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和新诗彼此形塑的机制与启示——基于诗学、语言学交互视野的考察

基于诗学、语言学的交互视野,回顾汉语和新诗的现代化历程,可以发现,在“国语”及“文学”围绕文学性及生命意识展开双向互动、共同革新的大背景下,汉语和新诗相互牵缠、彼此形塑,既相得益彰,也彼此耗损。缘于表达现代生活方式、构建现代价值体系的要求,现代汉语被迫走上欧化道路,只不过囿于汉字、汉语的物理属性及其所负载的精神传统,无法充分实现欧化目标,语言上的内在张力必然传导至诗歌层面,引发新诗语言民族性、现代性品格建构的悖论与困惑。时至今日,用现代汉语写作新诗,早已成为不争之事实,但新诗反哺现代汉语,予其诗性锻造,促其成为意蕴丰厚的诗性语言,仍然道阻且长。我们必须充分发掘现代汉语的诗性潜质,尽可能地拓展、增强新诗的语言智慧,创造出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诗歌作品,走上诗歌与语言彼此促进、良性循环的现代汉语诗学之路。

中国古典诗歌诗性观

作为中国古代最主要、最正统的文学体裁,“诗”衍生出包括汉“赋”、宋“词”、元“曲”等在内的多种变体,古圣先贤、前辈学人对它们的艺术特征及精神品格做了详细的评价与阐释,从中可以提炼出各自的诗性特质,如“诗”之言志与缘情的相辅相成,“赋”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词”之音内言外、要眇宜修以及弱德之美,“曲”之出乎自然、有意境而已矣,等等。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与演绎,古典诗学形成强大的抒情传统,不仅对新诗创作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启迪我们预设新诗的诗性品格,进而以综合创新的策略充分开掘、发挥现代汉语的诗性潜能。

左右互搏:闻一多学术文章的话语方式

闻一多的学术论文大多以“左右互搏”或者说“自我辩难”的话语方式,营造出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强大气场。其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喜欢在论文中设置问题,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实现话轮转换,增强文章气势;第二,善于和虚设之“你”进行论辩商榷,以此拓展思维空间,引起读者共鸣。如此一来,不仅多维度、多方位揭示出研究对象的繁复意蕴,还让学术文章抑扬顿挫、张弛有度、气势恢弘。形成这种话语方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取决于闻一多早年养成的论辩习惯和戏剧化思维方式,当然也与他学术品格的战斗性、批判性有关,再有就是,作为画家、诗人,闻一多赋予其学术研究浓郁的艺术气质。今日回望闻一多既任性豪放又细致绵密的学术话语方式,不仅可以补偏救弊,也促使我们见贤思齐。

文艺沙龙、共同体写作与中国现代“花厅”文学的生成及衰落

近现代交替之际,曾经盛行于欧洲的文艺沙龙传入我国,于20世纪20—30年代,在上海、北平、南京等一线城市蔓延开来。其中上海的真美善书店、金屋书店,北平的太太客厅、慈惠殿3号读诗会,持续时间长,参与成员多,声名相对显著,属于典型的基于友谊关系的文艺沙龙,它们为中国新文学步入黄金时期注入强劲动力。这股力量源于客厅或书房,通过报刊、书籍传递出去,将更多的作者与读者凝聚起来,形成特色鲜明的文学场域,培育出丰富多彩的文学样式,其中一种与沙龙生活及交往方式紧密相关,可以称其为“花厅”文学。宽泛意义上的“花厅”文学,其内容主要表现在对西方沙龙的介绍以及对中国沙龙的提倡,对沙龙生活的记录与表现,以及具有沙龙风味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等三个方面。中国现代文艺沙龙的共同体写作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其所创造的文化及文学景观,别的时空很难再现,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珍惜与回味。

现代汉语的口语属性与中国新诗的肉身化品格

作为现代汉语书面语,“白话”是加工过的口语,甚至有欧化倾向,但由于新文学家“言文合一”的强烈意愿及创作实践,使得白话仍具有鲜明的口语特征。而“语音”与肉身及心智有直接、内在的关联性,比“文字”更切近艺术本质。语言口语化,除了生动、形象之外,还能增强现场感、亲在性。从胡适“放脚鞋样”到戴望舒的“语吻美”,从非非主义“打开肉体之门”到于坚的“诗言体”,再到“下半身写作”,新诗在白话、口语的道路上,与“肉身”产生隐秘纠葛。现代汉语的口语属性,容易发展成自由体新诗,格律体新诗的发展注定更加艰难。诗语口语化,看似与诗学之道反向而行,实则体现破旧立新的艺术规律,颇具“反者道之动”的辩证精神。

论西方诗歌诗性观

在近3000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诗歌形成丰富多彩的文体样式,相对而言,史诗、抒情诗、自由诗和现代诗对后世影响较大,众多学者对它们的艺术特征及精神品格做出了详细的分析与阐释,从中提炼出各自的诗性特质。比如,“史诗”是用叙述、想象和韵律摹仿严肃行为的整一性艺术;“抒情诗”是通过音律、节奏、沉思及想象表达强烈情感的艺术;“自由诗”是虽无固定形式却有更高要求,虽可灵活多变却须自成一格的新体诗;“现代诗”则是具有实验性、体验性、开放性特征的诗性语言艺术。整体来看,西方诗歌以汪洋恣肆的风采,尽情发挥了各民族语言的诗性潜质,西方诗学则以正反合螺旋上升的演进方式,给文学发展提供了绵延不断的动力。中国新诗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尚未将外来诗学资源与本民族语言的诗性潜能整合起来,还需总结经验与教训,在不断探索中继续前行。

周谷城诗词的爱党爱国情怀

周谷城(1898~1996)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是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除此之外,周谷城还是文艺理论家、文学家,曾担任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周谷城耄耋之年出版《诗词小集》,其创作目的很明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想用旧瓶装一点新酒,以歌颂一些应该歌颂的东西”。

于坚诗歌研究综述

自1980年代中期发表《尚义街六号》以来,于坚因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诗学主张引起诸多关注与争议,成为当代诗歌中的重点研究对象。除了将眼光集中在民间写作立场、日常生活写作主张、生态意识和自然主题、诗歌叙事性及口语策略等几个主要方面之外,研究者也对于坚的部分诗歌文本进行了细致的解读,还有少数学者试图对其诗歌、诗论进行综论性质的阐述;尽管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在观点、方法和思维方式上都尚有提升的空间;作为第三代诗人中持续写作的典范,于坚仍葆有跟踪研究的学术价值。

论当代诗歌公共性的重建:以于坚诗歌为例

文学的公共性是指文学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代表个人在文学公共领域发声、文学活动成为公共舆论的一部分,以达到对公共权力进行干涉或抗衡的目的。要重建新诗的公共性、走出集体抒情式的公众诗歌范式,必须要使诗歌回归个人,以个人性的建立为前提。以于坚为例,第三代诗歌"书写日常生活的诗意"、"口语化写作"和"拒绝隐喻"的主张,契合了建立诗歌个人性的要求,个人性诗歌成为带领诗歌走出公众性、走向公共性的桥梁。

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从程版《西游记》看经典翻拍

程力栋导演的52集连续剧《西游记》播出之后,引发观众对经典翻拍的再次关注与热议。经典翻拍成功与否,除了造型、语言、特技等外在因素之外,主要取决于是否充分表现了原著的思想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程版《西游记》与以前的版本,即使是杨洁版相比,更加接近原著。经典翻拍可以依赖经典自身的感召力,但要真正吸引观众,编导既需努力"向外",更需努力"向内",前者追求"耐看",后者实现"可思",前者带给观众视听的愉悦,后者完成对文学经典的回归。

马修·阿诺德与20世纪中国文化

马修.阿诺德的文学批评观与文化哲学思想,经由辜鸿铭、张歆海、吴宓、梅光迪、郁达夫、郭沫若、朱光潜、闻一多、梁实秋等众多接受个体,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化思想的发展与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影响的过程可以分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末三个阶段;影响的方式则有直接与间接的区别。考察马修.阿诺德在中国既被大规模接受、又被激烈抵抗的独特文化遭际,可以给我国二十一世纪的文化现代化建设带来重要启示。

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国中心观”的兴起--“民族风格”与“外来影响”之关系研究的学术史分析

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晚清及古代文学、文化之关系的"传承-转化"研究,成为近2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不妨称之为"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它既带来启示,也引出困惑,还可能导致学科尴尬。其兴起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腾飞、社会思潮与知识分子心态的改变。只要此种"大气候"得以延续,这一趋势就不会衰颓。

也谈宗白华美学、诗学研究的启示

有学者已经从宏观上指出宗白华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中西文化的沟通与融合,二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沟通与融合;如果从微观的角度去看,宗白华还给我们留下了"道不离艺"、"中国艺术本位观"、"借照与还照的研究方法"以及"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思维模式"等几个具体但并不微小的启示;揭示这些启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宗白华美学、诗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能指优势与语音凸显:新诗语言艺术的智慧与疏拙

诗歌能指优势、语音凸显的命题,源自诗学、语言学的交互视野,强调削弱、压制所指呈现,延长能指感知时间、强化感知难度。就汉语诗歌所凭借的汉字媒介而言,除了通过声音,还能经由视像传达审美感受,其诗性功能比表音文字更加强大。虽然古典诗歌中看得到也听得见的格律声色之美,很难在新诗中复兴或重现,但现代汉语毕竟还是汉语,新诗不仅多层面地展示了能指优势,也通过多种语音修辞,凸显出诗语的声音效能,不乏声韵和谐、音质优美的作品,当然,古今语音凸显的方式也显出格律-外在节奏与自然-情绪节奏的差别。还需注意的是,能指、所指是一体两面、相互形塑的符号共同体,诗歌语言必须经由情感和思想的灌注才能获取生命及灵魂。

朱光潜的诗学建构、美学研究及人生态度

朱光潜的诗学建构既有自觉的中西比较意识,又具调和折衷的方法论特征。他的美学研究也体现出鲜明的融通中西的特色。之所以会如此,则与朱光潜“不即不离”的人生态度密切相关。人生态度、美学研究、诗学建构这三者,在朱光潜那里,既是一个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再到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在表现形态上由隐在趋于显在的过程。

直觉与逻辑的统一:宗白华“散步美学”方法论

宗白华的美学研究具有雍容、灵动与洒脱的学术风格,这种风格被称为"散步美学";散步美学的主要方法论特征是直觉与逻辑的统一,在对中国艺术意境的描述与阐释中,宗白华具体而娴熟地运用了这一方法;这一方法之所以出现在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中,主要是因为宗白华不仅有丰富的东西方艺术体验与修养,而且还有将东西方文化与艺术"渗合融化"的理想、视野与实践。让人怅惘的是,散步美学的方法虽令人向往却无从摹仿。

新诗“公共性”问题的学理背景

2008年出现的一系列严重自然灾害和重大社会事件,改变了新诗的创作趋势,新诗"公共性"问题也由此被明确提出;不过,此一问题的学术资源可以追溯到70多年前阿奇保德·麦克里希、T.S.艾略特、朱自清等人的相关阐释;但直接触发此一话题的理论契机,应该是汉娜·阿伦特、尤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等有关政治、社会"公共领域"、"公共性"问题的系列论述;如何整合这些理论,进一步明辨新诗"公共性"与"个人性"的关系,促成二者达成彼此共建的平衡关系,是当前新诗理论与创作共同面临的重要挑战。

叶维廉比较诗学的贡献与局限

叶维廉比较诗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方法论上,不仅确立了比较诗学的基本思路、设定了研究目标,还指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二是力图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诗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诗学的比较以及对中国古典诗和英美诗中山水美感意识之差异性的辨析,获得对中西文化、美学据点的同异全识。其局限主要有三点:一是狭义“诗学”观念;二是对道家美学、陶谢诗、王孟诗的偏爱;三是“无言”与“言”的悖论。

重“意”轻“言”——“立象尽意”的诗学缺陷

哲学命题"立象尽意"被借用到诗学领域之后获得崭新内涵,即对"言外之意"的强调与追求;在韵味、兴趣、神韵和境界等学说的传承之中,诗歌语言自身的审美价值逐步被淡化,乃至最终被意象美与意境美的夺目光彩所遮蔽。虽然传统诗学对诗歌格律声色之美也给予了细致分析,赋比兴理论也可视为对"立象尽意"的补充,但都被"辞达而已"这一实用性要求所消弭。认识"立象尽意"重意轻言的缺陷,对现代汉语诗学的建设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