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创新的理论逻辑与改革方向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阶段性特征变化,在客观上要求货币政策需要适应中国特色金融发展趋势,与时俱进创新调控。文章从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出发,以货币政策创新为主线,将一些既内在联系又相互独立的、离散的典型事实进行系统性梳理,提炼出理论逻辑,探讨了未来的改革方向。结果发现,中国央行从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货币政策传导等方面进行了全链条的创新,这些创新不囿于西方经济学理论条框,以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体经济为目标,以构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和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为主线,以统筹政策创新和市场化改革为抓手,体现出货币当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改革创新精神。未来的货币政策改革仍需以利率市场化改革和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为核心继续推进,构建起政策工具有效、政策目标清晰、政策传导顺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

我国财政政策跨周期转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基于省级财政支出视角

本文采用时变参数模型,从省级层面对我国财政政策周期性进行动态测度,结果显示,随着经济快速持续发展,我国财政政策周期出现了“跨周期”转变,多数省份呈现财政政策顺周期扩张和逆周期向非周期乃至顺周期转变,这些变化引致全国财政政策跨周期转变,呈现了积极财政政策的一致性和持续性。研究结果对于优化各省财政政策调控,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抵御未来财政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中国经济风险识别

为了揭示不确定性冲击下中国经济风险的确定性规律,本文基于预期经济增速分布,将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纳入“在险增长”的统一框架,以刻画经济不确定性与金融不确定性对经济风险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冲击下的经济风险具有明显的确定性特征,伴随着不确定性升高,经济下行风险显著增加,经济上行风险较为稳定;当不确定性较低时,经济增速的潜在波动空间相对狭小,当不确定性较高时,经济增速具有较大的波动空间;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反馈”的溢出循环机制,能够加剧不确定性的实际冲击效应;经济不确定性与金融不确定性对经济风险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影响,无论是就冲击强度还是持续周期而言,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均更为显著。

我国经济风险的实时监测:结构性拐点判别与预警信息辨识

实时监测经济风险、判别经济风险演化方向,对于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偏正态分布模型甄别经济风险的结构变迁路径,并基于驱动结构分解、概率分布矩、概率密度函数以及尾部风险等多维视阈,有效辨析经济和金融状况对于经济风险的预警功能。研究发现,首先,随着经济增长概率分布的风险区制由低到高,经济增长增速预期降低、波动区间扩张以及下行风险升高。其次,经济风险在2012年存在显著的结构性拐点,在突变点后,偏度系数由正转负,经济步入长期的下行风险通道。此外,经济风险在2019年以及2021年前后存在阶段性拐点,短期内经济上行概率较高。然后,经济风险的动态演化路径表现出显著的“事件驱动”特征,在极端事件冲击下,经济下行风险有所增加。最后,经济和金融状况对于经济风险的预警功能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其中经济状况无法提供经济风险的预警信息,而金融状况能够灵敏地识别与捕捉经济增长的风险信息,且在经济高风险时期,金融状况的预警功能更为显著。

美联储政策不确定性、中国政策差异化反应与宏观经济波动

基于外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视角,分析中国政策的差异化反应经验事实。进一步,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效应理论刻画的基础上,通过时变动态SV-TVP-FAVAR模型“量化”分析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影响,重点刻画两轮“稳健”阶段下宏观经济的异质性波动。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时期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走势存在差异,近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独立性有所增长。实证分析发现,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具有宏观经济负向溢出效应,不同目标的响应特征不同。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中国经济存在两轮“稳健”阶段下的异质性响应特征,本轮“稳健”阶段下宏观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有所提升,货币政策一致性、稳定性和连续性作用凸显,经济发展更多依赖于内需驱动。

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特征的国际对比研究

以探究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特征为出发点,选取资源进出口国家、持有大量美国外债国家以及与美国合作紧密的发达经济体这三类样本,运用TVP-VAR模型研究美国量化宽松与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不同经济类型国家的溢出效应特征。研究发现:经济结构单一、边际进口倾向与出口乘数偏大的国家在面临货币政策外溢冲击时表现得最为脆弱;外汇储备结构缺乏灵活性、美元资产占比过高的国家也会面临严重的资本缩水风险,而资本管制一定程度上能规避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冲击。因此,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稳步启动的同时也要谨慎防控美国货币政策的输入性风险,更加重视科研创新,努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减少对于进口的依赖;完善货币篮子结构,避免以巨额外债和国际热钱作为核心外汇储备,分散外汇储备风险;继续加强资本管制,努力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提高汇率双向波动弹性。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对产出和通胀影响的水平效应和波动率效应研究——基于VAR模型和局部投影模型冲击反应函数的实证分析

在“三重压力”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要实现“稳增长”和“防通胀”在水平值和波动率上的“双重稳定”,既要保持适度经济增速,又要防止通货膨胀快速上升,还要防止产出和通胀波动形成的经济风险。为此,文章使用了局部投影方法和VAR模型方法计算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冲击反应函数,以此刻画货币政策对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水平值和波动率的动态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均具有水平值上的显著正向效应,同时具有降低产出波动而提升通胀波动的冲击效应;价格型货币政策也对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同时具有降低产出波动率和通胀波动率的双重稳定功能。因此,当前货币政策操作仍然要以价格型货币政策为主,以此实现货币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控功能。

央行沟通与经济不确定性预期管理——基于大数据文本分析的研究

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导致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通过央行沟通进行预期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大数据文本分析方法构建的央行沟通指数和动态因子随机波动模型构建经济不确定性指数,使用MF-VAR和FA-TVP-VAR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央行沟通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政策反馈及其政策效果。研究结果显示,央行沟通指数能够较好地拟合我国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央行沟通指数与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具有耦合性。在重大危机事件发生导致经济不确定性上升时,我国央行沟通能够及时对其进行政策反馈,并且对金融市场预期管理效果显著,同时也通过货币政策实际操作来干预金融市场,但实际调控存在一定的传导时滞和阻滞。对于不同类型的重大危机事件造成的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央行沟通的政策反馈程度以及预期管理效果存在差异性,金融危机时期的效果最强,疫情时期和贸易摩擦时期的效果较小。为提升央行沟通的预期管理效果,建议对可能发生的危机事件及时预警,第一时间释放清晰的政策信号。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门槛效应”还是“瓶颈效应”?

本文使用PLSTR模型在县级层面探究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关联机制。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金融相关率低于门槛水平1.55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为金融排斥,而当其跨越门槛值后,二者将呈协同发展态势;农村金融发展同样存在瓶颈效应,当金融相关率超过2.4后,效率将达到极限,此后金融扩张非但不能促进增长,反而还会增加金融风险;目前全国多数县级农村的金融发展已跨越门槛,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但是部分县存在过度金融化的隐患,尚需进行平衡治理。

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机理——基于时变风险偏好视角

本文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考察宏观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并从时变风险偏好视角出发揭示该影响的机理。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受到的影响最小;宏观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流动性偏好”渠道、“流动性资产转移”渠道、“错失恐惧”渠道影响金融资产价格变动,在宏观不确定性处于低于预期的高波动区间和宏观不确定性较高时,“流动性偏好”渠道在即期发挥的作用和“流动性资产转移”渠道、“错失恐惧”渠道在远期发挥的作用较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流动性资产转移”渠道和“安全资产转移”渠道影响金融资产价格变动,2008年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这两种渠道在即期发挥的作用较大。

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扁平化特征与利率政策撬动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胀的动态路径似乎偏离了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具体表现为通货膨胀率对产出的变动越来越不敏感,即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问题。本文从非对称的角度出发解释菲利普斯曲线异化现象的微观机制,结果发现,产出的负向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系数较正向变动更小,即通胀在经济下行阶段的响应弱于经济上行阶段,考虑到目前我国经济产出正处于惯性下跌趋势,该非对称影响机制才是导致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现象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利率政策能够显著弱化产出与通胀的非对称性,从而调整菲利普斯曲线斜率,有效干预这种非正常经济现象。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在经济下行阶段应加大稳增长的政策力度,而无须过度担心政策放松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在稳增长的政策选择方面应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三重压力下经济下行的识别与溯源

本文采用动态谐波模型测度了我国三种类型迥异的经济周期,在周期交融中识别出经济周期下行阶段的转变点,从供需视角对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出现由衰退向萧条转变现象的成因进行溯源,并基于供给、需求和预期对产出波动的依时贡献,解析“三重压力”下我国新发展阶段以来产出波动和经济下行的根源。实证结果表明:从短期来看,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受外在冲击影响呈现低增长高波动态势;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尚在长周期波谷位置徘徊,但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从驱动因素来看,需求收缩是我国近年来以来增长型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出现由衰退向萧条转变现象的主要成因,投资疲软则是导致需求收缩的核心诱因。“三重压力”冲击下预期因素是新发展阶段产出波动的主要根源,市场预期转弱及其对需求冲击的连锁效应是经济下行的重要成因,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融资意愿不足以及居民消费低迷。

解构中国经济韧性——即时监测、联动辨识与贡献分解

本文基于经济增长脆弱性的测算模型,对中国省级经济韧性进行动态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MAI-AR-SV模型,分别提取中国宏观及区域层面经济韧性的共同因子,旨在系统性监测经济韧性状态变迁的同时,辨识经济韧性间联动机制的演化过程。进一步,通过对省级经济韧性的内生驱动因素进行贡献分解,深入辨析经济韧性的区域协同与异质分化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宏观经济韧性的动态演化路径存在显著的“事件驱动”特征,在极端事件冲击下,经济韧性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态势。近年来,尽管受到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但中国经济恢复较快,继而于2021年由低韧性攀升至高韧性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富有强劲的增长韧性。(2)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的状态变迁路径在样本区间内呈现出显著的异质分化特征,但是,随着后疫情时期经济形势的相对稳定,四大区域的经济运行无一例外地步入高韧性增长路径,这表明,中国经济稳定向好的长期发展趋势仍未改变。此外,区域经济韧性间的联动辨识结果表明,区域经济韧性已然由传统的三元分布结构演化为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协调发展格局,具体表现为东部率先引领,同时仿射其他三区的雁阵式联动网络。(3)中国省级经济韧性的贡献分解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内省级经济韧性的同步程度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其中,东中部地区呈现出显著的“俱乐部收敛”趋向,而西部和东北各省经济韧性则具有多元异化的走势特征,说明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依旧显见。

不同经济阶段人民币汇率对通货膨胀的非对称传递效应——基于NARDL两步估计模型

通过构建NARDL两步估计框架,实证研究了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中人民币汇率对通货膨胀传递的非对称性。研究结果表明:在模型优化方面,NARDL两步估计突破了单步估计的渐进奇异性问题,估计的精确性更高;在汇率非对称传递规律方面,整个样本期内汇率波动对通货膨胀水平的总体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主要集中在长期,人民币不管是升值还是贬值都会加剧中国的通货膨胀,且通货膨胀对汇率的贬值更为敏感;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汇率贬值的影响仍然强于升值,但汇率升值传递效应在不同的宏观经济状况下表现出较大的波动幅度,且汇率变动在经济收缩阶段对通货膨胀呈现出更为强烈的传递效应。

一种基于联邦学习参与方的投毒攻击防御方法

联邦学习分布式的训练结构易受到投毒攻击的威胁,现有方法主要针对中央服务器设计安全聚合算法以防御投毒攻击,但要求中央服务器可信且中毒参与方数量需低于正常参与方。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联邦学习参与方的投毒攻击防御方法,将防御策略的执行转移到联邦学习的参与方。首先,每个参与方独立构造差异损失函数,通过计算全局模型与本地模型的输出并进行误差分析,得到差异损失权重与差异损失量;其次,依据本地训练的损失函数与差异损失函数进行自适应训练;最终,依据本地模型与全局模型的性能分析进行模型选取,防止中毒严重的全局模型干扰正常参与方。在MNIST与FashionMNIST等数据集上的实验表明,基于该算法的联邦学习训练准确率优于DnC等投毒攻击防御方法,在中毒参与方比例超过一半时,正常参与方仍能够实现对投毒攻击的防御。

信贷周期、经济周期与“双支柱”政策调控

本文首先使用Hamilton滤波估算我国的信贷周期和经济周期,然后使用TVP-VAR模型探讨我国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双向互动机制及其内在机理,发现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具有良性的“负反馈机制”,这很大程度上是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的结果,而市场信心渠道是信贷周期影响经济周期的重要方式,使得信贷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大大增加。最后,本文探讨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交互作用对各自调控产出和调控信贷的边际效率的影响,发现货币政策在宏观审慎政策收紧时对产出和信贷的边际影响减弱了,而宏观审慎政策在货币宽松时期对产出和信贷的边际效应增强了,这意味着必须建立起“双支柱”政策的协调配合模式和效率互补机制。

融合秘密分享技术的双重纵向联邦学习框架

针对水电行业中的跨媒体数据融合建模和隐私保护的问题,提出一种融合秘密分享技术的双重纵向联邦学习框架。首先,将各参与方节点进行分层,其中底层节点负责预建模,中间层节点负责预模型汇总与优化,中心方节点则生成最终模型;其次,为强化数据隐私性保护和防范推理攻击,引入基于秘密分享技术的中间参数保护机制,在该机制中数据拥有者与模型训练方之间的通信数据被碎片化分割,以确保模型参数与训练者的对应关系的隐蔽性,提高攻击者推理攻击的难度;最后,为优化联邦学习的模型聚合过程,引入基于信息量差异的节点评估机制,该机制综合考虑节点的相异度和数据量,精细权衡不同节点在模型聚合中的权重,并剔除疑似的恶意节点的贡献,从而优化模型的性能和收敛速度。实验数据集选取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真实数据,结果显示:基于秘密分享技术的中间参数保护机制相较于差分隐私保护机制,收敛过程更稳定,收敛速度提升约14.6%;引入基于信息量差异的节点评估机制,相较于联邦平均算法,收敛速度提升约13.5%。可见,所提框架解决了水电数据的跨媒体数据融合建模问题,并具有数据隐私保护和模型收敛加速的优势。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性与阶段性之间关联的非对称性检验——Plucking模型对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

In this paper we used the Plucking model to test the asymmetric patterns in China’s business cycle. We find the evidence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lucking effect in output growth. The negative shock to output is not able to influence the growth trend in long run. The growth could return to its trend more quickly after the economy recoveries from the contracting phase in business cycle. These empir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macroeconomic control has play the roles of stabilizing economy, and the abilities of keeping rapid and stable growth have been enforced.

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基于线性和非线性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我国29个省区1989-2007年废水、固体废弃物和废气3种环境污染人均指标与人均收入数据进行建模,分析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均废水排放量随人均收入增加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而人均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和人均废气排放量随人均收入变化则呈现单调上升的趋势。

中国宏观经济混频数据模型应用——基于MIDAS模型的实证研究

传统宏观计量模型需要利用加总或插值等方法将混频数据统一到同频数据再应用于宏观经济模型中。而混频数据模型是直接利用混频数据构建模型,避免了因数据加总或插值导致的信息损失和人为信息的虚增,充分利用了现有高频数据的信息,改进了宏观计量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和预测的精度。混频数据抽样模型(MIDAS)是混频数据模型的一种,它使用参数控制的滞后权重多项式函数对高频滞后数据进行有权重的加总并构建模型,再通过数值优化和非线性的方法估计混频数据模型中的最优参数。MIDAS模型是攫取现有高频数据的全样本信息用于宏观经济和金融的分析与预测的有效方法,本文基于该模型的实证研究探寻混频数据在中国宏观经济应用中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