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初的学术史编写

清初顺康时期 ,经历了鼎革之变的理学士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总结 ,写下达 2 6种之多的学术史著作。诸多学术史作者以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学术危机感和深沉的历史反思意识 ,总结了自先秦孔孟至宋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心学的源流发展及利弊得失 ,从学术层面探讨了社会治乱兴衰的缘由 ,并在写作体例上突破旧模式 ,涌现出像黄宗羲《明儒学案》一类的上乘学术史佳作 ,从而把中国学术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此期学术史著作初步展示了调和程朱陆王与扬朱抑陆两个不同的思想倾向 ,为清中后期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做了重要铺垫。这些表明 ,宋明以来流行的理学尽管在此时已呈衰势 ,但仍然是学坛的主流派别 ,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

20世纪初西史东渐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轫

20世纪初,以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政治状况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史学革命应运而生。一批留学欧美、日本的学子积极译介域外新知,域外史学的大量成果及信息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形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引进国外史学的新高潮。西方吏学思潮的大规模输入对中国社会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和思路,为新史学倡导者批判封建旧史学、创立近代新史学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效法的模式,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并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堪称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的精彩篇章。

唯物史观在我国早期的传播

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所遵循的基本指导理论 ,早在中共成立以前 ,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开始宣传介绍这一理论。清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 ,都涉猎过关于唯物史观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社会存在的基础、阶级和阶级斗争、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等理论观点 ,都被他们所重视而先后提到 ,形成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程。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壮大了清末国人开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

清顺康间理学的流布及其发展趋势刍议——以清初理学士人编刊的学史著述为例

清初,经历了鼎革之变的士大夫在劫后之余,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文化学术进行深入反思,写下学史著作多达 25种。这些学史著作均出自理学派学者之手,牵扯到分布于大江南北六个理学群体,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顺康间理学势力发展的强壮势头。这些学史著作,或者出于陆王而调和程朱,或者出于程朱而调和陆王,或者尊程朱而抑陆王,表达了不同的学术主张,是清初理学流布及其发展趋势的生动体现。这表明,至清初、宋明以来流行的理学尽管已呈衰势,但仍然不失为当时学坛的主流派别,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保持着相当的优势地位。

关于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问题的几点浅见

研讨"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的问题,对于刚刚跨入21世纪、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的我国史学界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且也给中国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变化,实现了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尽管出现了一系列新形势、新挑战,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唯物史观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指导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其理由如下:

著名历史学家龚书铎

龚书铎先生是福建省泉州市人，1929年3月生。1947年入台湾师范学院史地系（现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50年转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5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史学研究所所长。

辛亥革命与近代科学传播

辛亥革命时期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新的形势。科学传播的途径进一步扩大 ,传播的内容更为丰富 ,传播的主动权已经从过去的外国传教士转入中国知识分子手中。这些变化直接导致国人科学理念的更新与进步 ,发出了“科学救国”的时代强音。辛亥革命时期的科学传播不仅为仁人志士批判封建迷信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在国人中进行了一次重要的科学思想启蒙 ,而且为革命派开展的反清斗争造了舆论 ,为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

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

晚清时期,兴盛于乾嘉年间的清代儒学主流学派——汉学——尽管走上衰落的道路,但这种衰落并非直线性地下降,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变化的过程。自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汉学依然是中国学坛人多势众、著述丰富、分布广泛的强势学派,居于学界“老大”的地位。晚清汉学家们秉承乾嘉宿儒治学传统,在经学、小学、音韵学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甚至在某些方面直驾乾嘉而上。晚清汉学困处于与乾嘉汉学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形成“实”、“通”、“变”的历史特征,并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实现着自身的新旧更替。晚清汉学既沿袭了传统儒学的许多消极因素,也包含着其中的积极成分,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产生了复杂而多重的影响。

倭仁与晚清理学

倭仁与晚清理学史革新倭仁（１８０４—１８７１），字艮峰，又字艮斋，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道光朝进士。曾任大理寺卿、叶尔羌帮办大臣、蒙古都统等职。北京政变后，他以讲程朱理学受到清廷重用，擢为工部尚书、大学士，兼同治皇帝师傅职，作为“理学名臣”、“三...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特征之我见

"民族主义"问题是个跨学科的话题,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而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较长、争议颇多,无论是概念或内容,是历史演变或表现形式,或是理论与实践意义,都备受学界关注。本刊借中国社科院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召开"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会议之机,约请几位专家学者,就这一课题谈些个人认识。各位专家从不同视角切入,触及到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相关的很多层面,他们的论点可能各不相同,也许会有思想交锋,但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思想。我们期待大家的研究及思想火花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皇太极时期满族对汉文化的吸收

满族入关前,努尔哈赤在政权建设、社会发展的一些方面注意吸收汉文化,开创了"清因明制"的先河。皇太极执政后,继续推行其父吸收汉文化的政策,初步形成政治上推行"武功"与"文治"并举、文化上提倡儒学的治国思路,为入关后清朝实行统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后期的汉文化对于清统治者来说,无异于一把利弊相形的双刃剑。其中的某些成分,可以成为其民族崛起的催化剂;而其落后方面,如君主专制、纲常名教等,又使新兴的满族背上了沉重的封建主义的历史包袱。

理学与晚清社会

程朱理学是传统儒学中的重要派别，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于官方哲学的显赫地位。清朝初年，程朱理学一度被统治者大力提倡，但很快被考据学所压倒，跌入低谷。嘉道以后，清王朝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再度倡导理学，以至在咸同年间出现理学复兴的局面。晚清理学分为理学主敬派和理学经世派，继续受到清王朝的支持。理学经世派标榜“义理经济合一”，影响了当时的政风、学风，给晚清理学打上时代的烙印。理学对晚清社会的影响不仅及于政治、学术，而且还及于人们的社会生活。

近代文明观形成浅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陈寿祺与清嘉道年间闽省学风的演变

陈寿祺是清朝嘉道年间的名儒,博学多才,学术造诣高深,于经学、小学、古文辞学等无不深究,著述丰富。他坚持兼收并蓄、关注现实的治学原则,不仅兼采汉宋、会通今古文经,广泛吸收各家学术所长,而且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以“兼通”和“致用”为特征的学术风格。他在主持鳌峰书院期间,以有用之学造士,造就出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等一批杰出人才,使福建学术从过去的程朱理学一枝独秀,转变为嘉道年间诸学并举的局面,使古今文经学、经世之学在闽省开展起来。对于处在社会变革前夜的福建学坛来说,陈寿祺的这些努力为该省学术向近代方向转变做了必要的精神准备。

试论晚清诸子学的兴起

明清之际,诸子学已经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出现了萌发的迹象。晚清时期,随着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诸子学的复兴成为不可逆转之势。维新运动兴起之前,部分耆学宿儒承清初诸子学复萌之余绪,本着乾嘉汉学的研究路数,初步性地开展关于诸子学的研究,对于诸子典籍的校勘、辑佚、考证、注释,侧重于技术性的整理,为诸子学在晚清的兴起付出了积极的努力。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新派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诸子学,使诸子学的研究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开展起来。新派学者破除了“独尊儒术”的藩篱,扩大了学术眼界,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振兴祖国民族文化和探讨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上面,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见解,为民国年间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从周恩来评胡适的文章看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分化

1923年2月,周恩来以"飞飞"的笔名,在中共旅欧支部创办的刊物《少年》发表了《评胡适的"努力"》一文,批评热衷于政治改良的胡适所鼓吹的"好政府主义"。周恩来在文中以"革命救国"论批评胡适对军阀统治的"迷信",抨击胡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的幻想。其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过,胡适已经和周恩来等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思想上分道扬镳。从周恩来这则评论看出,五四新文化思潮发生的这种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从中分化出的革命救国论者与社会改良论者在政见上既"异中有同",又"同中有异",而最终则他们之"异"大于他们之"同"。

晚清时期的自然灾害及其成因、影响约议

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高发期,尤其以水、旱、震、风、虫等灾害发生的次数最多、危害最大,成为导致中国近代社会迟滞、衰落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灾害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自然地理条件本身不利因素的影响,又有人为因素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还有不良社会政策及吏治腐败等因素的作用,带有综合性、复杂性。自然灾害对晚清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极为严重。中国近代社会出现的经济衰退、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等负面社会现象,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自然灾害的肆虐有关。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探索

作为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具有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内涵。它不仅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主张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而且反对一切外来民族压迫,力主恢复中国在世界各民族国家中的国际地位,正确地回应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危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以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近代民主国家为目标,始终与近代民主主义相结合,贯穿着近代民主精神。孙中山在倡导民族主义的同时,把弘扬民族精神作为革命党人进行民族革命、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更新改造,从而把对于民族主义的倡导、民族精神的弘扬,建立在发展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而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并惠及亚洲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孙奇逢理学思想综论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理学大家。他早年曾读程朱之书,后与定兴鹿善继交游,接受陆王之学,形成"以象山、阳明为宗"的学术思想;及至晚年又和通朱子之说,生平论学大致出入于程朱陆王之间。他出于治世治学的考虑,反思社会与学术的弊端,用调和程朱陆王的观点阐述儒家学说,强调经世致用,躬行实践,不计门户,融会各家,成为清初理学的集大成者之一。他以"有教无类"的思想广收门徒,发展教育,使洛学再度兴盛,与以黄宗羲为首的浙东学派、以李颙为首的关中学派形成鼎足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