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宣誓制度的“实”与“名”

宪法宣誓制度之"实"在于"宪法",是宪法实施的一种重要方式;宪法宣誓制度之"名"在于"仪式",是认真对待宪法的一种公开表达。中国宪法宣誓制度有着充分的宪法依据,域外宪法宣誓制度与已有的地方宣誓实践为中国宪法宣誓制度的规范构建提供了充足的智识资源。

征收法上按公平市场价值补偿规则的白圭之玷——以美国法为例

公平市场价值规则作为征收补偿通说标准,面临着排斥财产主观价值,未达到对被征收财产的最佳补偿状态,在公平市场环境缺失时不具有可操作性等质疑。按公平市场价值补偿本来就是一种不充分、不完美的补偿,但仍不失为一种最佳现实选择。征收补偿诉求被诉至法院时,可以通过虚拟市场环境的建构,权衡征收个案因素,选择适当方法评估公平市场价值。公平市场价值规则的瑕疵,并不足以式微该规则在确定征收补偿过程中的普适地位。

公平市场价值在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中的适用

在征收集体土地计算补偿款时,应将土地集体所有视为'一束权利',包含了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成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多支权利。随着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属性日趋明显,土地财产权能逐渐从'所有'转向'利用',土地集体所有所含的各支权利在征收补偿程序中可以使用不同的公平市场价值补偿方法计算。对于不能自由交易的权利,采用收益资本法;对于可以自由交易的权利,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宅基地使用权和住房所有权,采用可比销售法。集体土地征收的补偿应从专注于集体的权利转向更多专注于成员的权利。

“公共利益”的解释困境及其突围

“公共利益”的实体解释理论无法界定“不特定多数”这个概念,对“利益”的内涵也无法形成共识。“公共利益”的程序解释理论将公共利益的解释问题转化为“谁来决定公共利益”的问题,实质上将公共利益的解释问题虚化了。可能的突围方案是对公共利益的反向解释,即通过逐步清理公共利益的边界,将公共利益的“假冒形态”逐出公共利益的范围,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公共利益判断中走过多的弯路。

宪法权利间接水平效力的类型

在宪法权利水平效力理论谱系中,有直接水平效力与间接水平效力之分,宪法权利的间接水平效力是宪法权利发生水平效力的常态。根据宪法权利对私主体之间法律关系影响的强弱程度,宪法权利的间接水平效力包括弱间接水平效力模式、强间接水平效力模式和混合间接水平效力模式。如果以宪法是最高效力的法律为基础,将宪法权利适用于普通法,法院不审查普通法的合宪性,则属弱间接水平效力模式;如果宪法权利通过审查法律或司法裁判的合宪性影响私主体,则属强间接水平效力模式;如果混杂强间接水平效力模式和弱间接水平效力模式,则属混合间接水平效力模式。中国宪法权利属弱间接水平效力模式。

家庭与公共生活:中国宪法文本的表达

中国宪法文本并不以公私对立为基调,家庭兼具公私两面属性。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参与公有制经济建设,家庭承包经营是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集体经济的公共生活。家庭与作为公共生活的政治生活隔离,公民个人享有政治权利,公共决策不允许家庭掣肘。宪法善待家庭的伦理理性,当家庭生活的规则无法给予家庭成员安全,弱势家庭成员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家庭要受到公共生活的规训。家庭伦理和国家理性互养,这种互养只有在宪法价值的框架内才可能达成。

法理的救赎——互惠原理在管制性征收案件中的适用

政府管制的利益不可能匀质分布,很容易遭到管制性征收规则的阻遏。互惠原理可以适当磨平征收规则的刚性棱角,在法理上扮演救赎的角色。互惠原理在美国经历了经济互惠和社会互惠两个阶段,分别形成各自的规则。北京的汽车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措施符合社会互惠原理,不构成管制性征收。

我国宪法文本中作为人权限制理由的四个利益范畴之关系

我国宪法文本中依次出现了四个限制人权的理由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形式表达,社会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实质表达,集体利益是公共利益的除外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谱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法学分别呈现为宪法学谱系的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谱系的行政法学和以规制为中心谱系的行政法学。这三种谱系的起点大致清晰,延宕至今。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行政法学的理论谱系应当随之予以调适。新时代的行政法学理论谱系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定泊之锚,遵从整体性的逻辑。宪法学谱系的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谱系的行政法学和以规制为中心谱系的行政法学经由视域融合,构建出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灵魂的谱系开放的当代中国行政法学。

宪法上征收规范的效力是否及于征税:一个比较法的观察

宪法上的征收规范一般不拘束征税。从德国法和美国法的情形来看,宪法上的征收规范对征税具有"弱拘束力",只有在极端情形中,征税可能因违反征收规范而无效。《德国基本法》上的征收规范对征税的拘束力主要表现为"半数原则",美国宪法上的征收规范对征税的拘束力主要表现为"极其武断的征税构成没有补偿的征收"。《德国基本法》和美国宪法的规则对解释中国宪法上的征收规范具有借鉴意义。

原旨主义、活的宪法与活的原旨主义

原旨主义与活的宪法长期被视为两种针锋相对的宪法解释理论,但巴尔金却认为两者相互兼容。基于宪法是一项融合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自治事业,以及宪法解释非为司法机构专有,也是且主要是政治部门和人民的活动这两项前提,通过引入宪法信仰和宪法救赎理念,以宪法作为基本法、高级法及"我们的法律"为正当基础,巴尔金最终证成了我们不仅可以因应时代变迁发展宪法,而且仍然忠于原初宪法文本——活的原旨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为我们如何对待宪法指明了方向。

人权的立论逻辑:《国际人权宪章》与我国宪法的比较

我国已签署了《国际人权宪章》中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我国又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批签字国。就人权的立论逻辑来看 ,我国宪法与国际人权宪章存在着差异。我们可以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 。

《国际人权宪章》与我国宪法的相关比较

《国际人权宪章》包含三个组成部分:《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先后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尽管从形式上看不是公约,但许多学者认为该宣言有习惯法的效力。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公开宣称反对《世界人权宣言》,我国也一贯尊重《世界人权宣言》的主张。将《国际人权宪章》中规定的人权与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相关比较,找出我们立法的不足,是我们良好地履行自己承诺的前提。

自然法理论在宪法解释中的运用——以对美国宪法的解释为例

自然法理论可以解释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无法解释的宪法序言,在宪法权利条款和分权条款的解释中也有用武之地。自然法理论能在宪法解释中运用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法理论和宪法的亲缘性。自然法理论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在宪法解释中不存在根本的对立。

确定“管制性征收”的坐标系

"管制性征收"是典型征收之外的征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交替适用三个坐标系来判断管制是否构成征收:实体性正当程序是手段和目的构成的坐标系,平均利益互惠是负担与利益构成的坐标系,权利束是被剥夺的利益与财产的全部利益构成的坐标系。中国法上存在管制性征收的情形,但法院不使用管制性征收的概念,确定"管制性征收"的坐标系有利于管制性征收概念的构建。

“人本”法律观的证立与展开

法律的发展历了“神本”(即“以神为本”)、“物本”(即“以物为本”)和“社本”(即“以社会为本”)三个阶段,“人本”(即“以人为本”)是法律的发展方向。人格、人性、人权是“人本”法律观的基本范畴。人及人组成的社会是法律展开的场域,人是法律的主体,人的幸福是法律的目的。公民意识的塑造,权利本位的立法,职业共同体人文精神的培养是实现“人本”法律观的途径。

论宪法的意识形态属性

宪法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作为立宪的"粘合剂",尽管有本质不同,但无论是资本主义宪法语境中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宗教进路的意识形态,还是社会主义宪法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都在凝聚认同的过程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作为行宪的"整合机制",通过结构整合和价值整合,意识形态为宪法实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作为违宪审查的"背景规范",意识形态影响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与运作、违宪审查模式的选择。中国宪法文本在序言中明确表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意识形态,宪法正文也隐性渗入了意识形态元素,形成前后呼应的规则体系。宪法解释不能回避意识形态。

计算被征收不动产价值的时间标准——美国法上的情形及其对解决“潘蓉案”的启示

被征收不动产的价值是变动的,征收补偿时,必须确定计算被征收不动产价值的时间标准。上海"潘蓉案"的重要争点之一就是应以潘蓉房产在何时的价值为补偿标准。美国法典没有对该问题的规定,部分州立法规定了计算被征收不动产价值的时间标准。美国法院一般尊重这些成文法,但如果在个案中适用成文法导致明显不公正,会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公平补偿条款对时间标准做出微调。美国法的做法对我们解决"潘蓉案"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民事诉讼规则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及其限度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行政诉讼可以参照民事诉讼规则。只有部分民事诉讼规则在行政诉讼中可以适用,而且其适用有一定的限度,必须经过改造。典型的有管辖异议、财产保全、诉讼代表人制度、执行中的和解。民事诉讼规则无法吞并行政诉讼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