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语盂县方言指示代词四分现象的考察

盂县方言指代方位/处所、人/物、时间的指示代词是四分的,即"近指,较远指,更远指,最远指",指代方式、性状的是三分的。盂县方言指示代词首先是由"这、兀"和"这、那"两套系统叠置成的三分系统,第四指应是在三分系统形成之后,系统内部不同方音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的叠置,这种叠置最早出现在指代方位/处所的指代词中,后来又向指代人/物和时间的指代词类推,从而形成了如今复杂的指示代词系统。

山西绛县方言指示代词“这、乃、兀”与结构助词“的”的语法共性

绛县方言指示代词"这"、"兀/乃"与结构助词"的"具有语法共性,与普通话"这"相比,绛县方言的"这"更加虚化,已能自由出现在关系从句甚至无核关系从句之后替代结构助词"的";"兀/乃"比"这"的虚化更加彻底,远指功能已经消失。"这"、"兀/乃"的结构助词功能应该经过重新分析。但"这"、"兀/乃"还不能完全替代"的",主要原因是其指示功能还存在,宾语位置的非定指特点使得指示词的出现还不自由。在形容词后"这"、"兀/乃"与"的"没有语法共性。

山西晋语区与官话区人称代词之比较

山西晋语区和官话区在人称代词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主宾语位置上单复数的转换,晋语区多用"异根"和"合音"形式,官话区多用"变调"形式;领属位置上专职的领格形式晋语区多用"异根""合音"等形式,官话区仍多用"变调"形式;晋语区复数词尾多为"们""每""弭"及其变体,官话区多为"家"词尾或其变体形式;第三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同形现象也多出现在晋语区。

山西方言的特指疑问句(一)

特指问句是指用疑问代词作为疑问焦点的问句。山西方言特指问句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疑问代词上,疑问代词在官话区和晋语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晋语区问人的疑问代词有单数"谁"复数"谁们"领格"谁家"等;官话区没有复数形式和领格形式,问人代词有"谁"或"哪",还有很古老的"孰"。问物的疑问代词"甚"主要出现在晋语区;"什么"及其合音形式"瑟""嗦"等主要出现在官话区,"啥"既出现在晋语区也出现在官话区。问处所的疑问代词在晋语区和官话区都是多以"哪"为词根构成,吕梁片的"阿"不应是"哪"脱落声母的形式,而应是来源于近代汉语代词"阿"。问时间时山西方言多用"甚""啥""多""哪"和"什么"及其合音形式为中心,与"时候""会儿"等构成疑问代词。

山西方言的特指疑问句(二)

问方式的疑问代词常用"怎么/怎嘛"的合音形式"咋"、"作"、"啧"以及省略形式"怎"等,少数方言用"阿地""得嗫"等。问原因的疑问代词有两套,一套是"怎么"、"咋"、"啥"、"甚"等,另一套是"(因)为啥"、"(因)为甚"、"(因)为什么"等,少数方言用"阿"和"争"提问。问程度的疑问代词在晋方言中一般用"多",少数用"多来""、多嗫"、"多待"等。"咋"是"怎么"的合音形式,"作""、争"可能是近代汉语疑问代词"作"、"争"的沿用与发展,"作么"的产生时期应比"怎么"要早。

山西河津方言“子”尾的语音特点

河津方言"子"尾有三个层次的读音:第一种是老派读音,即按照前一音节韵母是否具有鼻音色彩把"子"尾分别读为[tei0]与[nei0],这是一种连读音变现象,至今仍是当地方言的强势读音;第二种是中年妇女把[tei0]、[nei0]合流为[nei0]的读音,这应是一种弱化现象;第三种是青少年人群把[nei0]又读为[lei0],由[nei0]到[lei0]应是进一步的弱化。[tei0]→[nei0]→[lei0]这样连续的弱化链在同一方言共时平面上共现比较少见,它的进一步弱化应该就是周边方言的"子变韵"。

湖北监利西南部赣语人称代词的典型特征

湖北监利西南部方言归属赣语,属于西南官话和赣语的过渡区。本文旨在研究这个过渡区人称代词的典型特点,探讨在语言接触过程中,过渡区人称代词多种复数标记形式的并存现象,人称代词在领属语位置上的音变及其相关的语法功能,人称代词在领属语位置上复数形式单数化的类型学意义。

晋语兴县方言指示代词四分现象的特点——兼与晋语盂县方言四分现象比较

兴县方言指示代词有比较复杂的分类系统,一般语境中三分,在特定语境中有四分甚至五分现象。四分或五分大多是利用"那"与"兀"或"那"的不同音变形式相区别。经过全面系统的考察,发现兴县方言这种四分或五分现象是一种临时分类,与盂县方言的四分系统有本质的区别。

汉语称谓语中“偏离”现象的文化心理例谈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称谓语是人际关系的一种标志 ,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规范形式的“偏离”称谓 ,正是一种文化与心理的偏离。这种偏离现象 ,有的仍是在汉民族传统文化如宗法制度、礼教文化或民俗下的偏离 ,没有脱离民族文化的轨迹 ,而有的偏离现象却是对民族文化与心理的根本偏离。职衔敬称、亲称泛化、反语昵称等是汉语特有的称谓文化 ,但“礼为上 ,情不言”以及以老为尊等传统文化如今已面临挑战。

从“师傅”“书房”和“生活”等方言词看晋南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

晋南很多市县的方言尊称“老师”为“师傅”,称呼“学校”为“书房”,把“毛笔”叫“生活”。“师傅”、“书房”和“生活”的说法是沿用古义。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且越是使用频率高的意义越能抵御外来新词语的冲击。所以“师傅”、“书房”和“生活”古义的世代相传反映出当地历史上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及其思想根源。

山西盂县方言的动词“抬”

山西盂县方言的动词"抬"与普通话差异较大,可以表示普通话"抬、端、做、说、干、学、写、收拾、安顿、养育"等多种动作意义,相当于普通话的"弄",但比"弄"的表义更宽泛,"抬"的意义已经泛化。从共时和历时角度考察,盂县方言的动词"抬"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应是自成系统、具有排他性的特征词。

山西兴县方言指人代词的复杂形式

山西兴县方言没有第三人称代词,其第三人称都由指示代词兼任。兴县方言指示代词非常发达,形成了专门指代人的指示代词,其说法多达31种。这些指人代词主要通过指示代词的多层叠置和附加词尾形成,既可以表示“单数—少数—较多数—最多数”的语法意义,也具有“亲近—中性—疏远”等语用功能,因其还具有“近指—较远指—更远指—最远指”的距离意义,所以,这些指人代词还不是人称代词,仍是指示代词。其复杂的叠置形式可能是兴县各片方言之间长期接触的结果。

晋语盂县方言的体态系统

盂县方言体系统包括动态和事态两方面,动态有完成体、持续体、经历体、继续体和起始体;事态有已然态、曾然态、将然态和正然态。体与态主要通过标记词来体现,而且体标记和态标记可以在同一句子中共现,分别表示不同的体意义和态意义。

晋语盂县方言的时制系统

盂县方言的时制系统首先包括先事时、当事时和后事时。先事时标记为"来;"当事时分为当事—现在时、当事—过去时、当事—将来时三类,标记词是"哩"和"咧;"后事时也分为后事—现在时、后事—过去时、后事—将来时,标记词为"也"。同一句子用不同的时制标记词语法意义就完全不同。

交给学生金钥匙——魏书生教改之魂

交给学生金钥匙——魏书生教改之魂●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史秀菊“交给学生金钥匙”是我们经常听到，也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老话，也是每个教育工作者的一种理想。但真正能把金钥匙交到学生手里并使学生有能力拿着金钥匙打开知识宝库大门却很难很难。魏书生成功的关键却正在...

从方言词语的文化意蕴看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负者。不同特色的文化现象必然会使负载它的语言受到影响,语言的产生与发展也必然会促进和影响人类文化的发展。我们从方言词语所反映出的文化现象及方言对文化的影响便能很清楚地看出语言与文化间的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作用。 一、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与制约作用 正如人类先有思维,而后才有有声语言一样,文化与语言之间也是文化第一性的,然后才产生与这种文化相联系的语言。而“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社会地域的群体,由于生活条件的差异,必然会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这种不同的文化必然会在各自不同的语言或方言中表现出来。 1、不同的地域、物产和习俗使得同一事物在不同方言中有了不同的名称。比较典型的是颜色词。除了“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基本颜色词外,其它小类颜色词在各地方言中很难统一,这里固然有约定俗成的因素,但颜色词的差异。

氮磷膨胀型阻燃剂对聚氨酯阻燃性的影响

将氮磷膨胀型阻燃剂用于聚氨酯膜中,利用垂直燃烧法、烟密度法、氧指数法和锥形量热法表征其性能。发现当阻燃剂用量8%时所得阻燃聚氨酯膜性能最佳,该阻燃剂以凝聚相阻燃方式进行阻燃。

关于汉字规范化工作的思考

我们各级政府的汉字规范化宣传工作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停止,但社会用字的混乱现象却未见好转。两次规范汉字测试表明,这与各级各类学校师生对写规范汉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关,也与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有着直接联系。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初见成效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汉字规范化也应纳入法制轨道,而且应该从各级各类学校抓起,首先从教师抓起。

关于“语”与“非语”的思考

"语"应是:由词构成,结构相对固定,形式比较短小,意义具有整体性或警示性的现成话。所以"语汇"应该包括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和部分名人名言(格言)。词,自由短语,表示人名、地名、单位名称、科学术语的固定短语和修辞中的辞格不应是"语"。另外还要注意把成词语素构成的具有比喻义的词排除在"语"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