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明，刘金程／如何看待垂直管理系统的腐败

垂直管理体制的初衷是强化中央政府权威，既包括政令的执行，也包括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但是垂直管理体制却不能保证公共权力规范、廉洁地运行，因为垂直管理体制在权力监督方面带有先天缺陷，导致垂直管理系统各类腐败案件时有发生，且表现为系统性、封闭性和潜伏期长的特点。治理垂直管理系统的腐败就是要利用垂直管理的效率优势而避免其腐败风险，在不改变垂直管理系统独立运行的前提下，

钼片上少层MoS_(2)薄膜制备及其结构性能研究

采用气-固法在Mo基片制备高结晶质量的少层MoS_(2)薄膜。通过X射线衍射仪(XRD)、拉曼光谱仪和光学显微镜(OM)对样品的结构和形貌进行表征,研究生长温度对薄膜结构、形貌和光致发光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温度为800,900,1000℃生长的大面积薄膜呈现枝状晶结构;随着生长温度的增加制备的薄膜结晶性能越来越好;所有样品特征拉曼峰均位于385.7 cm^(-1)和410.8 cm^(-1)附近,这两个特征峰的差值为25.1 cm^(-1),表明生长的薄膜为少层MoS_(2)膜;所有样品在693 nm处出现发光峰,对应带隙1.789 eV属于直接带隙半导体。该方法制备的薄膜在实现具有宽波段吸收和高光响应度的光电探测器件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自然灾害视角下区域韧性评价方法及影响因素

为评估不同地区面对自然灾害冲击的区域韧性及影响因素,以自然灾害冲击地区所表现出的脆弱性和适应性,综合反映区域韧性,构建一种理解和量化区域韧性的框架。运用基于松弛变量的数据包络分析(SBM-DEA)方法,测算2011—2020年我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韧性水平;并结合空间杜宾模型,综合考察社会、经济、环境等多维影响因素与区域韧性的空间效应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自然灾害视角下全国区域韧性水平呈现北低南高的整体格局,地区间差异较大,年份差异相对较小,但变化幅度和频率存在逐渐扩大的趋势,区域韧性表现并不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强相关;空间计量回归中,教育程度、医疗资源、社会保障、产业结构等多种影响因素与区域韧性形成显著地空间效应关系。

公共治理与发展：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改进

当社会发展从追求经济增长过渡到可持续地实现社会全面改进,政府提供均等的、公平的、回应性的基本公共服务成为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我国,致力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目标的"十一五"规划已经推进过半,通过对前期进展的评估与分析,本文建议对现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进行系统修正,在更广义的层面理解发展,并关注公共治理结构及效能对发展的可持续性的影响。

廉洁官僚、政党自律与权力制衡:廉政建设模式的国际比较

腐败是社会之癌，腐败的蔓延与泛滥将会吞噬一切发展成果。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在历史文化、制度结构以及经济水平等方面彼此存在差异，但是腐败对效率和公平的消极影响始终是整个世界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难题。各个国家和地区针对反腐败所做的努力已经在制度建设、文化培育以及实际执行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共同构成了全球廉洁知识体系，反过来为各国具体廉政建设实践提供指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总结、分析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经验已经成为各国廉政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期我们组织相关学者对国际反腐败经验与模式展开专题研究，第一篇论文从官僚制演化、政党自律以及权力制衡的角度分析了国际上富有代表性的廉政模式，另两篇论文分别针对香港地区、新加坡的廉政制度与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把分析工作推向更深层面。希望该专题以及此专题引发的后续研究能够为反腐倡廉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集约共享:国有企业效能监察工作机制的创新探索

国有企业效能监察是国有企业反腐倡廉的重要工作内容。目前国有企业效能监察主要是参照政府行政监察的基本理论与实践经验来开展的。由于国有企业自身组织属性的特殊性,导致行政监察模式在国有企业效能监察实践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国有企业需要从自身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出发,建立"集约共享"型纪检监察工作模式,推动效能监察工作走集约型、共享式、专业化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内涵——基于科学发展策略的解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是党和政府制定的行政改革总体目标,其理论内涵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与我国政府管理实际的有机结合,同时规定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和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在全面贯彻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总体目标的内涵实现了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整体发展策略的统一,为行政改革提供了系统性与前瞻性的主动变革与全面发展的新思路。

风险社会下的公共治理策略变革与发展

风险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生活,乌尔里希.贝克重新定义了风险的概念,并且开始对风险社会进行反思。风险社会的运行与工业社会下的责任分担逻辑、官僚政治、技术理性格格不入,这些矛盾暴露了现有公共治理结构、策略以及社会认知模式和理性基础的不合时宜,同时,风险社会内部也在培育变革与发展的驱动力。克服风险并谋求治理变革与社会发展,将有赖于重塑风险社会理性基础,通过发展导向下的、系统性的、主动的治理变革,全面改进风险社会下的公共治理结构与发展策略。

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领导体制的演化:90年的回顾与展望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大会上指出,走过90年辉煌历程,面对新的形势,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如何清除消极腐败迎接新挑战,如何从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中总结反腐败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探索新形势下反腐败的内在规律和发展方向,是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实践课题。本期我们以此为主题特约了3篇文章,尝试从理论层而总结90年来,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演进的轨迹,分析反腐败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依靠对象和工作目标等方面的变化,探寻反腐败的内在逻辑结构,展望未来中国以科学思路、科学方针、科学制度、科学方法为依靠的反腐败科学化的发展方向。当然,这些亦是一家之言。本刊提供交流平台,以期为新时期的纪检监察工作和反腐败理论研究,提供更多的思考角度和研究方向。

新发展观:佩鲁对发展观演进的贡献

认识发展的本质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海外开发或经济增长等早期的发展观都未能准确地揭示发展的本质。回顾佩鲁的著作以及此后发展观的演进历史,发现佩鲁提出的新发展观拓展了发展知识的研究视野,重新确立了发展观的哲学基础,为后来发展观的演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技术、行动与策略:大数据背景下纪检监察统计变革与创新

纪检监察统计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基础。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数据的生产、采集、处理、应用和发布方式从本质上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大数据技术也给纪检监察统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有助于丰富数据来源,保证数据质量,为纪检监察统计提供新的分析思路,并且提升其服务能力。但与此同时,纪检监察统计在大数据背景下也面临着职能、方法、体系、人员技术等困境。要发挥大数据的巨大应用价值,就应该紧随时代潮流,积极转变纪检监察统计职能,改善技术方法,增加信息化投入,完善指标体系,推动纪检监察统计的进一步发展。

从政策到制度：元创新视角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融合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理想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目标成为新一轮公共政策架构的基点。这一政策目标不仅重新厘清了政府等公共组织的职能边界,而且,也预示着政府在"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规则导向与道德导向"等困境选择中的取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成为中国公共治理理念的价值取向的新坐标。文章从社会现实基础入手,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环境,进而阐述了其制度层面的创新意义。

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解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新思路。这一命题重新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与职能分工。基于对这一命题的理论基础与现实环境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回应政府财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发展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等全新内涵。

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历史变迁

政府职能一直是政治学、行政学乃至经济学关注的一个重要论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政府承载着不同的职能期待,担当不同的社会治理角色。本文简要梳理了历史上的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变迁过程,进而根据“新公共服务论”与“新公共行政学”相关理论,推论现代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必然与可能。

公共政策:前提、推论、新观点

公共政策的本质在于其“公共性”特征,在这样的前提下,公共政策的主体只能是“代表性公民”,而基于功利主义的“契约外包”违背了公共政策的本质原则,在实践中存在“短途旅客”、“影子官僚”、淡化公共福利的初衷等问题。但这并不能抹煞公务员作为“代表性公民”、具有公共精神的优良的品质和政府的公信力优势。

描述、评价与解释:陈云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研究的演进与深化

陈云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重要来源,近年相关研究不断深化。回顾过去30多年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少,总体上表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并且呈现出典型的周期规律;在研究内容和方法论方面,相关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基于文本的描述性研究、基于意义和现象的解释性研究、初步形成系统性理论建构。根据研究的发展趋势可推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后续研究将会采用更规范的质性研究方法挖掘陈云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和实践的理论价值与现实价值。

国家发展转型中的不确定性及其应对——兼论腐败现象的社会符号属性

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在这些变化发生的过程中,公共治理结构与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必然增加转型时期的相对不确定性。究其根源,经济增长作为国家发展的发动机,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也给既有的制度框架与文化系统带来冲击。转型时期的腐败现象发生及演化的规律可以作为社会符号观测和解释社会转型中不确定性的威胁,而针对转型期不确定性威胁的对策只能是持续深化改革,完成社会转型与过渡。

城乡分化的历史逻辑与我国现实选择

城乡分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因城乡分化而导致的社会结果是不同的。就我国的情况而言,现代社会城乡分化的逻辑结果包括基层政府的弱化、现代农民的分散性以及"三农"问题自我循环性。从城乡分化的历史逻辑视角来分析我国公共治理观念与结构现实选择,可以在更宏大的视野下理解新农村建设战略布置深层意涵,即城乡统筹协调为先导的"元创新"理念下的公共治理系统创新。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视角下的公民参与形式及其选择

目前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形式主要有公民调查、公民会议、公民听证会、专家咨询、关键公众接触、由公民发起的接触、民主恳谈会、公民旁听共八种。以这几种形式为范围,可以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每个环节的公民参与形式进行选择和探讨。实践中,需要不断地完善现有公民参与形式以及不断创造新的参与形式,提高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有效性。

全日制专业硕士培养模式认可度调查研究——以H大学为案例

本研究的分析数据来源于H大学对该校2009级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的问卷调查。主要研究结论为: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对"专业"的认可度不高;大部分学生经济压力较重;实践能力培养既是全日制专业硕士培养工作的关键环节,也是目前培养工作的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