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信心,鼓励创新,增强供给创造需求的新动能

浙江要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改善预期提振信心,先立后破鼓励创新,增强供给创造需求的新动力,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格局,持续推动浙江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展望2024年,我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了疫情后震荡中的缓慢复苏,将继续保持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但是,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依然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国内经济的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叠加.

苏南模式演进与发展

苏南模式是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中最有影响、最为成功的道路之一。苏南模式催生了:苏南模式乡镇集体经济代表——华西村的发展变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成就的文明高地——张家港精神;不等不靠的苏南模式代表——昆山之路;新苏南模式走在前列创新演进的代表——苏州模式等多个鲜活的改革与发展创造样本。苏南模式如今是国资、外资、民资与股份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窗口。苏南模式的演进与发展,是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苏南模式的最新发展,为构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土壤。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发展是现代化发展轨迹的空间展现,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与关键支撑。新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新发展环境、新技术冲击、新空间结构与新制度安排,对区域发展动能和区域发展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新发展格局具有市场畅通、创新驱动等深刻内涵,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动力、市场可达性、产业链空间布局加速调整;数字技术改变了要素空间流动的成本与收益对比,重塑区域空间距离、区域要素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区域空间结构呈现出更加明显的网络化和流动性特征,影响城镇体系和区域治理模式;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强调空间效率和空间公平的动态平衡,推动区域发展目标和区域发展关系发生转变。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要以新时期区域经济发展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加快数字时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创新增长极与区域创新理论等理论的突破创新,为新时期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所有制约束与要素价格扭曲——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2001—2003年全国工业行业数据,本文分所有制形式对中国资本和劳动力两要素的价格扭曲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总体上高于劳动力要素;国有经济部门中要素相对价格的扭曲程度要高于非国有经济部门。同时研究还认为,国有企业资本深化、“民工荒”等宏观经济问题其实是与所有制约束下要素价格的扭曲有内在必然联系的。研究结果对当前进行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变迁方式划分标准

本文根据制度变迁的动因将制度变迁理论作了分类,并对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假说进行了评析。作者认为,引入“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概念后,就可按照统一的标准划分制度变迁方式,并赋予三种制度变迁方式新的内涵,在新的内涵基础上,三种制度变迁方式是可以相互并列的。

浙江民营金融业的发展

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势下，于原有金融体制外发展民营性质的金融业对进一步推动我国金融深化具有战略性意义。浙江民营金融业的兴起不但构成了浙江经济（包括金融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浙江农村工业化和其他行业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主要支持力量。本文考察了浙江民营金融业发展的现状、作用与制约因素后，认为有必要于将来构筑包括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在内的完善的民营金融体系。

温州模式研究:回顾与展望

本文从理论研究的视角,首先概述了温州模式的内涵与特点,同时从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两条主线,分析回顾了近十几年来有关温州模式研究的进展和现状,接着对温州模式研究中有关人文精神问题和海外学者的视角两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最后指出了温州模式的内在生命力和发展前景,并预测了下阶段温州模式研究的三个热点问题。

制度扭曲环境中的金融安排:温州案例

制度安排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一旦由政府决定的强制型制度被确定 ,诱致型制度变迁也随即被选择 ,完成制度的整体功能。在金融制度扭曲的情形下 ,强制型制度变迁和诱致型制度变迁在金融发展中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以浙江民营金融发展为例

民营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是浙江当地经济的市场深化所引致的结果 ,目前其已成长为浙江金融界的一支重要组成力量 ,并对金融深化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实现民营金融的良性发展 ,需要解除对民营金融的压制 ,为其创造一种适宜的制度环境。

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市场增进论视角对浙江台州的历史考察

本文采用青木昌彦的市场增进论观点,以浙江台州改革开放25年来的发展历程为案例;着重分析这一历程中台州市政府在不同阶段,分别在什么条件下发挥了协调作用;即如何通过组织内和组织间的民间协调来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同时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论文最后也指出了该视角对认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历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启示。

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基础

一、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动因和条件 1.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既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原因之一,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之一.规模经济主要与成本不可分性、规模因素扩大、专业化、大规模资源、生产技术的改进以及学习效应相关.

总需求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本文从结构主义视角,参照1970—2008年国际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剖析了中国转型发展中的总需求结构特征,分析了总需求结构失衡且调整缓慢的内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总需求结构调整必须跳出需求结构本身,从经济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制度两个方面着手,确立以扩大内需为支撑的内生发展战略和构建"劳动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

我国地区收入差距、流动人口与刑事犯罪率的实证研究

地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刑事犯罪率的快速攀升,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两个重要社会现象。地区收入差距所引发的跨省流动人口又与刑事犯罪率显著正相关,因此,控制流动人口因素是准确测度地区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率相互关系不可忽视的问题。通过分解跨省流动人口方法,可以解决两者存在的共线性问题。当某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则该地区刑事犯罪率将下降0.44—0.49个百分点,上述负相关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该系数远大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系数,表明在诸多收入差距因素中,地区收入差距是影响我国刑事犯罪率的最主要因素,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

制度创新与民营经济成长——以浙江台州为例的历史制度分析(HIA)

本文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和台州的历史禀赋,从制度创新与民营经济成长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历史制度分析理论框架与方法,对 1978年以来台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总结,试图揭示台州区域制度创新与民营经济成长的内在动因。本文认为台州制度创新与民营经济发展过程是民间诱致加政府增进的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模式。

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与犯罪

改革开放后,我国流动人口与犯罪在历史周期、空间布局、结构特征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流动人口的犯罪成因及其与社会整体犯罪率的相互关系成为亟待研究的社会问题。低收入、高财产犯罪是我国流动人口及其犯罪的显著特征,犯罪经济学有关收入差距与犯罪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合适的分析框架,应用这一分析框架研究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与犯罪的文献日益增多。从流动人口与犯罪,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与犯罪的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三个不同层面,综述相关研究文献,梳理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发展脉络,并作出相应的评价和研究展望。

波斯纳与《法律的经济分析》

波斯纳是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 ,为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将在介绍波斯纳的研究经历、研究方法及其财产、契约和侵权理论的基础上 ,就波斯纳对法律经济学的贡献做出简要的评价。

基于买方市场的劳工标准移植研究

市场的竞争促使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成为劳工认证供应链的一部分。本文基于买方主导型市场结构,运用信息租模型分析劳工标准在中国移植状况。研究表明,高劳工标准的存在,是供应商追求信息租金和采购商追求真实剩余博弈的均衡;当供应商类型分布不满足单调风险率性质时,会出现低标准混同均衡,也是采购商借助买方市场势力极大化真实剩余的结果;当采购商风险偏好属于规避型时,最后均衡劳工标准较之风险中性时要高,同时买卖双方福利都会提高。

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研究的开放与知识共享——基于中国社科期刊参考文献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作为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的学术论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也具有相当的学术研究价值。在整理了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四个学科国内权威学术期刊所发表学术论文的参考文献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国内纵向和国际横向比较研究发现:经济学、社会学和国外接轨较快,法学、政治学和国外接轨较慢;各学科对外部知识的引用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对比各个学科在1998年和2008年的跨学科引用情况后发现,经济学的自引参考文献比例下降明显,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三个学科自引比例均有所上升。另外,社会学和法学这两个学科对经济学文献的引用较高。相对而言,政治学引用经济学文献的比例较低。对于国内跨学科研究并不发达的原因,跨学科学术期刊的缺乏是影响参考文献引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国内目前从事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人员也相对较少。

价格管制、行政垄断及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国转型时期蚕茧价格管制的原因分析

中国转型时期,在大多数农产品价格逐渐放开的同时,蚕茧、烟草等农产品的价格一直受到政府管制。为了达到控制农产品价格的目的,政府还不得不把对价格的管制,扩大到对产品流通乃至整个产业经营和流通的管制。本文对中国转型时期蚕茧价格管制的分析表明,蚕茧价格管制的实质是行政垄断,而行政垄断的原因在于转型过程中政府、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博弈及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