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基于美国的个案分析

衰落是霸权的宿命,但霸权国既不会主动放弃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也不会静待霸权体系崩溃。处于衰落阶段的霸权国期待维持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差距,以延长霸权的寿命。然而,权力转移等国际关系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导致离岸平衡和军事打击等传统手段难以在衰落阶段奏效。相比之下,“安全化”为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行动与选择——如领域撤退或强制惩罚——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时,由于霸权的同心圆特性,核心利益被触动会引发霸权国在核心和外围领域的全方位的打压,进而泛化议题和对象。衰落中的霸权国通过“危机感知”—“构建并接受安全化诉求”—“泛安全化”的传导路径,将维持霸权地位的诉求以泛安全化的形式展现出来。然而,美国霸权衰落的经验事实表明,泛安全化作为衰落阶段的霸权护持手段不仅与理论预期相反,而且成效也不尽人意。面对美国霸权的泛安全化,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坚守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数字殖民主义”的构成、影响及应对

“数据殖民主义”即数字垄断寡头与西方发达国家以算法为手段,以数据为原材料对广大世界人民和发展中国家展开财富与资源掠夺的形式。借助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的权力资源,“数字殖民者”建立了由“数字封建主义”和“数字垄断”构成的“数字殖民体系”。相比因特网时代,“数字殖民主义”对世界人民和经济欠发达国家产生了更消极的影响。为此,我国更应重视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以便更好地应对“数字殖民”所带来的风险。

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基于美国经济制裁案例的研究

一国的国家安全,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建设实践上,其核心内涵或目标应该是使该国最主要政治决策力量具有决策上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构成了国家自主性的主要内涵。从理论上讲,这种决策自主性,不仅体现在对国内事务上,也体现在对国外事务上,主要指该国的最主要决策力量(不完全等同于现任执政者)所具有的可以作出让本国家或民族得以长期存续和发展而不被内外力量打断的英明决策的能力,其暗含的基础性条件是该国的最主要决策力量在制度上、物质上或合法性上得到了一定的支持或支撑。从实践上讲,对当代遭受外来经济制裁的国家进行案例研究可以发现,同等条件下,被制裁国家的决策自主性能力,往往是影响经济制裁效果,进而影响该国国家安全建设成效的决定因素,这在与发展核武器相关的经济制裁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能否在政治制度上得到持续的和更高的支持,并满足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和获取合法性上民众的普遍支持,将决定一国国家自主性能力的高低,进而决定该国的国家安全成效的多寡。该研究对于广大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安全建设具有较大和普遍的启示价值。

共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浅析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基础本体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基础本体论。共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共生理论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基础和支柱理论之一。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界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共生理论突破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占主导地位的求“异”路径,主张探求事物间关系的普遍性,即求“同”。共生理论的求同观念主要体现在四个向度,分别为时间“同”(连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空间“同”(适用于中国和非中国的事件解释)、物种“同”(贯穿人类世界和自然界)和国际关系学“同”(以共生来统合国际关系学的基本主题)。对四“同”的深入探究,拓展并深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并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本体论。

以镜正身:民主与威权的互补共生

不同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方式孕育出了“民主”与“威权”两种政治制度,但两者之间却经常性地陷入冲突与斗争之中。从两者关系角度来看,民主与威权处于钟摆两端,无论钟摆的哪一端消亡,钟摆都难以再称为钟摆。同时,民主依赖威权,而威权学习民主,两者又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之中;从两者合作共生的基础与保障来讲,生物学的物种共生贡献了理论基础,而当今国际社会存在的主权平等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提供了实践保障。所以,民主与威权政治制度应当摆脱旧的竞争思维,互相“照镜子”,在完善自身不足与缺陷的同时,为他者提供借鉴与学习,共同推进国际社会中的互补与共生。

基于FBM行为模型的戒烟APP界面设计策略研究

基于劝导设计理论的戒烟用户需求分析研究以及对“今日抽烟App”交互界面中的现存问题,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总结出戒烟App界面中劝导设计的应用策略,引导戒烟用户形成持续的App戒烟行为。并通过问卷调查、用户访谈、竞品分析等用户研究方法,总结出目前存在的与戒烟App交互界面相关的劝导设计问题,同时引用案例分析法,归纳总结出劝导设计理论在戒烟App平台界面设计中的创新应用策略。

印巴战争与巴基斯坦国家建设

经典的“掠夺理论”(predatory theory)从西欧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出发,认为战争能够促进国家建设。在第三世界,战争与国家建设的关系需要具体研究。作为当代世界国际安全环境最恶劣的国家之一,巴基斯坦长期处于战争和备战状态,为检验和发展蒂利提出的国家建设的“战争驱动模型”提供了宝贵的个案。从军事建设、汲取能力及政治合法性三个维度对巴基斯坦的国家建设进行研究后发现:战争加强了巴基斯坦军队建设和能力,但对外部军事援助的依赖影响了巴基斯坦军事建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战争并没有促进巴基斯坦的财政汲取能力,主要原因在于巴基斯坦特殊的战略位置,使其获得了大量外部援助,从而减少了加强汲取能力的动力。为了应对外部威胁,巴基斯坦也采取了强化民族认同的措施,力图实现“一个国家、一种宗教、一种语言”,但是族群政治削弱了战争对民族认同的建设。由于过分依赖外部援助,政权的合法性降低;由于地方民族主义的挑战,巴基斯坦成为了某种意义上军人控制的国家,这严重地阻碍了巴基斯坦国家现代化转型。

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与应对

进入新世纪以来,非洲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仍面临着经济结构单一、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政治治理能力不足和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等因素的制约。要突破发展瓶颈,非洲国家应该致力于寻找新型工业化道路,创建胜任的发展型国家,积极寻求与外部世界的合作,培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内在精神动力。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能力建构(1970—2013年)

国家能力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其中财政汲取能力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国家能力。经济全球化主要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三个维度。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的贸易量和投资量,扩大了税基。一方面,为了应对全球化,中国政府对本国的相关制度、政策和法律条文进行立改废,显著地提高了经济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既导致了政府机构的扩张,也强化了现存的一些政府部门。与此同时,全球化之下的其他负外部性——比如急剧上升的贸易依存度和日益困难的监管——对中国国家能力产生了消极影响。本文以1960—2018年间的权威宏观政治经济数据为原始数据,但由于关键变量的数据有的始于1970年,有的截止到2013年,所以统计分析覆盖的时间段是1970—2013年。本文的回归分析发现,经济全球化显著地增强了中国的国家能力,其中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的作用显著的积极,但投资开放的影响则显著的消极。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平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规范化管理以及加速对科学技术的运用与掌握;在平衡风险和受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

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

“怨恨”、“机会”与国内冲突的发生——基于索马里内战的个案研究

主流的观点认为国内冲突发生的原因是反叛的机会成本小于维持现状,而不是潜在反叛者对现有政治秩序的不满。本文通过对索马里内战(1987—2014年)成因的分析发现,这场战争是"怨恨"和"机会"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文官政府尤其是巴雷执政期间的族群政治、南方对北方的政治经济压迫以及欧加登战争(1977—1978年)的失败,给内战埋下了"怨恨"的种子。另一方面,由弱势族群建立和掌握的军事组织、严重依赖对外援助的国民经济以及巴雷健康状况的恶化,则为反叛提供了"机会"。两者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牵延日久的内战。

国家能力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国家(汲取)能力对国内冲突复发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和条件性的。这个关系受到方向相反的三个机制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国家能力的提高会增加反叛者军事挑战政府的难度和机会成本;但在短期内,强化汲取能力的努力会增加纳税人的经济负担,导致他们对政府的怨恨和对潜在反叛者的同情;大量增加税收会降低国家和平承诺的可信度,危及冲突后的和平局面。作者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证实了这一基本假设。经验检验还发现国家能力对冲突复发的影响基本上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前一轮冲突结果对之的影响尤其强烈。相反,国际维持和平行动和外来援助不仅无助于巩固国家能力对和平的积极作用,反而可能抑制国家能力独立的积极影响。

期刊专业化分工与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

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分工是科学知识增长的必要条件。本文对我国10种较有影响的国际关系学期刊在2012—2014年发表的研究性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中国国际关系学期刊的学科独立性和子学科分工水平较高,但是领域分工水平较低、"泛政策化"倾向严重。这些问题阻碍了问题意识的培养和理论水平的提高;妨碍了国际关系知识的渐进增长;不利于彰显期刊特色,激化了期刊间的"平面竞争",降低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总体水平;同时加重了编辑的工作负担,影响了办刊质量。针对期刊学科独立性较低的问题,以对重要问题的研究来整合区域性、跨学科和综合性期刊,或许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比较政治学在中国国际问题期刊的整体性缺位,也为这些期刊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为了提高国际关系学领域分工水平,学术期刊之间应该开展理性的沟通和对话。为了逐渐解决理论期刊和政治期刊分工不明确的问题,理论性期刊应该逐渐降低其时事性追求,同时增强时事性选题的理论性。

论高校“强制发表”制度的合理性

强制发表对于科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强制发表极大地降低了学术评价的成本,非常有助于遴选学术人才并激励学者做出学术贡献。因此,应该改革的不是强制发表制度,而是不合理的行政干预、低水平的学术期刊、研究人员的低待遇以及研究型院校与教学型院校不分的现状。

民主的悖论:公共舆论与美国外交决策

公共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没有显著的影响。美国外交的这一反民主特性有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原因:在公众需求方面,大多数公众既对外交事务不感兴趣,也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结果很容易受到领袖政治倾向的影响;在政治供给方面,美国公众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危机决策和许多安全性非危机决策之外。不仅如此,政治家还通过控制信息来源来左右公众舆论,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政党和选举制度决定了政治家并不需要所有选民的支持。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后殖民国家建构(1980-2015年)

联合国是维和行动主要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的目标由维护和平逐渐转变为战后重建,并开始承担复杂的国家建构任务。一方面,维和给目标国带来了和平,维和人员的日常开支对目标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维和任务的速成性和维和经济造成的收入两极分化等因素,都对目标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维和人员的税收豁免权、维和人员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部门人才流失和腐败、平行行政部门的出现等都严重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能力。不仅如此,维和人员税收豁免和收入两极分化显著地降低了民众的纳税意愿,使得逃税和抗税盛行,提高了征税难度。维和部队对于目标国政府军向民众单方面使用暴力采取的不干涉态度,也强化了社会抗税心理。所以,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既缩小了目标国的税基,降低了官僚机构的效能,又打击了民众的纳税意愿,显著地降低了目标国的财政汲取能力。本文对1980—2015年126个后殖民国家的大样本统计分析表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后殖民目标国的汲取能力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职业院校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教育在乡村振兴道路中的融合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发展平衡的重要举措。《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激发职业教育为乡村服务的内在动力,加强产学融合,发挥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然而,目前职业院校与乡村振兴建设结合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对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建设的重视不足,乡村技能教育相对缺乏,教育资源匮乏,并未充分利用新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机遇。因此,有必要研究探索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建设的路径,以提高职业教育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其中,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教育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为乡村发展提供技术人才支持,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改善、农民收入增加。

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

本文探讨了中国外交政策中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意识形态的选择,意识形态对国家利益的效用,以及冷战前后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所呈现的不同特点

略论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一种理论的视角

在学界和政界，关于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主要有“多极格局”、“一超多强”、“正在向多极化过渡”、“单极格局”等观点。究其原因，一是对冷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评价不同；二是对有关国际格局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理解有别。本文以对基本概念的界定为切入点，对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做一些尝试性的理论探讨，力图证明现有的国际格局既不是“多极的”，也不是“一超多强”，而是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

欧加登战争与国家建构

迄今为止,对国家建构的“战争驱动模型”的研究大多使用统计工具进行大样本分析,在因变量设置方面严重忽视了国(民)族认同,在研究设计上则是“因素中心”导向,导致了重战争形式、轻战争过程的结构性缺陷。为弥补以上缺陷,本文通过“结果中心”导向的研究设计,对欧加登战争(1977—1978年)前后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个参战国财政汲取能力和国族认同进行有限追踪和分析。本文发现,国家建构的两个指标在埃索两国都大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一方面,战争对两国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虽然战争能促使国家强化官僚机器对社会的控制和汲取能力,但糟糕的经济状况提供不了足够大的税基,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依然较低。另一方面,战争对国族建构总体而言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而是起到消极作用。国际战争对国族建构的影响是条件性的,在国内存在族群叛乱的情况下,国际战争有可能进一步削弱国族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