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效应:来自家庭调查微观数据的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调查微观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不平等的直接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直接降低了城市和农村地区贫困的持续性,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和增长效应,但对收入不平等具有马太效应,而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具有库兹涅茨效应和门槛效应。机制分析发现,城乡居民在银行贷款可获得性和贷款额度、居民创业成功概率以及人力资本提升等方面的差异性,解释了马太效应存在的原因。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减轻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马太效应。因此,应当加强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知识的宣传和传播,同时实施合适的财政政策,这是减轻数字普惠金融收入分配马太效应的有效机制。

我国财政纵向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收入韧性研究

财政纵向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收支有重要且直接的作用,能够大幅度提高地方财政自给率。财政纵向转移支付总体上有利于增强地方财政收入韧性、财政收入抵抗韧性与财政收入复苏韧性,但地区之间各类财政韧性差异较大。而地区产业结构、数字基础设施等也会影响地方财政收入韧性。由此,建议从提高地方财政收支匹配度、优化转移支付制度体系、加强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管理,以及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入手,切实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体系,推动提升地方财政韧性。

中国数字化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测度及时空演变趋势研究

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推动了数字化公共服务供给的日渐普及与深化。在构建数字化公共服务供给衡量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31个省级政府2017—2021年的供给质量进行综合维度和分指标的测度,并依次通过kernel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Dagum基尼系数、σ收敛、β收敛对测度结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数字化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绝对差异先扩大后缩小,并且呈现空间正向集聚特征;地区内、地区间的相对差异不断下降,地区间的供给质量差异是相对差异的主要来源;我国数字化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呈现显著的俱乐部收敛、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

地方财政自主性与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基于法定支出约束视角

财政分权是推动各级政府良性运转,保障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基础,关于分权的效率影响迄今尚未形成广泛共识。本文立足于以法定支出标准为主的地方财政事权约束视角,通过建构包含非自由支配支出项目的央地财政关系理论框架,重新审视了基于特定政治激励机制的地方财政自主性与公共服务配置效率间的动态联系。研究发现,在考虑存在法定支出标准的制度情境下,地方财政自主性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法定支出标准的设定有效缩小了公共资源配置相较于最优状态的偏离度。以上效应在生产性项目,经济水平较高以及地方官员任期更短的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在拥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性条件下,通过压缩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份额和选择生产性偏向的支出结构降低了公共服务配置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2014年《预算法》修订取消法定支出标准有利于优化地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从而导致基准效应在更长事件窗口期内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非线性特征。本文丰富了现阶段关于政府间财政分权的理论研究,对新时期进一步明确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推动公共民生事业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城市绿色转型的就业创造效应——来自低碳城市试点的证据

实现城市绿色转型是“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之一,以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城市绿色转型政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相较于非试点地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地区的就业水平,这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就业创造效应。机制分析显示,城市绿色转型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和提升居民绿色消费理念等渠道发挥就业创造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城市绿色转型的就业创造效应主要存在于服务型行业以及非资源型、新型基础设施较好、政府创新偏好较强和经济禀赋较好的地区。本文从就业角度丰富和拓展了低碳城市试点建设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不仅为破解“低碳”与“发展”的悖论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对新时期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与就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城市偏向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受政府财政能力、配置结构等因素制约。财政分权影响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大小，地方政府城市偏向影响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资源配置结构。通过对2004年～2011年我国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的程度客观上会强化地方政府的城市偏向，而地方政府的城市偏向不利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实现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改变现行官员晋升的激励机制，扭转政府官员公共决策中的城市偏向。

纵向财政不平衡对中国省际基础教育服务绩效的影响

分税制改革引致了我国地区间的纵向财政不平衡,同时政府偏好有助于GDP增加的＂硬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导致了我国地区间基础教育服务绩效的不平衡。运用中国1998~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发达地区的纵向财政不平衡与基础教育服务绩效水平显著负相关;财政支出分权实际上有利于提高基础教育服务绩效;在地理环境较差地区,财政分权对基础教育服务绩效水平的促进效应显著下降。缩小纵向财政不平衡、提高财政支出分权程度、教育财政支出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有助于实现我国基础教育服务绩效的均衡。

财政分权、民主、媒体意识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分析——以我国农村公路为例

农村公路供给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财政分权度提高将有助于地方政府增加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民主深化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具有"效率效应"和"可见效应",但是总体上仍有助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媒体意识水平有助于提高农村公共产品可见度,进而有助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通过我国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财政分权、民主、媒体意识对农村公路供给具有正效应。

财政分权与农村公路供给--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例

农村公路供给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根据财政分权理论,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公共产品上具有信息优势,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将有利于农村公路供给水平的提高。影响我国农村公路供给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有财政分权水平、农民收入水平、乡镇企业发展水平以及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民主程度等。中国大陆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乡镇企业发展对农村公路供给具有较强的正向效应,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效应较小,公共产品决策中的民主程度对供给效应无显著性。

ICT发展是否增强地方政府财政回应性

信息不对称导致政府对居民公共服务偏好的回应出现偏离。如何在网络社会下修正这种偏离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课题。互联网等ICT技术通过降低信息成本提高政府透明度,有效增强了政府投资公共服务领域的外在约束和内在激励。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ICT对政府财政回应的影响机理,寻找政府财政回应的替代变量,并利用中国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加以检验。研究发现:(1)ICT发展加强了民众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促使地方政府支出偏好由寻租空间更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公共服务;(2)ICT发展增加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威胁了地方政府晋升考核体系中的社会治理指标,我国使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主动转型;(3)ICT对地方公共服务水平有直接和间接两种影响机制,对东中西部有不同影响。实证结果通过了安慰剂等稳健性检验。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促进网信事业发展有助于刺激地方政府向满足居民公共服务需求转型,进而加速服务型政府建设。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协整检验

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政府支出是通过发行国债融资还是税收融资没有任何区别,即债务和税收等价。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理论基础是生命周期假说,而且其成立存在诸多前提条件。通过对我国的居民消费、国债余额、国内生产总值的协整分析,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我国并不成立。

社会资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居民幸福感

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分析发现,居民的社会资本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均能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且社会资本对幸福感的效应要高于公共服务满意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社会资本相同的条件下,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的居民越容易感到幸福,而且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会随着社会资本的提高而增强。对不同收入群体而言,社会资本对高收入群体幸福感影响更强,而公共服务满意度则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影响更强,而且社会资本会扩大不同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差距。为提高居民幸福感,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建立健全居民社会资本网络系统。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满意度分析——基于湖北省的经验数据

湖北新农村建设效果明显,根据调研数据分析发现,湖北新农村建设农民满意度总体上为6.065,二级指标中的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农业科技与培训、农田水利设施、惠农政策的满意度偏低。受调查对象的家庭年收入、年龄、职业、受教育年限对农民满意度提升有积极影响。强化湖北新农村建设中的规划支持、优先解决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险和信息服务等)、规范乡村管理能促进农民满意度的提高。

公共产品供给真的能减少中国农村瞬时贫困吗?

公共产品对农村减贫具有一定效应,而农村贫困分为慢性贫困与瞬时贫困两类,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瞬时贫困的效应如何?本文分析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农村家庭数据发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确实改善了农村贫困状况,但是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改善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利用2009年CHNS的1 657个农村家庭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共产品供给对不同分位点下的农村家庭和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发现:非贫困家庭的存在摊薄了贫困家庭从公共产品中所得的减贫效应,实施瞄准式的精准扶贫必要而且迫切;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通信信息服务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第二,医疗卫生服务减少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但对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并没有显著作用。第三,教育和基础设施会提高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同时会增加瞬时贫困成分占总贫困的比重,但会减少陷入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成分。与东部地区相比,通信信息服务对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以及教育对中西部地区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都有更好的减贫作用,但是基础设施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低于东部地区。为了有效地降低瞬时贫困:(1)要强化通信信息服务的提供,特别是互联网服务的普及;(2)要加强农村家庭医疗卫生专项供给,提高贫困家庭的医疗报销比例;(3)要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供给,特别是农村自来水和排污设施的建设;(4)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的职业技能培训。

相对收入、预期收入与主观幸福感

以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5)为基础,采用有序概率回归方法,对收入类型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控制收入因素外的其他变量后,绝对收入对各个收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其对低收入群体影响程度最大。而中低收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则受到预期收入的影响最为明显。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自己的收入高于他人,因此,以主观相对收入分组衡量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水平更为准确。

直接税比重、税务检查与税收遵从度

提高税收遵从度对降低税收征管成本、优化税制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间接税制,在直接税制下,纳税人选择纳税遵从行为的收益较大;而税务检查比率越高,则纳税人的逃避税成本就越高。这些均有助于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愿。我国1997～2011年的31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的结论显示,直接税比重、税务检查与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均存在正相关性。构建以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强化税务机关的税务检查可以有效地提升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

房产税的国际经验与启示:税基评估视角

2011年开始的房产税试点,在调控房价和组织财政收入方面效果都不显著,这跟我国的税制环境不完善密切相关。房产税税基评估是房产税征管的基础性、技术性工作。国外房产税税基评估非常重视评估机构独立评税,评税信息全面、公开,评估争议申诉程序有效。借鉴国外经验,我国房产税税基评估应做到:设置独立运行的评估机构,推行房产税评估结果的公示,构建有效的评估争议解决机制,培养合格的评估人才。

政府城市偏好、网络信息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政府城市偏好的存在制约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而政府城市偏好受到媒介信息尤其是网络信息的影响,提高网络信息水平有助于抑制或扭转政府城市偏好,从而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高。对2004—2010年中国大陆28个省份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组分析发现:网络信息会扭转政府城市偏好,而GDP、城镇人口比重会强化政府城市偏好;政府城市偏好不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网络信息、GDP、城镇人口比重则有利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收入、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会提升网络信息水平,而受教育程度平方、文盲人口会降低网络信息水平。提升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落实并强化义务教育与中等教育、强化农村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等。

公共产品供给、机会不平等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研究评述

促进城乡收入分配平等是政府目标。受到二元经济体制与政府官员经济人特性的影响,公共产品供给出现城乡结构性失衡。机会不平等影响因素包括外部环境与个体努力。基础设施、软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供给会改变个体的外部环境,进而影响个体的努力程度与努力结果,最终会影响城乡收入不平等。促进城乡收入分配平等的关键在于改善城乡之间机会不平等,而这又依赖于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与供给结构的完善。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促进了民生性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水平的提高吗——来自重庆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重庆市被设立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政策试验,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对重庆市民生性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显著提高了重庆市民生性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水平,城乡均等化指数较未改革状态下提高了3. 6%。这表明,加快公共财政体制及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力度是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