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簇”理论与鲁迅《伤逝》创作动机阐释难题——兼及《伤逝》研究中的“过度阐释”现象

学术界对《伤逝》创作动机(意图)的解读难以取得共识。运用建立在现代心理学理论基础上的“动机簇”理论解决这一阐释难题,是一种思路。第一,《伤逝》的创作是由“动机簇”完成的,“动机簇”是由多个创作动机形成的“丛簇”现象,因此《伤逝》的创作动机不是单一的,而具有多元并存的特征,其中至少包含一个“外部动机”和一个“内部动机”。第二,在《伤逝》的“动机簇”结构中,存在着主导动机与非主导动机、显明性创作动机和潜隐性创作动机的区别。第三,《伤逝》的创作动机虽然表现为多元化的“动机簇”现象,但并非没有限制的,创作动机数量的有限性决定了不能对《伤逝》的创作动机进行随意的、脱离作者或文本实际的“过度阐释”,而这种“过度阐释”现象在《伤逝》研究史上屡见不鲜,值得警惕。

“吃人”命题的世纪苦旅——从鲁迅《狂人日记》到莫言《酒国》

莫言的《酒国》是在鲁迅传统及《狂人日记》的影响下创作的长篇小说,由于"吃人"主题的再现从而与《狂人日记》取得了某种精神对应。两篇小说中的"吃人"内涵同中有异。第一层面都指向真正的肉体"吃人"。第二层面是指向象征意义上的"吃人",《狂人日记》侧重于文化文明层面的批判,《酒国》侧重于现实政治层面的批判。两者的"吃人"都具有巨大的同化性与普适性,启蒙者形象被彻底解构,表现了改造"吃人"文化的艰难。两者都表达了对未来的焦虑和渴望。第三层面可作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理解。产生于20世纪的《狂人日记》和《酒国》体现的人道立场、启蒙态度、民主观念与批判精神,使之和古代的同类"吃人"题材的作品划上一道分水岭。

也论鲁迅的脑袋和自由主义的帽子

传统观点认为胡适是自由主义者,而鲁迅则不是;相反意见则认为鲁迅而非胡适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以上两派各执一词,迄今没有一个圆满的答案,成为现代文化史上一个仍没有彻底解决的悬案。其实,胡适和鲁迅都和自由主义有关联,胡适属于原典自由主义,鲁迅属于个性自由主义。原典自由主义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个性自由主义则是不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它只具备原典自由主义所有原则中的重要一端,即其中之一的"个人主义原则",注重个性自由,而其内涵近似于"哲学自由主义"。鲁迅的脑袋能戴上自由主义的帽子,但帽子的款式却是个性自由主义,而非胡适式的原典自由主义。

“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就“国民性”问题与摩罗先生商榷

摩罗先生一直以来都是笔者由衷崇敬并喜爱的作家，但本文却是从反面对他的一篇文章提出一点商榷意见。不久前，摩罗在柏杨逝世之际发表《但愿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一文，对鲁迅和柏杨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提出质疑和批评。摩罗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是由西方传教士、鸦片贩子和枪炮手发现和描述的，国民性话语表现为一种西方／东方、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关系。

附魅与神化——对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反思(一)

新时期以来,20世纪中国作家几乎走下神坛而"祛魅",但唯有鲁迅是例外。文学批评界一直在为反对"神化鲁迅"、还原"人间鲁迅"而不懈努力,可是并没有真正彻底去除"神化鲁迅"的倾向,而是对鲁迅进行另一种形式上的"附魅"与神化。具体体现为:批评鲁迅的非学理化倾向;反批评一定程度上的非学理化倾向;现行大学文学史教材,不对鲁迅创作不足作出辩证评价;夸大鲁迅思想家的一面;和其他经典作家相比,学术界不谈或少谈鲁迅文学创作的不足。

“过度阐释”与“偏离鲁迅”——对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反思(二)

新时期"鲁迅研究"中存在一种"过度阐释"的现象,从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阐释鲁迅"与"本真鲁迅"之间的偏离。"过度阐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索引派"研究的"死灰复燃";二、脱离文本的"自说自话"式的"伪创新";三、涂敷在鲁迅脸上的各种"他者"话语的"雪花膏";四、低水平的重复阐释。"过度阐释"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有深层次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一、与鲁迅研究面临"无处阐释"和亟待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困境和危机有关;二、与现行的形式主义学术评价体制有关;三、与当下学术界存在的浮躁学风有关;四、与当下文学研究方法的过分泛化有关。

意识形态偏见、众声喧哗与经典认同——美国华人文化圈的鲁迅研究

美国华人文化圈的鲁迅研究具有三个明显特征:首先,部分鲁迅研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沦为反共或冷战的工具。其次,总体上呈现出多元解读、众声喧哗的生态格局。"正读"和少部分的"误读"现象共存,很多"正读"达到了一定的学术高度。再次,由于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学术生态和研究传统等的影响,美国华人文化圈对鲁迅的评价观点各异,甚至有霄壤之别,但有一点基本能取得一致:承认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承认鲁迅某些作品是杰作,表现出对鲁迅经典价值的认同。

社会透视、文化思考和女性关怀——论“新移民文学”作家施雨的小说创作

施雨是海外华人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其代表性小说因表现了对美国社会的多维透视、对中西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困境的深刻表现、对女性生存境遇的追问和关怀等多维主题,故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思想价值。

“鲁迅缺乏宗教关怀”?——鲁迅与基督教文化关系识见

针对90年代学界质疑"鲁迅缺乏宗教关怀"的声音,文章阐释了鲁迅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其一,鲁迅并非宗教虚无主义者,鲁迅极力肯定宗教的"本根"意义。其二,鲁迅对基督教文化采取的是"拿来主义"的辨证态度,基督教的救世精神与牺牲精神深深影响了鲁迅。其三,鲁迅的"弱者之爱"与基督教的"博爱"既有重合也有分歧,鲁迅的"不宽容"与"渴血复仇"的对象是针对邪恶腐朽势力而非下层民众。鲁迅对弱者之爱更体现为一种形而下性质的"宗教关怀"。其四,无宗教信仰的中国没有基督教文化背景,而形而上的宗教关怀则产生于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中,鲁迅与托尔斯泰等西方作家产生于中西不同的文化母体,无法用同一标准进行优劣比较。

鲁迅对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发展的贡献

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发展有鲁迅的一份独特贡献,表现为如下三点:对域外报告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热情介绍和推崇,对国内报告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大力支持和推介,在报告文学理论和创作上的独特贡献。鲁迅作为"文坛盟主"和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他对报告文学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推介,有助于改变报告文学这种文体被歧视的局面,提升报告文学的文体地位,促进了报告文学理论的完善和创作的丰收。

从《余震》的“疼痛”到《唐山大地震》的“温暖”——兼论冯小刚的改编策略

从张翎的小说《余震》到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冯小刚进行了诸多改编。主要表现为：小说强调的是＂疼痛＂,而电影表现的是＂温暖＂;小说中的＂疼痛＂是不可疗治的,而电影中的＂疼痛＂是可以疗治的,疗治的良方是＂亲情＂;小说中人物表现了＂善＂与＂恶＂并存、具有复杂人性内涵的人物形象,电影中则对人性进行提纯,仅表现＂善＂的一面。小说的主角是苦痛难愈的方登,电影的主角是坚韧达观的元妮。以上改编体现了冯小刚的改编策略：迎合中国观众的传统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配合＂汶川大地震＂后中国人重建家园的需要,以期获得更多的票房收入。

“微观政治”中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鲁迅与1990年代后中国小说中“国民性”主题系列研究论文(一)

鲁迅小说开创的"国民性"主题在1990年代后中国小说中得到鲜明的承续,两者都典型地表现了"微观政治"中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微观政治"是指存在于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兼有"国民性"和"人性"二重内涵,体现为人的心理结构中具有的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因子,具体表现为恃强凌弱、冷漠残忍、麻木不仁、缺乏爱心的兽性心理,揭示了人的行为所蕴涵的"动物性法则",它往往在"微观政治"中充当扼杀他人精神而非肉体的精神"杀戮者"角色,"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主题在1990年代后小说中频繁再现表明了"改造国民性"的艰难,世纪初鲁迅孜孜以求的"改造国民性"的重任并没有完成。

是“老石头”,还是“大师”?——论“后新时期”文化语境中的鲁迅

在“后新时期”文化语境中,鲁迅大致遭到三种文化思潮的颠覆消解,其一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其二是极端自由主义思潮,其三是世俗主义思潮。但是鲁迅终究是无法消解的,区别于其他传统意义上的20世纪中国作家如沈从文、曹禺等,鲁迅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作家,更重要的是他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独异的具有生命力的“精神资源主体”,永远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红学”别一境界的开拓——论刘再复“第二人生”的《红楼梦》研究

刘再复"第二人生"的《红楼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独具的特色:源于个体生命需求和灌注主体生命体验的研究;独树一帜的"悟证"研究方法 ;横跨中西、博古通今的"大观"研究视野;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新性内容和观点。刘再复的《红楼梦》研究开拓了"红学"的别一境界,推动了"红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

鲁迅的“启蒙主义”何错之有?——对近年来质疑鲁迅“启蒙主义”声音的回应

针对学界对鲁迅启蒙主义的质疑,笔者认为:鲁迅启蒙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让被启蒙者有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走向成熟状态;文学死亡不是因为启蒙主义的盛行,而是因为启蒙主义的衰落;底层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共存,仍有启蒙的必要;启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在21世纪需要继续下去。

鲁迅、苏童与世界文学中的“重述神话”传统

将鲁迅、苏童的“重述神话”文学创作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才能显示其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在西方,“重述神话”是一种自觉而成熟的文学传统。而在中国,“重述神话”不能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传统。鲁迅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补天》、《奔月》、《理水》,苏童创作了长篇小说《碧奴》,承递了西方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述神话”的优秀传统,填补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领域的空白,开辟了中国新文学创作一个崭新的方向。

“转型”切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普通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理念再思考

在向"应用型"转型的"焦虑"影响下,各普通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纷纷跟进改革,积极调整思路来培养学生的各种应用型技能。但不少高校陷入误区,不同程度地弱化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技能——写作技能,即在中外文学涵养浸渍、熏陶濡染之下而形成的应用性和文学性兼具的写作技能,这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之"根",是其他技能的基础。在方法上,可以实施"三百计划"来训练这种核心技能。此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再学习"能力。

理性反思、生命共鸣和“贯通型”研究传统——刘再复“第二人生”的鲁迅研究

刘再复"第二人生"的鲁迅研究是建立在对"第一人生"鲁迅研究的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对其"第一人生"鲁迅研究的时代性局限进行自我批判,并从反向提出相应的学理性主张。刘再复"第二人生"体验和鲁迅的生命体验在某个层面产生深刻共鸣,因此,其"鲁迅研究"也是借鲁迅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浸染上浓厚的主体特征和情感色彩。刘再复"第二人生"的鲁迅研究体现为美国汉学研究传统和中国大陆本土研究传统的贯通融合。

“媚俗”、“媚雅”时代中的“坚守”——梨园戏《陈三五娘》和青春版《牡丹亭》的改编合论

"媚俗"(包括"媚雅")是大众文化时代文化领域中一个常用的词汇,传统戏曲如何应对"媚俗"(包括"媚雅"),梨园戏《陈三五娘》和青春版《牡丹亭》改编的得失说明:改编可"俗化"、"雅化",但不可"媚俗"、"媚雅",要坚守作品本身的艺术和思想水准。为了应对传统戏曲在大众文化时代濒临灭亡的困境,寻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之路,梨园戏《陈三五娘》可吸取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经验——采用"古典为体,现代为用"的制作手法和全方位"媚俗"、"媚雅"的广告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