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马戛尔尼使华

1793—1794年马戛尔尼使华是中西关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事关英国在东方的利益,与垄断对华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则具有直接关系。但东印度公司领导层对遣使一事,态度消极,认为使团的最重要目标,是不对现状造成削弱和损害。这是因为他们对英国政府实施“抵代法”后中英贸易的发展趋势,以及以茶叶贸易为纽带与中国行商之间形成的合作关系,均感到相当满意。他们认为,与维持这种现状所带来的利益相比,长期以来广州口岸中西贸易中累积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也不必急于解决。针对马戛尔尼提出的有关计划,东印度公司领导层加以抵制,经过双方的妥协,才达成合作的协议。在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期间,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秘密与监督委员会进行了若干方面的合作和支持。马戛尔尼在华期间,特别是在离开北京南下和在广州短期逗留期间,为争取改善英商的贸易条件与中国官员交涉,符合东印度公司的利益。但这种努力最终并未得到具体结果。

《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

《中国丛报》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1832-1851年发行于广州等地的综合性英文月刊。这份刊物不仅报道时政新闻,而且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学术论文,在西方学术界重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过程中具有显著地位。它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文章对中国传统史学著作和19世纪中期以前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念提出质疑,发表了众多评论中国史学著作和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历史研究著作的文章,主张重写中国史,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该刊还将一些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作了翻译或评介。这些,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印中搜闻》与19世纪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印中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于1817-1822年在马六甲发行。这份英文季刊刊登有关中国及东南亚、印度等地区的各种消息,有关这些地区的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性文章,以及基督教在这些地区的传教动态报道,以对中国的报道和研究为主要内容。《印中搜闻》刊登的一些中国与西方文化交往方面的文献,是今天研究19世纪前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该刊对当时中国状况的报道,既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西方知识界重新建构中国形象的趋势。《印中搜闻》翻译各类中文文献,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书籍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发表研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这些努力,与当时欧洲兴起的汉学学术和中国研究密切相关。

《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

《中国丛报》是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口岸发行的一份英文月刊,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卫三畏等印刷发行。《中国丛报》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问题的文章,是当时西方正在兴起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刊作者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性论文,值得加以注意。一些文章从西方的语言学观点和方法出发,就中国语言与西方相异之处进行了探讨。还有一些文章对中国文字的构成规律和某些特点词汇的具体用法,结合当时传教士关心的译名问题进行了讨论。该刊关于中文语法的研究,可以作为当时传教士出版的专门著作之补充。其作者就汉字注音方案的讨论和关于汉字拼音化的构想,则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值得注意的发展,并为后世的相关工作提供了基础。

自立与本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传教士为中心、建立传教机构管理和资助下的教会、雇佣本地助手从事传教活动的旧模式被否定,建立自立和本色化教会的新理论逐渐形成。这种由西方传教理论家和来华传教士发展起来的理论,主张中国教会应走向自养、自治、自传之路,建立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融合的本色教会。在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来华传教士通过教会合一运动、向中国教会移交传教事业等行动,将新的传教理论付诸实践。

鲍留云与《致富新书》

鲍留云(Samuel Robbins Brown)是鸦片战争前后马礼逊学校的校长,是容闳等人的教师和到美国留学的资助人。他在中、美、日近代教育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留下的作品中,《致富新书》非常值得注意。《致富新书》是鲍留云在美国经济学家著作的基础上重新译编而成的,可能是最早的中文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全书共19篇,论述了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商品价值与价格、经济与政治关系等内容,涉及了当时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方面。该书尽量用当时中国人可以理解的语言,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阐述农、商平等的思想,以及"自由贸易"的主张。书中阐述的经济学思想观念,还比较简单浅显,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都是很新鲜的知识和思想。它的刊行,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具有相当的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中国丛报》关于中国社会信仰与风习的研究

1832年至1851年由美国传教士发行的英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中国研究作品,涵盖了中国历史文化及社会现状的各个方面,在西方学术界重新建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丛报》发表的关于中国社会信仰与风习的作品,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考察19世纪中期来华西方人士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认识。通过这些作品,作者们向其西方读者展示了这个古老的、封闭的东方大国人民的性格,塑造了一个以偶像崇拜和迷信为主要精神特征的民族的形象。这无疑是一种消极的形象,反映了当时西方各界对中国人的基本看法。联系到自18世纪后期开始的西方对中国认识与评价的根本性转折,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丛报》的研究、观察和评论是这一长期趋势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西方学术文化界正在建构中的关于中国的知识网络在中国本土的一个节点。

王学与梁启超新民学说的演变

1904-1905年,梁启超相继发表了几部阐扬阳明之学的论著,将王学作为转变其新民学说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在1904年后的新民学说中,主张阐扬王学以养育“私德”,放弃了以前输入欧美文明以铸造国民“公德”的思想。梁氏以对“新学青年”私德之批判,将新民学说的矛头对准其论敌革命党人。同时,其政治观念的变化,日本思想界对他的影响,等等,也是他主张阐扬王学以养育“私德”的原因。

清末广东对外交涉体制之演变

清末广东对外交涉体制之演变吴义雄广东在清代前期是中外交往的主要窗口。鸦片战争后，广东在中外交往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有关清末广东对外交涉的诸多史事，已有不少论著作了较详细的论述，但关于清末广东对外交涉体制及其演变，尚未见有专门的研究。本文试图对此作初步探...

基督教道德与商业利益的较量——1830年代来华传教士与英商关于鸦片贸易的辩论

在1830年代,日益猖獗的英美对华鸦片贸易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不仅迫使清政府采取严禁政策,而且使来华西人和英美社会中较有正义感的人士对这种贸易展开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与谴责。他们从基督教道德原则出发,就鸦片作为一种毒品所导致的严重的道德问题,吸食鸦片所带来的社会后果,鸦片走私的违法性等方面,对鸦片贸易和英美鸦片贩子展开了引人注目的舆论攻势。而来华鸦片贩子和鸦片利益集团则极力为其肮脏行为辩护,诡称鸦片泛滥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嗜好”,鸦片本质上是“无害的药品”,而应对鸦片问题负责的是从鸦片贸易中获利的英印政府和清政府官员。除来华西人外,英国舆论界也就鸦片问题的是非展开了辩论。

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在华传播与本土化

基督教传教士在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在华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传教士从传教需要和普世关怀的双重动机出发,在数十年的时间内系统地从事将西方人体生理学知识与其他西学知识一道输入中国的事业。在此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有合信、柯为良、德贞、傅恒理、惠亨通等人。传教士不仅编撰了有关人体生理学的学术著作,而且写作并刊行了众多通俗性小册子,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对大众进行知识普及。在长期传播过程中,西方人体生理知识逐渐进入中国本土知识体系,从清末开始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产生不同层次的影响,最终以进入国家教育体系为标志,确立了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位置。

美国传教士娄礼华在华活动述论

娄礼华是鸦片战争时期较早来到中国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早期来华传教士中有一定地位。他在华期间先后在澳门、香港、宁波、上海等地活动，鼓吹利用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之机发展在华传教事业，并亲自参与了侵犯中国主权的活动。娄礼华致力于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研习，并有一定的造诣。１８４７年他在浙江海面被海盗袭击淹死，这个事件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教案之一。

谢卫楼与晚清西学输入

谢卫楼(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是美国公理会1869年派遣来华的传教士。在4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直从事传教和基督教教育活动,先后担任通州潞河中斋、潞河书院和华北协和书院的监督(校长)。他的教育实践在晚清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在清末维新时期,尤其是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全面改革的新政后,谢卫楼主张基督教应积极介入西学输入。他在1902年后相继出版了《理财学》、《政治源流》、《是非要义》和《心灵学》4部学术著作。这些著作的问世,在中国近代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的草创时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们也是传教士在新的历史时期输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王道”的再发现:传统文化与孙中山的国际观念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出发,运用中国政治文化中"王道"的理念,发挥自古以来的"大同"思想,来构筑自己的国际关系思想体系。他提倡以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来改变当时以西方"霸道"文化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格局。他提出以传统的中国文明为基础,超越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超越近代世界几百年来西方列强奉行的大国强权的规则,扶倾济弱,主导世界进入天下大同的境域。孙中山提出这种思想,以近代西方列强欺凌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为背景,具有现实政治的原因。他的这种思想也是晚清以来的思想家们倡导大同理想的延续。孙中山的追求虽然只是一种理想,但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商人、传教士与西方“中国学”的转变

从1820年代起,来华英美新教传教士和商人通过他们在中国创办或支持的出版媒介和他们的著作,批判并否定在此之前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他们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停止的、没有历史的文明;中国的民族特性是由排外、迷信和其他恶劣品质构成的;中国法律和司法制度则是以残忍、腐败为特征的,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和著述越来越多地展现中国的负面形象。

海外文献与清代中叶的中西关系史研究——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中文档案之价值

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之中文档案保存在英国外交部档案中(编号为F.O.1048)。这批档案共1232件,除1件为乾隆年间文献外,其他全部为嘉庆七年(1802)至道光十四年(1834)的文件。这些新史料可与已刊中文文献如《清代外交史料》、《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达衷集》等互补,可与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等英文文献互证。更多的新史料可提供学界迄今所未了解的历史信息,研究者可据以研究多方面的重要问题,包括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各种制度等,从而更全面、更透彻地认识清代中叶的中西关系史。

20世纪学术发展脉络中的《岭南学报》--兼论基督教大学的学术本土化

1929—1951年发行的《岭南学报》是私立岭南大学的著名学术刊物,从学术角度反映了这所基督教大学的本土化进程。这份学术刊物承接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之潮流,致力于将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引入中国。她所刊发的社会调查与研究、中西比较文化研究、华南植物研究和地理研究等方面的群组文章,体现了现代学术多元发展的时代格局。占有最大分量的中国文史研究领域名作荟萃,中国思想史、文学史、政治与经济史、艺术史、历史文献学、汉语言与方言研究等学术方向的作品,体现了以经典释读和文献考证为基础的传统治学路径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多学科方法相结合之显著特征。岭南文化研究则是该刊最具特色的学术领域。可以说,这份刊物为岭南大学乃至华南学界赢得了日益彰显的学术声誉。

融入体制与秉持特性:立案以后岭南大学的发展之路

岭南大学作为民国时期一间具有基督教色彩的私立大学,在1927年由华人收回自办后,经历了一个较为快速的发展时期,成为国内外闻名的高等学府。它向政府注册,逐渐融入国家教育体制。一方面,它接纳官方意识形态,服从国民政府和教育行政机构的管理,在思想上、行政上向当时的国家政权靠拢;另一方面,它获得统治当局的认可,从广东省政府和国家政府部门获得多种教育资源,来自官方的资助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办学条件,由此形成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岭南大学在此过程中也维持其作为基督教大学的特性,宗教生活依然在校内占有一席之地,而宗教教育亦为学校教育体系之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