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童心”说还是“史心”说?——龚自珍抒情思想之心学属性论

龚自珍受“童心”说影响,但没有将“童心”建构成一个诗学概念,他的“童心”仅表征了个人的一种情感状态。在龚氏这里,形成了这样的抒情景观:由“自我”本体的创造性予以奠基,产生巨大的“心力”;“心力”又与历史活动相结合,产生了“史心”;再用“史心”去感受、捕捉与表现万事万物,将名理的、伦理的、社会的、历史的等诸多要素纳入创作之中,用生命的华美咏叹、社会的尖锐批判、人生的悲愤感慨与理想的执着追求合奏艺术之劲舞与审美之崇高。这与阳明心学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诗可以载道吗?——以钱锺书文道思想变化为主例

针对周作人提出“言志”与“载道”对立说,钱锺书辩驳性地提出“诗以言志”与“文以载道”的文体区分说。如此一来,文与道的关系确立了,诗与道的关系被悬置了。罗根泽、朱自清等起而辩证诗道关系,且从文论史上看,也可见诗道关系论述,这导致钱锺书改变早期看法,开始承认“诗可见道”。后钱穆将杜甫视为“文以载道”代表者,深刻论述了诗道关系。由此可知,“文以载道”可包含“诗以载道”之义。中国文学的伟大精神,不仅通过文以载道来实现,也通过诗以载道来实现。

蒋孔阳先生“1957”的文学定义——以《文学的基本知识》为对象

蒋孔阳先生1957年出版《文学的基本知识》一书,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与“审美反映论”概念创构的先行者之一。他在书中强调“把人当作一个有生命的整体来描写”,肯定人性的存在并主张加以表现,认为要用“美感的感性形式”来概括与反映生活,充分体现了运用美学思想来界定文学性质的努力。蒋孔阳先生的上述创新证明杰出学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局限而实现自己的理论创新意图,证明创新源自学者的内在追求而非完全受制于外在条件。

“阳明心学”与徐渭“真我”观的生成——心学视域下徐渭抒情思想研究之一

“阳明心学”深刻影响了明以后中国抒情思想的发展,徐渭即为一典型。徐渭参与阳明心学的学习活动,并为阳明复爵进行申诉,得以成功。徐渭亦像阳明一样,在形成心学为魂的中心思想时,多方参照道、佛思想,体现了思想上的开放性。尤其是形成的“真我”观,初看近似道、佛,实以心学的本体自我论为依据,为其形成求真重情、狂放不羁的艺术个性与创立大写意水墨画提供了哲学基础,代表中国文论中抒情主体论的一次重要发展与提升。五四时期的现代自我论正是承续心学本体自我论而转型成功。

徐幹“美育群材”的发生意义考察——“美育”是一个外来词吗?

徐幹提出“美育群材”一语,指的是用学“艺”的方式来审美地培育人才,通过对技艺、容貌、言辞等的培养,达到对心志、仁义、德行的养成。就讨论“艺”的语境而言,“美育”一词含义近似现代“美育”概念。徐幹与席勒都主张通过审美方式改造自然性格或世俗人心,以达到培养伦理性格或德性品质的目标。但席勒强调艺术教育,徐幹在此之外还强调技艺实践能力的教育,将美育的精神性与实践性相结合,这是一种“大美育”思想,更切合当代美育的发展需要。

钱穆论中国文学的“人文主义”

“五四”前后中国学者运用现代“纯文学”观念评价中国文学史,要把中国文学从过去的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让文学体现独立自主的审美姿态,并主张以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地方文学等为基础建立现代文学新传统。钱穆对此予以持久而严肃的反驳,他立足于“中国文化是从大地面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偏重“统一性”的核心观点,从“人文主义”视角揭示中国文学发展与国际性、高雅性与上层性的关系。形成的“诗文正统论”既揭示了文学史的某种事实,又压抑了对后起的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审美评价。

从“意识形态”到“艺象形态”——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三种解读策略之反思

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决定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主要出现了三种解读策略,分别是意识形态高浮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与意识形式论。这些观点忽略了艺术起源在文学性质上的发生学意义,未能认识到起源即性质的重要性。其实,文学首先是艺象形态的,其次才是意识形态的,前者是第一性质,后者是功能性质,它们的统一表征了文学在起源以后进入阶级社会发展的独特性与复杂性。由此可知,确认文学首先不是政治,其次又能够参与政治活动,这是把握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辩证态度。

文学想象中的“政治”及其超越性——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三

文章认为政治的内涵包括了理念层、制度层与政策层三层含义,理念层面表达的是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想象。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正是文学作为人类美好生活的想象与政治想象的结合。但由于文学的想象是非实践的,所以它始终保持了对于政治实践的某种超越性,从而形成了对于政治的积极介入与纠正。

虚静、消极能力与逃避个性——关于中西审美心胸理论的一次比较

本文对虚静、消极能力与逃避个性进行了比较,从审美心胸理论这一角度,阐明三者之间的异同,并认为朱光潜突破了虚静、消极能力与逃避个性说,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不即不离说”,是对审美心胸理论的重要贡献。

试构“文学政治学”

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之间存在着由历史构成的关联,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其实也就是文学和政治文化的关系,所以,从文学理论与政治学相交叉的角度来看,应当建构文学政治学,从而充分地解释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文学表现政治是文学对政治的想象,文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文学想象政治的一门文学理论。

“生态文艺学”的理论之路

从"生态文艺学"的学科命名入手,围绕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标识、独特内涵、哲学基础与生态美学建构等问题,反问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反思生态文艺学在中国的后续发展之可能性,提出了生态文艺学作为交叉学科,是从生态学的宏观视野出发的研究文艺与宇宙生态系统关系的学科,又从生态的角度看文学批评,反思表现论,借鉴摹仿论,强调生态高于审美,审美服从生态,生态与审美的交流与互动,从而创造"以物观物"状态的美学实践形式。

反本质主义的“建构”:盲点摸不出大“象”来——兼论文艺学研究中的价值维度、知识维度与要素维度的共生

本文从"工具论"与"审美论"的不同建构事实出发,认为反本质主义的建构只是一种知识论,而不是价值论,因而有抹平一切建构努力的相对主义倾向;并强调重建"政治批评"不能以牺牲文艺学的学科特性为代价,认为只有站在文学的立场确认文学与政治的想象关系才是合适的选择;主张文艺学的研究在价值维度、知识维度与要素维度的共同作用下探索文学的某些特性与规律。

文学转型与政治纠结的诗学意义

在认识清末民初的文学转型时,学界曾经过于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分离,认为审美主义的选择才是这场转型的基本动力。其实不然。这次文学转型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体现了不同于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特点,充分展示了文学与政治纠结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其时的文学与政治之间,一方面是政治需要文学,没有文学,难以展开政治想象;另一方面也是文学自觉地走向政治,没有政治的需要,文学失去了发展与转型的动力。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就清末民初时期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历史面貌作了不同侧面的探讨,这既是回到历史真实的一种努力,也是为文学政治学的理论建构寻找更多的理论资源。

“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观点之质疑

钱中文、童庆炳等人试图在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与审美性之间建立关联,这产生了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的观点。但从构词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偏正结构",落脚点仍然在意识形态之上,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中心论"。事实上,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审美是它的本体性质,意识形态只是它的功能性质。

援“诗”入“学”的创造——读严云受先生《诗词意象的魅力》

严云受先生《诗词意象的魅力》 ,在意象理论研究方面援诗入学 ,通过实在的批评 ,拓展了意象理论的空间 ,为读者的诗词审美鉴赏提供了范式 ,也为文学史的重写提供了资源。

读《中国园林艺术论》

《中国园林艺术论》全书五章是丝丝入扣、生气灌注的有机整体 ,作者用“文学钥匙”开启了园林艺术殿堂的大门 :将园林与文学内容联系起来考察 ,揭示园林的文学化倾向、将园林与文人的人格精神相联系 ,探讨了文人心性情趣与园林的关系、用文学研究的方法带入了园林艺术的研究。此书不仅是一本有关园林艺术的学术著作 ,也是一次有关世道人心的、充满着对于人的终极关怀的发言 ,是试图为当代人类建立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人性化的物质空间与精神家园的一种设计。

朱光潜与宗白华:美学双峰的并峙性

从比较的角度分析朱光潜与宗白华的美学创造与学术贡献。朱光潜主要从心理学出发,要在人生与艺术之间找到差别,接着再找到艺术作用人生的途径,建立的是人生美学的体系。宗白华主要从哲学出发,在确认人生应当艺术化后,着重分析艺术的特性,建立的是艺术美学的体系。与西方现代美学的批判性相比,朱光潜与宗白华的人生艺术化思想或强调个人修养,或强调自然与宇宙意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退让与保守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