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忠梅:律师业的大发展在于超越律企鸿沟

律师真正参与企业的高层决策,所能做的贡献和所能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一个律师本身到现在为止,我还纯粹是一个法律人,从法学院毕业,到法学院去做老师,到法院去做法官。但是在我的经历当中,碰巧有一段到企业工作的机会,我到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中国三峡总公司去做了一年的企业管理者。在这一年的工作经历当中，

以中国话语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确认环境权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24年年度工作计划。通过法典编纂,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法典的形式确认下来,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新期盼,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目标和方向。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研究中,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持人民立场,认真对待生态环境新期盼带来的利益关系新变化;坚持改革开放,准确把握我国环境权益保护现状与政策取向;坚持道路自信,以中国话语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确认环境权并作出一般规定、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和救济制度,提升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加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

荷兰《环境与规划法》的体系化发展路径与启示

荷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其环境法的碎片化问题进行了两次体系化工作,将环境保护和土地规划的相关法律进行整合、补充、完善,形成新的法律,2024年1月生效的《环境与规划法》是荷兰立法体系化的标志性成果。该法立足荷兰国情,突出以整体规划为核心的环境管理方式,确立了新的环境治理理念,建立起新的治理体系,但没有完全改变原有的“基本法—单行法”立法结构,既节约立法成本,又增强了可操作性。该法体现了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价值的环境立法体系化规律,立足荷兰国情构建环境治理体系,并为法律实施提供保障性制度安排。这些经验对于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野下的环境法学理论创新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为新时代环境法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以新中国50年的环境法治实践为研究对象,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厘清环境法的哲学基础,树立正确的人类观、自然观,为创设人与自然共同体规则提供人性标准假设和调整范围基石;创新环境法律关系理论,明确其主体的间接互动性、社会关系二次调整性、法律规范多元性的外在表征,及承认自然的主体性而重构主客体关系的本质特征;创新法律体系理论,发现环境法学的领域性学科属性,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部门法”与“领域法”双重结构,明确作为“重要立法领域”且已形成的生态环境立法体系的独立地位,建立处理环境法内外部关系的学理标准。

《环境保护法》实施现状及其法典化“升级”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对《环境保护法》实施现状进行系统评估具有重大意义。2014年修订《环境保护法》,确立其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立法中的综合法地位,宣示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构建统一监管体制和多元共治机制,强化环境执法司法手段,在总结三十多年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实践基础上体现了“美丽中国”建设新要求。八年来《环境保护法》整体实施成效显著,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奠定了良好法治基础。在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过程中,《环境保护法》立法目的得到有效贯彻,生态环境统一监管体制基本建立,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以《环境保护法》为龙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日趋完善;以多措并举的生态环境执法机制为基础,行政执法措施收效明显,执法改革不断探索创新,《环境保护法》主要制度得到良好执行;随着环境司法专门化专业化体系基本建成,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推进顺利,传统诉讼制度有效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环境保护法》司法适用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施行至今,面对新时代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环境保护法》存在立法理念、立法思路、法律制度相对滞后,不能完全适应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目标等问题,迫切需要通过编纂环境法典方式加以完善,促进其实现从环境保护综合法到环境法典总则的“升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良法”保障。

环境法治建设十年回顾与环境法典编纂前瞻

新时代十年,中国环境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全面修订为标志,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立改废步伐明显加快,环境立法体系基本建成;以环境执法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各部门多措并举提升执法质效,环境执法取得长足发展;以环境司法专门化体系建设为契机,专门环境诉讼制度与传统诉讼制度发展良好,环境司法体系运行顺畅;以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为己任,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明显增强。党的二十大报告赋予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新定位,提出了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要求。面对“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为环境法治建设所锚定的新方向,立足环境法典编纂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继续扎实推进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良法”保障。

环境法典编纂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环境法典编纂研究必须准确理解和努力推进实现的目标。在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的组织推动下,环境法学界围绕环境法典编纂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达成了环境法典编纂条件已经成熟、采用适度法典化模式、编纂“领域型”法典、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价值建构法典框架等共识。下一阶段,环境法典编纂研究应进一步统一法典编纂理路、准确把握“统筹立改废释纂”的整体要求,着力解决好明确价值判断标准、妥善处理几对基本关系、增强环境法典编纂研究的法学理性等问题。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立法选择

在各种立法方式中,法典编纂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统领性,需要充分认识法典编纂的价值重塑、体系重整立法革新功能,在法典编纂启动之时进行合理的立法选择。综合法律命名的各种因素,法典名称更应注重其政治性、实质要素和文化要素,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是更优选择。针对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实际,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应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进行法律关系评估和价值体系重塑;以编订为主,优化提炼污染控制法律规范;以纂修为主,系统整合自然保护法律规范;统筹编订纂修,补充完善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规范。在现行立法以行政监管制度为主的管控机制不能满足生态环境司法迅速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应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充分考虑裁判性规则的供给,建立行政监管与司法裁判并行的“共治”型法律机制。

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环境污染”概念辨析

如何界定“环境污染”,是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基础性问题。我国现行立法通过“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污染或污染环境”“污染环境”这四种不同方式界定“环境污染”,各国环境法典根据各自国情以及环境法典编纂目的需求定义“环境污染”。环境立法应根据立法目的和任务,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定义“环境污染”,回应环境科学上“环境污染”的多重属性。生态环境法典中界定“环境污染”,应立足于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目标任务,体现可持续发展核心价值,着眼于生态环境法典的“适度法典化”模式选择。我国生态环境法典中“环境污染”概念应当体现“环境污染”的客体概念属性,以界定污染控制的法律范围;体现“环境污染”的事实概念,以构建污染控制编的法律关系及其制度体系;体现“环境污染”的内容概念,以构建“污染环境”的法律责任制度。

迈向中国环境法治建设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以其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创新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道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中国环境法治建设从无到有、从有到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突出全面依法治国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作用,为迈向新征程的环境法治建设锚定新方位、赋予新使命。为此,亟须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统筹立改废释纂,夯实环境法治基础,健全环境法治体系,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长江保护法》的背景、意义与价值——专访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

历经三次审议,我国首部流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保护法》)于2020年12月26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那么,为什么要制定《长江保护法》,它的价值何在,亮点有哪些……《中国环境监察》杂志就相关重点问题对《长江保护法》的倡导者、研究者、推动者吕忠梅教授进行了专访。现编辑刊发,以飨读者。

担当时代使命 不负人民重托——在农工党中央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9月14日,我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解,深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光辉历程,系统总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和宝贵经验,深刻阐释新时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重大成果,深刻阐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哪里来、为什么好、向何处去,对于在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试论环境合同制度

在合同形式化的背景下 ,环境法实践已经采用了合同这一外在形式作为协调环境资源的公共性与个人私益性的手段 ,但理论上对此问题的讨论甚少。本文从合同制度的变迁以及环境法的发展历史入手 ,分析了环境合同的外观与内核 ,提出了构建环境合同制度的设想。本文认为 :环境合同采用了合同的形式 ,但其本质在于平衡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关系 ,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特性。因此 ,环境合同的成立、生效。

中国碳排放市场建设:司法问题及对策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社会相继启动碳交易市场,中国大陆启动了"两省五市"试点碳市场。碳市场具有参与主体多元、交易客体特殊、利益关系复杂、风险多重、综合市场等特征。与国际社会"立法先行"的普遍做法不同,"两省五市"试点碳市场则是政策推进、立法滞后,且现行法存在二氧化碳法律地位未立、碳排放权法律属性未明、配额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缺乏、配额交易纠纷的诉讼保障不足、配额清缴纠纷的诉讼不畅、公众监督的渠道缺失六大司法困境。对此,应抓住《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送审稿)立法契机,确立二氧化碳的法律地位、明确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设置碳市场纠纷的解决机制、引入公众监督的保障机制,以畅通司法救济渠道,为国家碳市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

独唱的教授与合唱的法官

日子快得令人来不及回头，转眼间从学校到法院已近3年。3年来，伴随我的始终是各界对我的法官之路的高度关注。每有熟人见面，总要被问及一个同样的问题：做法官与做法学教授有什么不一样?我会回答：法学教授是独唱演员，法官是合唱队员。对于这样回答，有人报以会心的微笑，也有人不以为然。

环境问题的侵权法应对及其限度——以《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为视角

《侵权责任法》沿袭《民法通则》以降民事立法和环境立法的做法,将环境侵权等同于环境污染致人损害,虽响应了环境时代法律"绿化"的要求,但同时亦导致了环境侵权体系的不周延与环境侵权适用上的困境。因而,有必要将生态破坏致人损害的情形亦纳入到环境侵权的调整范围。但鉴于环境议题的特殊性,这种努力并非最优的做法,整合相关制度、对环境侵害救济制度进行专门立法方是适宜的应对之道。

论经济法的程序理性

现代程序价值观的演进中实际暗含了经济法的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律精神 ,这是中国经济程序法存在之可能性及其必要性的客观反映。同时 ,经济程序法本身也可以为中国经济法的存在和成长提供外在支持 ,这是由现代程序法本身的价值功能目标所决定的。中国经济法完全可以通过程序理性而使得自身的法精神得以体现。

论社会利益及其法律调控——对经济法基础的再认识

我们要获得对经济法规范的理性认识 ,必须首先深入认识经济法规范形式背后的利益性质和形式 ,因为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出现都是利益发生冲突的结果。其次必须深入研究调整这种利益关系的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本文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通过对社会利益的独立及其特征的论述阐明了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和经济法存在的完全充足理由。二是从国家权力运行方式的角度对经济法性质进行了再思考——经济法既是政府干预之法更是干预政府之法。同时 ,根据法律实质论和法律形式论的理解 ,解释了在经济法领域出现的“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

资源分配悲剧性选择中的环境权——从环境资源分配角度看环境权的利益属性

利益要素反映了环境权某些方面的本质。要从利益本质方面理解环境权,可以具体从环境资源分配的角度予以考察。具有稀缺性的资源的分配是社会带有悲剧性的选择——即社会从不同的价值观出发采用不同的标准在不同领域、不同主体之间分配稀缺资源,它包括了资源分配的一级决定和二级决定两个层面,环境资源的分配也是如此,同时又带有特殊性。社会在对资源分配进行悲剧性选择中有市场手段、政治手段、抽签法和惯例等四种手段,这四种手段在分配稀缺的环境资源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很多缺陷,从本质上说,环境权的制度设计也是一种分配环境资源的手段,这一手段对于上述传统的四种手段的弊端可以起到某种程度矫正或者弥补作用。

论水污染防治立法的思维转换——以《滇池保护条例》修订为例

滇池环境保护立法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迄今先后颁布了几个重要法律文件。2002年实施的修订后的《滇池保护条例》在立法理念与制度设计上比较以往的几个法律文件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修订后的条例实施几年来,滇池的污染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控制。滇池保护立法所走过的道路,是中国水污染防治立法的一个缩影。前车之鉴要求我们在《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之时不能只注重具体制度的完善,更要在宏观立法思路上转换思维,从单一决策走向综合决策,建立综合决策的水污染防治法律机制,并要通过一些具体的制度路径实现这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