重影响,同时还有发展中国家发展差异日益扩大、合作机制松散等问题的困扰。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未来的南南教育合作中要做好全球布局,引领“全球南方”的教育合作与发展,拓展合作领域和范围,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南南教育合作体系,完善南南教育合作机制,提升合作的成效和影响力,统筹推进南南教育与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推动“全球南方”的整体发展。

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工具对教育科研的影响及对策

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工具不仅具有重塑教育生态的强大潜力,更对现有的教育科研生态带来巨大冲击。ChatGPT能够在工具层面提升研究者的科研效率与质量,在思维层面提供新的教育研究认知路线,在范式层面拓宽教育科学研究叙事尺度,但也面临难以达到科研规范标准,引发学术伦理道德问题,造成研究价值立场混淆以及带来教育数据安全风险等挑战。要将ChatGPT对教育科研生态的冲击转化为契机,政府部门应牵头完善人工智能制度规范,加快ChatGPT的数据安全治理与自主技术研发;学术机构应严格进行科研监督审查,培育透明使用ChatGPT的制度氛围与文化氛围;教育研究者应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素养,确保自身的主体性、批判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不被ChatGPT等技术工具所消解。

普及化时代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现实背景与可行路径

中国高等教育已迈入普及化阶段,正处在从跟随追赶转向超越引领的战略“交点”、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的战略“拐点”以及大胆创新、自主成长的战略新“起点”。普及化为高等教育带来了办学理念、组织管理、课程教学、选拔评价以及内部治理等方面的一系列新变化与新要求。中国必须立足本国实际,建立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全纳包容、灵活开放、多元高效、协同共治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普及化时代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其中最关键的任务包括:加快制定统一的国家资历框架;优化完善普职融通制度;深化产教融合制度;探索新型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健全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础教育课程现代化的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基础教育是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如何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推进,事关基础教育课程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从全球基础教育课程现代化的发展来看,其经历了从注重传统科学教育到重视科学技术应用、注重科技和人文融合,再到日益关注核心素养的历程,呈现出关注核心素养的基础性作用、促进课程的综合化改革、注重课程的大概念引领、推动课程数字化改革、走向课程设置个性化及推进课程评价现代化等共同趋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了九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围绕“立德树人”“育人为本”走向纵深,在保持与世界同向并行的同时,又展现了中国基础教育课程现代化的实践智慧和价值愿景。新时代,中国基础教育课程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需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牢牢把握以学生为中心协调社会需求、知识体系与儿童发展的关系,以核心素养为基础确立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质量标准,以跨学科、实践和探究为抓手推动教学模式与方法创新,以数字技术为动力提升课程智慧化水平,以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为核心保障课程实施,以多元评价体系为杠杆推动课程治理现代化等六个着力点,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

推开公共数字学习之门: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的主张、隐忧及超越

教育发展危机加重、全球数字鸿沟日益加剧以及各国数字学习治理能力不一推动了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第四场焦点会议提出了公共数字学习的主张。峰会指出,要更加关注公平、多元及包容,建构“3C”数字学习框架,保障全民公共数字学习质量,强化公共数字学习赋能教育变革。“公共数字学习”的提出含有凸显“为了全球共同利益”理念、形成通往教育公平的新路径以及追求生态化的数字学习治理意愿三重意蕴。然而,知识文化性的消解、治理权力的中心性以及技术的可能异化,引发了推开公共数字学习之门背后的隐忧。优化公共数字学习顶层设计,进行文化适宜性的知识生产、改革公共数字学习体制机制,追求生态化的数字治理、复归教育本原规约技术伦理,促进人性与生活世界的和谐共生是这些隐忧可能的超越路径。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研究生培养模式变革研究

知识生产模式和以高深知识生产与应用为核心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存在着密切联系。以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为分析视角探索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发展与变革,由此发现知识生产模式1背景下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以研究者为核心培养目标,培养过程以制度化学科为中心,培养主体仅限于大学内部,学术共同体决定培养质量标准。知识生产模式由模式1向模式2的转变引发了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变革,研究生培养目标强调应用属性,培养过程中跨学科特点突出,多部门协同培养研究生,利益相关者参与制定培养质量标准。知识生产模式3的出现再次引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变革:研究生培养目标走向多元化;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渗透超学科教育理念;不同培养主体间注重合作与交流;公民社会参与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

英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政策变迁研究

当前,人工智能作为国际科技竞争的焦点受到广泛关注。英国拥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全球第三多的人工智能公司,自2012年起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并出台相关政策,以培养一批高质量的人工智能人才。分析与之相关的系列报告和政策内容可知,英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政策先后经历了政策萌芽、政策聚焦和政策推进三个阶段,并通过修补和微调不断完善。英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政策的变迁遵循着阶梯式渐进的逻辑,其合理性在于政治与文化的一致性和现行计划的连续性。但在脱欧、新冠疫情和技术三重冲击下,英国能否继续沿用渐进决策逻辑、实现建设“人工智能大国”的目标尚未可知。

以数字化赋能高等教育现代化——数智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透视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内容,其深深植根于数智时代的土壤中。在这一语境下,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部优势主要体现为在线教育建设夯实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基础、数字校园建设赋能数字化生态生成、教育理论研究明确了数字化转型方略,但同时仍面临传统高等教育教学体系致使数字化转型陷入路径偏差、高校教师数字素养及其培养缺位以及学分、学位管理体系不适应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需求等现实劣势。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既要依托数字经济发展、新型文化体系构建、数字新基建打造等时代机遇,亦要应对数字鸿沟扩大、知识碎片化、信息管理风险等外部挑战。我国在深入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需秉持强化优势、科学发展、开拓进取、战略规避的原则,具体应遵循以下路径:以教育数字化理论研究引领高等教育制度创新发展;依托国家在线教育平台系统性规划知识教学框架;借力数字经济发展助推数字校园建设;统筹建构数据智能基座,重点加强数据安全治理。

PISA高绩效地区学生的全球素养:个体和学校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PISA2018四个高绩效地区的数据,借助多层线性模型探讨了影响学生全球素养的学生和学校因素。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多语能力和阅读兴趣对学生全球素养均有不同程度的预测作用;学校平均ESCS对四地学生全球素养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多元文化活动和全球化课程对学生全球素养表现的影响并不显著,教师多元文化信念仅对新加坡学生全球素养有负向预测作用;学校平均ESCS、教师多元文化信念分别在学生阅读兴趣与全球素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全球素养的关系中发挥着负向和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本研究认为学校应为不同背景学生提供公平的全球素养学习机会、重视学生外语能力的提升、营造重视阅读的校园文化。同时,学校应支持同伴交流和学习,协调好跨文化活动和全球化课程的广度和深度,并为教师提供全球素养专业发展机会,以充分发挥个体和学校在学生全球素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研究与展望

农业面源污染会带来一定的生态环境风险。经过20多年的治理,我国面源污染基础研究和防控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构建了流域、区域或国家尺度农业面源污染源汇路径全过程监测与评估体系,基本厘清了不同生态条件下农田系统中氮磷流失的主控因子,初步探明了农田有毒有害化学/生物污染与防控机制。在防控技术层面,研发出新型、绿色肥料替代常规化肥减量投入技术与产品,氮、磷高效利用污染负荷减排技术,土壤氮、磷增容负荷减排技术,坡耕地氮磷流失阻控技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与消纳装备。我国农业氮、磷排放污染负荷虽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依然是影响我国环境质量的首要污染因子,且农业面源污染呈现新的特征,表现为养殖业尤其是水产养殖业污染问题逐渐突出,残留地膜、农药、抗生素、激素、病原微生物等新型污染物污染问题不容忽视,面源污染途径从以径流扩散为主转向淋溶、挥发、累积并重的阶段,污染介质从单一地表水体转向包括地下水体、大气以及农田生态系统并存的状态。未来应以本领域我国取得科研成果和相关信息资源为基础,利用数字技术和AI技术,构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技术和管理融合大数据模型和系统理论,持续加强田块、流域、区域等多尺度面源污染防控技术集成配套与工程化应用研究,培育绿色低碳农业新质生产力产业,落实防控技术工程“政—产—学—研—用”保障机制与措施,以提升区域或流域尺度面源污染防控技术的环境、经济和社会综合效益,全面推进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促进农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都市大学的发展历程、实践模式与现实挑战

都市大学是一种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型大学类型,因其地理位置和独特的社会服务职能而区别于其他大学。自1990年《都市大学宣言》发布以来,都市大学先后经历了模式的初步探索、所处环境的迷茫应对、面向社区的合作发展等阶段。目前,都市大学将其定位为都市区社会发展的服务者和问题解决者,并形成了围绕“社区服务”的职能活动模式,包括培养都市区不同学生群体并提升其服务能力、基于现实问题开展跨学科合作研究、面向都市区传递知识成果与发挥经济价值。都市大学的理念与实践因其对都市区的贡献而获得了愈加广泛的影响力,然而,都市大学也面临着使命理想化、与都市区缺乏共同利益基础、参与社区合作的路径艰难等问题与挑战,这或将动摇都市大学作为一种大学类型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