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纯意向性客体”到“绝对意向性客体”——论埃科的客体理论及其符号学内涵

“绝对意向性客体”是意大利学者翁贝托·埃科在他的演讲集《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中所提出的重要概念。在他的文学理论中,该概念被用以描述一类仅仅存在于虚构性叙事中的客体,这类客体不但能因“症候性属性”被一再地确认,还会因符号性增衍机制而持续地存在。“绝对意向性客体”自罗曼·英加登的“纯意向性客体”发展而来,在《论文学作品》中,英加登以现象学为理论基础,视文学作品为分析对象,从而揭示了孕育“纯意向性客体”的四层次本体形式。同样,埃科也在英加登的本体论文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阐发“绝对意向性客体”概念,揭示出英加登的“存在性本体论框架”在处理具体文艺现象时所表现出的不足。为了把普适的“存在性本体论框架”发展为可被多元话语实践重塑的动态系统,埃科借助其符号学思考,改写经典的“语义三角”框架,最终建构了他的“客体理论”。

作为认知行动诗学的作品--论埃科“开放的作品”理念及其符号诠释学内涵

《开放的作品》是意大利符号学家、小说家翁贝托·埃科的文艺理论代表作。埃科在此作中回应了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批评者对“开放的作品”概念的质疑,并通过区分“我们于其中运动的结构”与“运动着的结构”两种“开放的作品”类型,探索该概念的反思维度并揭示“开放”是作品的存在本质。这种本质源于文艺作品的潜在特质“含混性”。在埃科符号诠释学视域下,读者与作者之间的错位交流既由知识系统不可避免的内部矛盾所致,也是引导认知系统形成与不断革新的关键。在亚当习得语言的故事里,主体因这种错位交流而感知到“含混性”,并尝试把这种感觉转化为“美学文本”,从而启示新诠释者的认知行动。“开放的作品”暗含了埃科的实践性哲学诉求,作品不仅被视为“认识论的隐喻”以便指涉认知活动背后未完成的交流实践与动态符号系统,更意味着是一种“为变革赋予秩序”的认知行动诗学。

迷梦的幻灭——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肉体狂欢下的精神虚脱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菲茨杰拉德描写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迷惘的一代"的生存状态:肉体狂欢下的精神虚脱。这一生存状态主要表现为快感消费现象,其实质上是一种精神"装睡",它展示一种既陶醉又厌恶的内在矛盾心理,揭示了人类灵魂的挣扎与时代的困惑。作者将虚化的盖茨比形象比作美国的象征,并试图为精神虚脱的人们寻求出路。

基于岭南文化特质的学校文化构建的思考

学校文化的构建必须根植于本土文化之中。岭南文化的三大特质——"创新"、"包容"和"务实",为构建具有岭南特色的现代学校文化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创新"不仅应成为学校文化的时代内涵,而且也为学校文化构建提供了一个重要路向;"包容"不仅是学校文化丰富发展的助动力,而且也为教师和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了可能;"务实"不仅揭示了学校文化的实践性品格,而且也促进了学校文化功能的彰显。

两种直趋“真实”的途径——从《踏血寻梅》与《杀人回忆》看当代侦探电影叙事

齐泽克的精神分析方法论及类型化侦探叙事在我们看来,作为一种长盛不衰的叙事类型,侦探小说往往为了迎合大众读者的需求,随时代变迁更新着自身的叙事策略。在《倾斜观看》（Looking Awry：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1991）一书中,齐泽克（Slavoj Zizek）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揭示了此类文本中的两种＂侦探＂所代表的＂两种回避欲望真实层的方式＂（＂Two ways to Avoid the Real of Desire＂）。

“百科全书”的多重面貌——论埃科的创新性认知实践观及其符号学内涵

在《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意大利小说家与符号学家翁贝托·埃科曾经讲述了一位逆行性失忆症患者借助百科全书找回其个体记忆的故事。尽管埃科借此小说尝试探讨文化记忆与主体认知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他的"百科全书"概念却时常被文学评论者们误认为是其博学特质的一种反映。然而从符号学角度来看,与"词典"范式所隐喻的归属秩序有别,该概念既指涉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采用的认知模式,又意味着一种以创造和修正新模式为目的的符号性实践。一方面,通过肯定语义学模型所需的文化语境与主体感知成分,埃科使该种符号性实践成为诠释者通过发现事物之间潜在联系从而革新认知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埃科也借助"百科全书"概念弥合了他所提出的"符码理论"与"符号生产理论"之间的断裂,并在强调"解释项"之于实践的积极意义后,发现了实践反向修正既定框架的功能,从而把认知的生成归因于一种辩证、动态的系统性过程。最终,埃科的"百科全书"概念并非其丰富的知识背景的一种指称,而是对创新性认知实践及其历史的一种象征性表达。

《误读》与“不存在”的戏仿——论埃科的批判性诠释观念及创作践行

“戏仿”是一个古老的文艺创作现象。在实验性创作读本《误读》的“序言”中,翁贝托·埃科曾经简略地描述了收入于此作中的一系列文本实验并把这些创作兼称为“混成模仿体”与“戏仿”。毫无疑问,埃科的表述启示了本文重新思考“戏仿”概念在“后现代”语境下的界定问题。由是,透过哈琴与瓦尔德斯思考,我们得以借助文艺类型学与诠释学的视域探讨此命题。此外,罗斯的系谱考将有助于我们以该术语之词源反思其于当代语境中的演变,并认识到暗藏于概念界定之下的真正命题。而在《误读》中,以《乃莉塔》与《碎片》为代表的两类具体的“戏仿性”文本实践不仅借由间接地演绎埃科的“批判性诠释”理念来尝试解答上述命题,还展示出了该理念如何能够从符号衍义及读者接受的角度,调和在哈琴与瓦尔德斯的“戏仿”理论中存在的矛盾,并进而启发处于不同诠释阶段的读者,以使他们能成长为被两种不同的“戏仿性”文本实践而唤醒的“批评性诠释者”。在此意义上,“戏仿”不再是一种仅仅强调技法的文艺创作现象,而它既在符号实践场域呈现为一种先锋的创作践行,又在诠释活动中演变为一种具备批判性历史意识的阅读行动。

作为反思结构的“后现代”——论《尤利西斯》与《玫瑰的名字》的“开放”及其创造性诠释思想

翁贝托·埃科的“后现代”是建立在创作与诠释之间对话关系之上的一种反思结构。在《开放的作品》中,埃科就已产生了该种思想,并根据作品与接受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定义了两种“开放的作品”,即“运动着的结构”与“我们于其中运动的结构”。“运动着的结构”被视为一种挑战读者知识储备与创造理想读者的先锋美学形式,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所使用的“大量铺陈”技法正是其中的代表。虽然“大量铺陈”技法是古典修辞的一次当代再现,是作者向读者传达其重返历史的“后现代”意图的一种非典型“现代主义”技法,但埃科认为,“现代主义”的外在先锋美学形式阻碍了内在意图的传达,从而使作品变得封闭。埃科在“后现代主义”建筑理念“双重编码”结构的启发下创作了《玫瑰的名字》,把传统类型叙事“侦探小说”即“我们于其中运动的结构”设计为小说的外在框架,而把“元叙事”和“互文反讽”等“后现代”技法作为传达作者意图并与读者进行对话的内在手段。埃科通过改良《尤利西斯》的文学策略,使他的“后现代”创作成为了一种以内在的反思性结构启发读者的创造性诠释。

理性的限度:符号性诠释理念的建构及其启示

"符号性诠释"理念是对封闭的文本结构与开放理解之间关系问题的一次当代回应。该理念源于"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由意大利符号学家翁贝托·埃科在反思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后提出。在著作《诠释的诸种限度》中,他划分了两种诠释文本的阶段,即"语义性诠释"与"符号性诠释"阶段,并试图在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之上,把后者建构成为一种因人类认知活动而产生的普遍性诠释理念。根据皮尔斯所建构的三元符号框架,从"解释项"发展而来"最终逻辑解释项",不但在交流过程中发挥了限制语义过度生产的实践功能,而且暗含某种辩证性的哲学内涵。皮尔斯在与"真实"观念有关的经典哲学命题上,拒绝了先验的真理,主张一种被实践所事后建构的真实信念。而埃科为了防止这种建构踏入"过度诠释"的陷阱,在批判了当代的读者强权与文本至上思想后,强调了皮尔斯哲学思想中的"自我控制"观点。最终,透过"戏仿"这样一种诠释性的叙事创作,埃科发掘出了"自我控制"作为一种理性的限度所暗含的创造性,并在从现实到文本、从文本到现实的循环路径中,探索出了一条必须经由文本超越文本的实践路径。

鲁迅《野草》中对战士形象塑造的论析

鲁迅一生创作过众多作品，涵盖面广，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等，几乎涉及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体裁。而《野草》这本鲁迅唯一的散文集，因其曲折晦涩的象征手法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同时它也为人们窥探鲁迅思想打开了一扇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