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体系韧性:水平测度及动态演进

分析粮食体系韧性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从风险抵抗能力、适应调整能力和创新转型能力三个维度构建粮食体系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数据,采用熵值法、Moran’s I指数、Kernel核密度、空间Markov链、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对中国粮食体系韧性进行测度与评价。研究发现:中国粮食体系韧性提升明显,但整体水平较低,粮食主销区粮食体系韧性较高;中国粮食体系韧性分维度指数值从高到低依次是风险抵抗能力、创新转型能力和适应调整能力。中国粮食体系韧性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多数省份位于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空间集聚程度逐渐降低。中国粮食体系韧性水平在波动中上升,具有一定的梯度效应,但极化效应较弱;相邻地区空间滞后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加本地区向上转移的概率。中国粮食体系韧性的区域差异明显但存在一定的收敛趋势,组间差异及超变密度是粮食体系韧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原因。

数字化与持续绿色创新——来自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证据

作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原始动能,数字化与可持续发展是现阶段重要的战略方向,对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探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剖析了数字化对工业企业绿色持续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可以显著促进工业企业的持续绿色创新,这一结果在历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稳健。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可以通过减少融资约束与增加企业社会责任这两条渠道,进一步增强工业企业的持续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对轻污染行业的持续绿色创新起到显著促进作用,而在重污染行业中该效应不显著;并且,数字化对制造行业的持续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显著,而该促进作用在采矿业、能源与电力行业并未得到充分释放。本研究结果充分发挥了“风向标”作用,为企业继续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与绿色创新提质增效提供了良好支撑。

数字经济与中国粮食体系韧性: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强韧的粮食体系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石。文章结合粮食体系韧性的内涵,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风险抵抗能力、适应调整能力和创新转型能力三个维度测度粮食体系韧性水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粮食体系韧性的影响效应,并通过实证研究加以验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粮食体系韧性水平,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对粮食体系韧性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在粮食主产区及大规模种植区,促进效应更加明显;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和粮食流通效率来增强粮食体系韧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粮食体系韧性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数字经济跨过门槛值之后,其对粮食体系韧性的促进作用更强。

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测量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最新一轮开展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实证测量了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代际流动性及其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利用子代-父辈受教育程度的交叉列联表,发现城镇居民教育代际流动性呈整体上升趋势,结构性流动率高于循环性流动率,教育向上流动趋势明显;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结合逐项回归思想发现父亲对子代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效应高于母亲,父母亲受教育程度每提升1年,子代接受学历教育年限数将提高0.31年和0.234年;对性别做进一步地异质性分析,发现女性教育代际流动性对父亲受教育程度的依赖性更强,男性则对母亲具有更强的依赖性,而公共教育扩张政策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效应存在非线性的变化趋势。

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与动态演变

文章在深入分析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从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对象和农业劳动资料三个维度构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采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Markov链等方法对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动态演变特征进行了测度与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升明显,但整体水平仍然偏低,粮食主销区的发展水平较高。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分维度发展水平由高至低依次为新质劳动对象、新质劳动者和新质劳动资料。各地区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极化现象,但极化效应的影响在研究期间逐渐弱化。组间差异是导致我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空间分布格局会影响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演变过程,相邻省份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提高本省向高水平转移的概率。

中国农业绿色韧性:水平测度与时空演变

文章在界定农业绿色韧性内涵的基础上,从风险抵抗能力、适应恢复能力和创新转型能力三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了农业绿色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07—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采用多种模型对中国农业绿色韧性的发展情况、演变特征及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农业绿色韧性明显增强,但整体水平仍然偏低。其中,粮食主销区农业绿色韧性水平相对较高。对中国农业绿色韧性各维度评价从高到低依次为适应恢复能力、风险抵抗能力和创新转型能力。中国农业绿色韧性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空间集聚状态比较稳定,省际农业绿色韧性存在一定的极化现象,且区域间绝对差异逐渐增加。各省份农业绿色韧性水平短期内难以实现跨阶段跃迁,相邻省份水平的提升能够提高本省向更高水平转移的概率。各农业功能区组间差异是导致我国农业绿色韧性不均衡的主要原因。

数字经济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为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和新动能。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从供给、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六个维度构建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影响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并基于2011—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实证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同时这种驱动作用在粮食主销区最大,其次是产销平衡区,在粮食主产区最小;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微观)、产业结构优化(中观)、粮食市场整合(宏观)赋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非线性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跨越该门槛时,其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

数字经济赋能粮食统一大市场: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

构建统一的粮食大市场对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粮食市场整合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从总体上看,数字经济通过规模效应、成本效应和精准匹配效应提升粮食市场整合水平。2)从异质性来看,数字经济对粮食市场整合的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具体表现为东中部地区及粮食主销区、主产区更为显著。3)从作用机制上看,粮食流通效率是数字经济影响粮食市场整合的重要中介变量。4)从非线性效应来看,数字经济对粮食市场整合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其对粮食市场整合的影响为负;在跨越第二个门槛值之后,影响效应由负转正,具有显著的“梅特卡夫特征”。基于此,建议加大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尤其需要提升中西部地区、产销平衡区的数字经济水平,缩小数字鸿沟,以数字化赋能粮食流通产业智慧化转型,提高粮食流通效率,推动粮食统一大市场的建成。

研究生教育投资-收益成效几何?——基于微观研究数据的准实验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以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城乡劳动力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生教育收益率的测量发现:研究生教育与更高的工资水平直接相关,与大学教育相比,接受研究生教育能将全体、男性、女性、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提高36.4%、39.3%、32.1%、17.3%以及41.9%;是否接受研究生教育在性别与户籍间存在较大差异,与男性、农业户籍以及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女性、非农户籍以及独生子女家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概率值要高出1、2.2以及2.9个百分点;在纠正了接受研究生教育决策中的自选择问题后,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测得研究生教育收益率约为34.8%~40%。在此基础上,从研究生教育机会供给、教育财政补偿、人才培养动态调整三个维度,提出了进一步释放研究生教育社会经济价值的政策建议。

基于电磁式声波发射的环空液面连续监测技术研究与应用

钻遇井漏失返后,井筒内液柱压力长时间低于地层压力后易引发漏转喷,而当前钻井现场主要采用气枪式测距仪对环空钻井液液面高度进行监测,受该测距仪氮气瓶储量的限制,无法连续监测井筒环空液面高度,不便于现场作者人员及时发现漏转喷的井控风险。针对该测距仪的缺陷,文章将电磁式声波发射器引入到井漏后环空液面高度的监测技术中,从环空声波衰减特性研究入手,优化发声器结构设计,提升其低频响应特性,研发了一套基于电磁式声波发射器的环空液面高度自动识别监测系统,该系统具有自动连续监测、测量误差小(测量误差小于2%)、体积小、易操作等优点,便于现场作业人员及时掌握环空液面高度,分析漏层的漏失情况,预判是否存在漏转喷的井控风险,为快速处理井漏复杂、降低井控风险提供技术支撑。

溢流分析与防控实践——以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为例

“十三五”期间,油气勘探开发向深层、超深层、非常规新领域发展,面临复杂的地质条件、恶劣的井筒状况等多重挑战,油气安全开发对井控工艺、装备及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进一步减少溢流,以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为例,系统分析了溢流防控难点,通过“全过程压实井控管理、全流程完善井控工艺、全面升级井控装备、全方位推进信息化建设、全面提升应急能力,有针对性的制定了“管理、工艺、装备、信息化、应急”五个方面的措施。结论认为:(1)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中的井控风险仍然严峻,深入开展地质工程一体化融合,是提高地层压力预测精度、降低溢流风险的重要举措;(2)数字化、信息化是溢流防控的重要发展方向,需加快推广应用;(3)井控装备的升级迭代是防范化解深井超深井井控风险的重要保障,井控装备逐步向自动化、智能化迈进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4)专业井控人才是溢流防控的关键,需持续培养“管理+现场”专业井控人才,注重班组和基层队伍的能岗匹配和能力提升。

浙江省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变动特征及决定因素——基于制造业经济普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根据2004年第一次、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对浙江省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变动特征及决定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福利费支出扩大了行业间收入差距。在工资性收入的基础上考虑福利费之后行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会上升3％-7％；浙江省制造业行业问收入差距在下降，2008年与2004年相比，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了13％-15％；影响行业平均收入的行业特征变量按其重要性排序依次为行业盈利能力、行业资本密度、行业垄断、行业技术效率。2008年与2004年相比，行业盈利能力影响程度在加强，行业资本密度、行业垄断等行业特征变量的影响程度在减弱，表明浙江省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加强。行业间收入差距在向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

最低工资对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的影响——基于“长三角”25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城镇私营与个体经济部门发展迅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城镇私营与个体经济部门由于聚集了大量的低工资劳动者,因此受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可能也会最大。人们常常担心,最低工资政策会造成城镇私营与个体部门的失业。本文选取长三角地区25个城市1994年至201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最低工资不仅不会降低反而能促进城镇私营和个体部门的就业。这意味着,最低工资的影响可能确实存在着异质性,对不同地区、行业、企业影响可能不同。在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最低工资水平低,最低工资带来的成本压力很容易被企业消化吸收。另一方面,最低工资还起到了信号传递作用,能促进外来劳动力的流入。因此,在长三角地区,为了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可以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利用中国家庭收入2007年和2013年的微观调查数据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宏观经济数据,研究最低工资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对包含流动人口的城镇居民比只包含城镇户籍人口的城镇居民改善收入差距的作用更明显,说明多数流动人口被沦为低收入群体。进一步将工资不平等作为衡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结果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能缩小低收入群体与中间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仅能直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还能间接促进中间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对高收入群体影响甚微。

我国城镇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问题分析

利用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识别了我国城镇低收入群体及其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城镇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比例仍然较低,即使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家庭占其收入比重也相对较低。(2)有关城镇居民低收入群体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户主已婚和家庭负担比越高,成为低收入群体的概率越高;教育水平和社会资本越高,家庭人口数越多,成为低收入群体的概率越低;家庭消费、房产价值、金融资产以及住房负债越高,成为低收入群体的可能性越低;位于一线城市、东部或者西部地区,成为低收入群体的概率低。(3)有关财产性收入占比以及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占比的研究表明,当样本局限于低收入群体时,之前大部分影响显著的因素不再显著,只剩下年龄和金融资产,由此表明不同人群提高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应有的放矢。

非国有经济的成长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以中国经济转型为背景的分析

转型经济的一个共同任务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但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不是从民营化国有企业而是从放松对非国有企业进入的管制开始的。中国经济转型之初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一旦政府放松对非国有企业进入的管制,那么非国有经济就会飞速发展。在竞争性行业,非国有企业就会构成对国有企业的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会导致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制度得以逐步形成,从而最终成功的实现经济转型。

国外民营化的理论研究及最新进展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学家认为 ,政府建立国有企业进行生产是解决市场失效的良方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表现出很强的国有化倾向 ,政府在生产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然而 ,最近三、四十年来 ,随着国有企业问题的暴露 ,随着产权理论与合约理论的发展 ,经济学家开始重新考虑政府生产与私人生产问题。许多经济学家指出 ,国有企业不是解决市场失效的良方 ,私人生产有更高的效率。同时 ,最近二十年来 ,民营化浪潮风靡全球 ,进一步促进了强调私有企业的经济学思维的发展和传播。本文将介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世纪之交对产权理论的最新思考 ,解释他们论证私有产权有效性的理论和思路 ,并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民营化实践做出若干剖析 ,以了解民营化研究的动态和借鉴意义。

收储市场化改革提高豆农种植积极性了吗?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大豆收储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由此前的目标价格制度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政策,其目标在于探索大豆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扩大大豆种植面积,确保农民收益。利用2014—2019年中国大豆典型生产省份的数据,分析本轮收储制度改革对豆农种植积极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收储市场化改革提高了大豆种植的比较收益,农户种植积极性提升;持续上涨的人工费用、投入不足的物质费用、有效灌溉面积、机械动力使用情况以及中美贸易摩擦是制约农户种植积极性提高的显著因素。建议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促进大豆种植收益合理化;加大大豆生产的物质投入,提高农业机械化与基础设施水平;建立国际大豆供给风险预警机制,为提高农户种植积极性、推动大豆生产创造有利环境。

政府转型与南京民营经济的发展

目前，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融资、税费负担等方面面临的各种障碍一方面内生于政府的目标函数， 另一方面，也是与地方政府以及相关的政府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关。因此，政府转型应当成为南京市今后 更长一段时期改革的中心和重点。本文认为，只有把政府追求其目标函数的行为纳入法治的轨道，真正做到 依法约束政府，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和遏止政府某些行为所引致的市场进入壁垒、高税负、行政审批制等民营经 济发展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