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技术的视角:新型基础设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科学议题

新型基础设施(新基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石,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实现大国崛起的引擎,也是经济地理的前沿和重要研究领域。本文以超越技术的视角,系统梳理了当前经济地理学中关于新基建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技术关联性理论、关键赋能技术理论、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理论和区域一体化理论等。在此基础上,提出需重点关注的3个科学议题及研究思路,分别是新基建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路径与机制研究、新基建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机制研究和新基建统筹布局与区域一体化运行机制研究。本文旨在建立新基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以期为中国更好发挥新基建战略潜力和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生态经济地理:一个有利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融合的构想

回应当前学界关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能否走向融合的讨论,文章构建了一个有利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融合的生态经济地理分析框架,提出关注“人”作为本身级联产业、技术、制度系统复杂关联的地域巨系统的能动性变化,及其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双向反馈关系,通过探讨环境变化和技术变革背景下人地系统耦合机制和调控途径,在综合权衡中寻找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答案。选用“桑-基鱼塘生态经济系统百年演变”“数据中心的‘数-能-水’系统级联”“生态修复规划的人文视角”3个案例来阐明生态经济地理的研究视角与思路。最后,围绕“格局―过程―关联―路径”的分析框架,提出了生态经济地理需重点关注的4个研究议题: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各要素耦合格局、不同系统间要素流动过程及影响、生态经济耦合系统的区域复杂关联、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期以上述议题为牵引,加强自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相互协作,促进地理学科的融合发展,提升地理学解决综合性问题的能力。

云南省毒品犯罪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研究省域中观尺度的毒品犯罪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对打击毒品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云南省129个县区单元的毒品犯罪案件为数据,采用GIS统计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引力模型分析云南省毒品犯罪的空间差异格局和空间关联网络特征。构建由经济水平、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毒源地影响、地形复杂度组成的毒品犯罪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以空间杜宾模型开展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云南省毒品犯罪率呈显著的空间差异格局,高犯罪率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缅边境;2)云南省各区县毒品犯罪在全局层面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与空间集聚特征,昆明市主城区—周边各区县以及云南边境各区县间的毒品空间关联网络强度较高;3)毒源地影响因素最为显著,呈显著负相关,距中缅边境(毒源地)距离与毒品犯罪率关系呈拉长的“倒S”型走向分布曲线,表现为大幅度下降、小幅度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此外,经济水平对云南省毒品犯罪差异呈著负向影响,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为正向影响。

中国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时空分异研究

近年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在国家战略层面密集部署,成为培育新兴产业和构筑新兴产业链的重要支撑。鉴于现有研究对城市空间尺度“新基建”影响新兴产业链不同环节发展效应的时空分异关注有限,该文分析2011—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新基建”和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时空特征,揭示城市“新基建”影响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中下游不同环节发展效应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发现:①2011年以来中国主要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产业链取得快速发展,在国家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核心城市形成空间集聚;②城市“新基建”综合发展水平有效推动了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发展,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应用层、中游技术层和上游基础层,推动效应随时间推移而强化;③城市“新基建”影响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效应在空间上主要凸显于东部沿海地区和核心城市群,影响程度在城市群发展梯队之间的空间异质性超过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之间的空间异质性,第一梯队城市群正成为城市“新基建”赋能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数字基础设施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本文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回顾并对比了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数字基础设施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国外研究起步早、进展快、主题多,持续深入拓展,国内研究尽管起步相对较晚,但2019年以来在经济管理学者主导下呈爆发性增长态势;②国外研究基于批判性视角和需求端,重点关注数字鸿沟、社会–空间不平等和弱势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国内研究强调功能性视角和供给端,聚焦数字基础设施赋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和互联互通。总体而言,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信息社会公平公正和国家战略需求从供需两端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研究兴起,国内外研究议题相近但研究重点、视角和导向相异。展望未来,建议:①平衡供给和需求端的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地理学研究,强化研究成果的联动性和系统性;②将数字基础设施融入地理学既有理论框架,推进学科知识生产和理论建设;③充分挖掘地理学综合性优势,引领数字基础设施的跨学科交叉研究。

中国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法律主题变迁研究

文章采用文本分析方法,系统回顾和梳理了1978年以来中国生态保护修复领域立法的历程,回溯中国相关环境立法主题的历史演变,揭示中国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立法基础,旨在为新时期构建面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生态保护修复法治体系提供重要依据和参考。研究发现,中国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相关法律经历了自然资源管理利用(1978—2011年)、单要素保护(2012—2017年)、屏障带生态保护和修复(2018—2023年)3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体现了由单一要素转向全域全要素、由单目标线性治理转向多目标协同保护修复、由自然资源管理转向综合生态管理特点,但仍存在落实新理念新方法的法律规范未建立、部门职责划分不清晰、公众参与机制有效性不足等问题。未来,要充分贯彻生态系统方法,形成以自然资源部门“两统一”职责为核心的集中管辖、联席协调、逐层细化的管理体制,深化立法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多学科多领域综合力量,共同开展立法研究与实践探索。

中外城镇群体空间研究进展与评述

工业革命以来,不断涌现的城镇群体化现象促使人们对城市空间的研究不得不由个体走向群体,从而开拓了城市空间研究的新领域——城镇群体空间研究。在对西方及日本等亚洲国家的研究阶段、观点及成果进行系统回顾与评述的基础上,总结了国内学者10多年来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上的进展,同时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我国未来城镇群体研究的方向。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思考

基于对全球创新格局与趋势的探讨,以及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内涵与特性的解读,剖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所具备的优势与面临的挑战,并对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出几点战略性的思考。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整体迈进知识经济时期,创新要素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集聚,创新生态条件不断完善,创新全球化的影响在区域内初显,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市场对创新的需求极为可观,基本具备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条件。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粤港澳一体化的制度障碍以及巨大的区域内部差距,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还存在创新要素聚而不联、创新要素流动不畅、体制机制转换对接困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现实挑战。在充分发挥粤港澳互补优势、补齐短板的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应立足源头创新,将建设国际产业创新策源地作为立区之本;实施产业驱动,将建设国际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核心功能;推进制度创新,将建设协同创新示范区作为关键突破。以源头创新促产业创新,以制度改革推协同创新,最终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协同与一体化融合发展。

“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综述

强调与自然生态融合的"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是目前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热点。本文以"生态"为基本线索,将国内外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历史划分为"生态自发"、"生态失落"、"生态回归"、"生态革命"四个阶段,并回顾了各个阶段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的经典理论与方法。旨在理清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的"生态脉络",从而为把握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一些线索与参考。

珠江三角洲村镇产业用地整合的策略、模式与案例分析

以促进区域产业升级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为目标,采用案例分析与模式总结法,研究了珠江三角洲村镇产业用地整合的策略与模式。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村镇产业用地的整合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或用地改造问题,单一的解决策略、局部或单个地块的改造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必须采取"产业升级+空间优化+城市转型"三位一体的总体整合策略。围绕这一策略,进一步提出了产业社区、产业新城、有机更新、综合改造等四种产业用地整合模式,并通过相关案例分析对比了各个模式的特点以及实施效果。

个旧城区土壤中重金属潜在生态危害评价

采用Hakanson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对个旧城区土壤重金属的潜在生态危害作出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应用Kriging插值方法进行了空间分析,得出了个旧城区土壤各等级生态危害的面积分布以及重金属潜在生态危害的空间变化特征。

1988―2006年珠三角建设用地扩展的空间差异分析

采用珠三角1988、1998、2006年3个时相的建设用地解译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工具,采用空间重心分析、象限缓冲区分析、典型区位空间分析、景观形态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对1988年以来珠三角建设用地扩展的空间特征进行研究。其结果表明:1988年以来,珠三角的建设用地进入高速扩展时期,建设用地空间重心总体向东南方向移动,整个区域东部及南部的建设用地扩展占绝对优势,特别在近珠江口以及珠江口东岸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围绕珠江口形成"剧烈扩展型―强扩展型―弱扩展型―稳定型"递变圈层结构;建设用地总体上呈现向沿路、沿海和平原区等典型区位集聚的特征,但在斑块层面上则表现出形态复杂和布局散乱的特点,且围绕城市中心区形成"集聚(高水平)―分散―集聚(低水平)"的圈层递变结构。

生态导向下的主体功能区划方法初探

全国"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主体功能区划工作,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目前,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工作已经启动,一些省份也已开展前期研究和试划工作。然而,由于该项工作刚刚起步,各地都还处于摸索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可循的技术方法。本文从计量革命到生态人文化思潮的方法论思变以及"开发"与"保护"的内在逻辑出发,以生态功能分析为基本视角与切入点,探索性地提出了生态导向下的主体功能区划方法,并着重对生态导向下的主体功能区划的基本的流程、指标体系和判别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以"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开发潜力"为特征指标的主体功能区划指标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初步构建了主体功能区划层次判别系统。

珠江三角洲建设用地开发利用极限研究

本文主要探讨了粮食安全、土地开发适宜性以及综合生存环境等不同条件约束下的珠江三角洲建设用地最大供给量与供给约束。其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建设用地开发利用极限为（97．12～110．57）×10^4hm^2．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23．30％～26．52％，其中尚未建设利用部分为（21．08～34．53）×10^4hm^2。如果参照1997年～2004年各市年均新增建设用地的话，全区平均尚未建设利用的土地最多只能供给13年使用，其中珠海、佛山和中山只能供给3年～4年，深圳和东莞只能供给7年～8年，广州只能供给约13年；如果再考虑用地区域与供地区域可能不重叠的话，则土地可供时间更短，上述诸市很快将陷入无地可供的境地。惠州、肇庆和江门是珠江三角洲为数不多的3个可建设用地比较充裕的地区，但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快并伴随着建设用地的不断扩大，其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将逐渐突显。从建设用地开发利用极限看土地供给，珠三角多数城市可供建设的土地资源显得十分匮乏。将来的发展必须从严控制土地供应，科学合理地设置土地供应门槛，提高建设用地效率与质量。

城市空间结构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进展

城市空间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是低碳城市规划建设中一项重要的科学命题。其中,城市空间结构对于城市交通及其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影响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国外学者围绕影响城市交通及其碳排放的城市空间结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展开了大量细致深入的实证研究,并据此提出了利于节能减排的空间结构模式与调控策略。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多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通过建立空间结构要素与交通能耗的综合关系模型来说明二者的关系,并且越来越倾向于在模型中引入一系列社会经济变量,以便更好理解城市空间结构对于交通的影响。相比之下,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基础数据以及定量研究较为缺乏。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相关的公共数据平台,加强实证研究和方法创新,通过交通出行建立城市空间结构与碳排放的科学联结。

山区县生态发展的路径探索——以广东省阳山县生态发展规划为例

要"生态"还是要"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困扰山区的两难选择。"生态发展"为山区"既要生态也要发展"提供了一条现实的路径。文中从生态发展的思想渊源与内涵出发,对山区县生态发展的动力机制、总体路径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并将其理念融入广东省阳山县的生态发展规划。研究表明,生态发展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巨系统的正向演进过程,其动力来自于自然、经济、社会系统内部,其实现也有赖于自然、经济、社会三大系统的和谐统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认为山区县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十分重视生态保护、生态经济、城镇化以及民生保障等四项内容,四者作为生态发展的基本线索,应始终贯穿于山区生态发展过程之中。文中尝试性地将上述四项内容融入到阳山县生态发展规划的内容体系中,以生态保护框架的建立为基础,以产业多元化、城镇特色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较好地解决了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对于其他山区县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的思路与方法——以广东省为例

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是新时期各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和纲领性文件,迫切需要多学科交叉的理论与方法支撑。文章从探析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科学内涵与理论基础出发,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框架为指导,融合景观生态学以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结合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地方实践,聚焦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目标指标、重大格局、分区布局、工程体系等规划重点、难点,提出了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思路与方法,具体概括为:按照"六步走"的整体思路,围绕"四个维度"目标体系,聚焦生态、城镇、农业"三大空间",推进"重大格局—分区布局—重大工程"3个层次空间布局,形成"格局尺度重大工程、单元尺度重点项目、场地尺度工程措施"3个尺度工程体系布局。

珠江三角洲建设用地扩展与工业化的耦合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1988、1998、2006年三个时相的建设用地解译数据,定量分析建设用地扩展与工业化之间的耦合关系。从珠江三角洲的经验来看,工业化进程越快,建设用地扩展越剧烈;工业化水平与建设用地空间形态变化之间呈现典型的"U"型曲线关系;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与它所承载的产业活动的经济效率存在紧密关系,建设用地效率的提高过程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演进过程是高度一致的。由此可见,工业化与土地利用两者之间互为因果,相互推动,共同构成"土地—经济"互动系统。必须将用地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以及环境再造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国土开发密度三维综合评估--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文章提出了一种国土开发密度的三维综合评估方法,即从开发强度、开发紧凑度和开发程度3个维度对国土开发密度进行多尺度综合评估,将国土开发密度由二维空间向三维空间扩展。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利用夜间灯光数据与Landsat TM等多源遥感影像数据,快速获取其区域建设用地及其上的社会经济要素空间分布信息,并采用三维综合评估方法对其的国土密度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自1998年以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国土开发模式以低密度蔓延式为主,新增建设用地开发程度低;伴随着建设用地规模的迅速扩张,国土开发紧凑度呈下降趋势。2)国土开发密度空间差异明显,集中体现为城市群内外圈层分异特征日趋显著,内圈层的开发强度和开发程度明显高于外圈层。3)各城镇开发强度与开发紧凑度之间整体呈现较为明显的"U"型曲线关系,开发强度与开发程度之间的也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即随着开发强度的提高,开发程度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与传统的国土开发密度评估方法相比,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国土开发密度三维综合评估方法能够从规模、平面布局模式以及开发程度等多个维度综合反映国土开发模式的时空变化,并且能够在区域、城市、城镇、公里格网多个尺度开展研究,对于揭示国土开发模式的基本特征与时空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内涵与机制变化

区域协同发展是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也是一项复杂、系统、与时俱进的科学议题。特别是当前伴随全球化格局、区域治理体系以及技术革新的快速演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将面临机制性的变化。文章通过对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内涵与机制的系统性分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经历了生产要素一体化、制度整合一体化和全方位融合一体化3个阶段的演变,新时期协同发展涵盖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资源协同配置、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5个维度,并且在全球化、市场要素、政府治理和技术变革影响下产生了诸多机制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