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监察委治理基层“微腐败”:实践价值、现实问题与应对策略

基层"微腐败"是一种重要的腐败类型,健全县级监察委治理基层"微腐败"的体制机制对提升基层民众在腐败治理中的获得感和培育清正廉洁的基层政治生态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县级监察委在治理基层"微腐败"时通常存在着"微腐败"案件多发易发与基层监察力量"三个不增加"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监察人员容易受到基层人情关系的干扰和基层公职人员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增加"微腐败"治理的难度等现实问题。鉴于此,县级监察委在健全治理基层"微腐败"的体制机制时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通过加强监察人员培训与内设机构整合提升县级监察委的腐败治理效能,综合运用异地交叉巡察和报请提级管辖等手段排除基层人情因素的干扰,将基层"微腐败"治理与扫黑除恶专项治理结合起来。

“纪委”与“监察委”合署办公的现实问题与解决路径——以政治系统论为分析视角

纪委与监察委合署办公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项关键内容,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具有系统性和联动性的影响,涉及纪检监察系统内部不同政治主体之间以及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权力监督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政治系统论作为分析视角,结合对试点地区留置案件的案例分析可以发现,纪委与监察委合署办公存在如何处理坚持党的领导与保障监察委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如何构建纪法衔接的有效机制、如何用留置取代"两规"和谁来监督纪检监察机关四大问题。鉴于此,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体制,可以将改善党的领导方式与保障监察委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统一起来、优化用留置取代"两规"的法律规范与实践举措、健全纪法衔接的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和构建纪检监察机关的全方位监督机制作为四条有效路径。

以问责机制推动“三不腐”建设:作用机理、现实梗阻与发展进路

"三不腐"机制是中国特色制度反腐模式的具体体现,问责机制作为制度反腐的重要工具,对推进"三不腐"机制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其作用机理在于,以充分发挥问责机制的惩戒与威慑功能来形成"不敢腐"的高压态势,以健全问责体系及其配套制度来扎紧"不能腐"的制度笼子,以问责文化的价值引导来构筑"不想腐"的精神堤坝。目前以问责机制推动"三不腐"建设的实践存在着"问责超载"给"不敢腐"带来负外部性、重问责文化轻物质激励影响"不想腐"的效果和"重执行轻决策"的问责导向制约政策腐败治理的及时性等现实梗阻。鉴于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在以问责机制推动"三不腐"建设向纵深发展时,可以把以问责与容错的均衡发展将"不敢腐"与"敢作为"统一起来、以问责文化与物质激励双管齐下来全方位构建"不想腐"机制、以健全问责机制来提升政策腐败治理的及时性作为三条发展进路。

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筹推进机制研究——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动态分析

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两大基石,目前学术界对两者统筹推进的动态分析主要从立法和执法两个法治环节展开,改进该研究需要进一步从完整的法治过程分析出发,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筹推进全面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这四个前后衔接的法治过程。构建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筹推进机制,需要以党组制度、党政机关联合发文制度、领导小组制度等政治制度为支撑,健全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一系列机制,在法治运行过程中着力构建政党立规与国家立法统筹推进机制、政党执规与国家执法统筹推进机制、党内问责与司法机关法律问责统筹推进机制、党员守规和全民守法统筹推进机制。

当前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解决路径--基于问责要素的系统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解决路径的研究主要从问责要素分析的角度展开,基于这些研究需要进一步采取系统分析方法,以《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为分析对象,建立"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情形—问责程序—问责结果"五维分析框架。从该分析框架可以看出,当前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问责主体格局比较单一、党组织作为问责对象较为鲜见、问责情形设置不够均衡、问责程序缺乏可操作性和约束力、被问责官员无序复出削弱问责结果的公信力五个方面。鉴于此,完善党内问责制应当将健全问责主体格局、对失职失责的党组织进行集体问责、设置均衡的问责情形、提高问责程序的可操作性与约束力和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作为五条具体路径。

县级监察委员会的公权力监督存在的现实问题与优化路径

构建县级监委的公权力监督机制是基层监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推动国家监察全覆盖向基层延伸、提升基层腐败治理的有效性和解决乡镇纪检监察组织平行监督乏力的问题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对《监察法》的法律文本分析和对试点地区有关统计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县级监察委员会公权力监督机制存在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的法律规范与实践举措亟待健全,监察范围显著扩大与监察力量"三个不增加"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各种监督方式未形成监督合力等现实问题。鉴于此,健全县级监察委员会公权力监督机制,就需要从完善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的法律规范与实践举措,综合运用"加减法"为基层监察有效覆盖提供系统支撑和构建基层监察监督与巡察监督、派驻监督的有效衔接机制三个方面入手,以充分发挥县级监察委员会的权力监督效能。

高压反腐下行政不作为的发生机理与治理机制——以问责要素的系统分析为视角

目前学术界对行政不作为的既有研究主要从单一问责要素的角度展开,弥补这些研究不足需要从各问责要素和不同的行政不作为类型之间的关联入手建立行政不作为的"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三维分析框架。从该分析框架出发,高压反腐通过问责主体不合理的权责配置、问责对象的履责风险的提高和问责内容的不均衡设置分别产生行政主体"不能为""不敢为"和"不愿为"的问题。基于此,应当将健全问责要素作为行政不作为的治理机制,通过合理配置问责主体的权责、降低问责对象的履责风险和设置均衡的问责内容分别切断上述三种行政不作为类型的发生机制,实现行政不作为的精准化治理。

反腐败机构的模式比较及其启示

成立监察委员会是应对腐败问题的一种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监察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及其制度设计直接影响腐败治理的成效。反腐败机构有单一机构模式和多机构模式两种主要类型。保障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专业性、充分性和廉洁性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腐败的共同经验。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模式,我国可以从增强监察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提高监察委员会成员的专业化程度、赋予监察委员会充分的反腐败职权和健全针对监察委员会的全方位监督机制四个方面推动监察委员会制度不断完善。

新时代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融合互动的三维分析框架

目前学术界对新时代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融合互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寻找微观结合点或建立中观衔接机制等单一维度的层面,对该问题开展全方位研究需要进一步采取系统分析方法,构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融合互动的"微观结合点——中观衔接机制——宏观指导原则"三维分析框架。从找准微观结合点这一维度出发,责任意识与责任清单制度的融合互动是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融合互动的突破口。从构建中观衔接机制这一维度出发,构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统筹问责机制与一体问责机制,是推动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融合互动的机制保障。从确立宏观指导原则这一维度出发,以德治党与依规治党相结合指明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融合互动的行动方向。

健全问责机制:推进我国腐败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目前学术界对腐败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问责机制这一中观层面探究腐败的成因有助于避免宏观解释要素概念复杂与结论自相矛盾的局限,通过将多个相关微观解释要素结合起来提升腐败成因解释的解释力。从问责机制的角度检视我国腐败治理的现状可以发现,人大机关的问责主体地位缺乏切实的保障、问责形式单一和忽视问责机制的预防腐败功能等因素是目前我国腐败治理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鉴于此,应当将重视人大机关和公民的问责主体地位、调动多种问责形式在腐败治理中的作用和发挥问责机制的预防腐败功能作为深入推进我国腐败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钦定台规》对国家监察立法的启示

《钦定台规》作为古代监察法律的集大成者,对提升国家监察立法关于各监察要素的法律规定的完备性具有历史借鉴价值。对《钦定台规》进行法律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其监察要素体系呈现为复合多层次的监察主体网络、"谏君"与"察臣"并行不悖、"对事监察"与"对人监察"分工协调、"对事监察权"与"对人监察权"刚柔相济和多元灵活与相互配合的监察方式五个方面。鉴于此,完善国家监察立法应当从构建全面系统的监察要素体系入手,健全自上而下的监察主体网络,塑造复合多层次的监察对象格局,赋予监察委员会多样化的监察方式。

关于推进制度治党的几点思考

制度治党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重要内容,亟待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和回应。深刻认识和把握制度治党的科学内涵、历史脉络,探讨制度治党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客观要求。制度治党思想经历了从重视思想建党,到重视制度建设,再到提出"制度治党"新要求这样一条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当前,推进制度治党向纵深发展,要从以思想建党培育治党的制度认同、以建章立制完善治党的制度体系、以加强制度执行保障治党的制度运行、以突出问责彰显治党的制度威严等四个方面入手。

罗尔斯差异原则的内容及证成

差异原则是罗尔斯正义二原则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中饱受争议的地方。按照第二正义原则的词典式优先序列,差异原则是建立在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差别原则的论证也应该符合机会平等的道德直觉。从机会平等的直觉出发,可以对差异原则的具体内容和证成逻辑进行尝试性的梳理,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思想,为处理好社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问题提供一种理论借鉴。

国有商业银行基层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近年来,赤峰市辖区国有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迅速,对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该项业务处在起步阶段,在赤峰地区属于新生事物。本文通过对赤峰市辖区国有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情况进行调查,对国有商业银行基层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框架下防控流动性风险策略研究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防控与处置是中央银行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的重要职责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刻概括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内涵,先后提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等事关金融业健康发展的重大论断,为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走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价值取向、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防控研究较多,但从更好发挥中央银行派出机构监测与处置功能角度出发的研究略少。文章将结合国内外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防控实际情况,研究通过建立有效的风险监测分析预警机制和风险事件事中事后应对处置快速反应机制,着力提升地区流动性风险防控能力和处置效能的可行路径。

构建基层央行安全保卫“联动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以发行库守卫和发行基金押运为主要内容的安全管理工作是基层人民银行重点工作之一。由于安全管理工作事关全局，涉及面广，部门间的协作尤为重要。为此，2012年人民银行赤峰市中心支行对安全保卫工作进行创新，构建了安全保卫“联动机制”，形成安全保卫工作统一协调、相互联动、齐抓共管的“大安全”格局，有效地保证发行库及发行基金调拨安全，并推动了全行安全保卫工作水平的提高，为履行基层央行职能提供了有力保障。

亚里士多德视域下的中产阶级稳定思想

亚里士多德是最早研究社会阶级结构与政治稳定之间关系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他根据人们所拥有财产的多寡,将城邦社会中的阶级划分为:极贫者、中产阶级和极富者三个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极贫者和极富者所持的正义观都是偏颇的,由他们执政的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都倾向于采取掠夺对方的极端化政策,引发阶级对立。因此会接威胁到城邦的政治稳定。而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阶级使他们更有助于维护政治稳定,因此,他认为中产阶级具有一种政治稳定功能。

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以赤峰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反洗钱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不断加强,有效预防了洗钱犯罪。但目前反洗钱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如何深化反洗钱工作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本文以赤峰市为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纪委与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的理论内涵、现实意义与优化路径

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一直是执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既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所在,也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对权力的监督。全面从严治党,最终是要探索出一条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纪委与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的理论内涵、现实意义与优化路径》一文指出,纪委与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权力监督视角出发,纪委与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的理论内涵体现为两者在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内容和监督手段四个方面的分工与融合。纪委与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具有加强和改善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的主体结构与内容结构、提升我国治理腐败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等现实意义。《公私之辨:权力监督目的的生态学分析》一文指出,立足生态学的视角,监督主体的私利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持续膨胀的私利则会掣肘权力监督的应有效能,引发权力与权利的互抑与失衡,加剧监督生态的退化。为此,权力监督应当追求监督目的的公益化,实现监督双方的共生互利,进而统领和规范多样性的监督诉求,确保监督生态的整体性、平衡性和持续优化。《权力规制:政治秩序场域中利益集团的消极行为》一文指出,对利益集团消极行为的规制,中国应着眼于政府自主性、执政党自身建设和公民个体的政治理性来增强政治实体的防范能力,着眼于严格执行政治制度、增加政治制度供给和营造政治生态来发挥政治规则的效力,着眼于强化政治权威、掌控政治资源和彰显法治来提高政治控制的水平。三篇文章皆有真知灼见,期望通过本期的讨论,给全面从严治党的相关研究和工作实践提供更多的理论解读和实践参考。

对赤峰市有色金属产业走循环经济之路的调查与思考

党的十七大对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提出要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同时也提出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概念。赤峰市作为国家确定的有色金属产业战略接续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依托丰富的有色金属资源,不断加大矿山资源整合和资金投入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