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视阈下刑法立法观的当代中国选择及其展开

当前的刑法立法观之争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积极刑法立法观、消极刑法立法观与折衷刑法立法观之间所形成的理论争议;二是风险/安全/预防刑法立法观与自由刑法立法观之间所形成的理论争议。上述理论争议源于刑法学者遵循“人类中心主义”思维范式考察刑法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以致形成了“秩序”与“自由”这两种价值立场的分歧。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与“去中心化”,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思维范式的不当束缚,必须基于功能主义的考察进路,从刑法属于现代社会的一个功能子系统这一现实出发,根据刑法的规范确证功能与运作逻辑考察刑法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情况。这可谓功能主义刑法立法观形成的时代背景与正当性根据。根据功能主义刑法立法观,在刑事立法实践中,应当以宪法作为刑法子系统与其他社会功能子系统“结构耦合”的媒介,以现有刑法规范体系作为刑法子系统自我指涉的参照,从而实现刑事立法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潜入式喷管背区空腔对压强振荡及旋涡运动影响的实验研究

通过转角涡脱落二维缩比实验器的冷流实验,验证了声-涡耦合机理,即当转角涡脱落频率与声腔固有频率接近时将引起压强振荡,并通过改变潜入式喷管背区空腔体积,研究了空腔体积大小对压强振荡以及旋涡运动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实验器中压强振荡的振幅随着潜入式喷管背区空腔体积的减小而降低,当背区空腔体积为0时,压强振荡消失。通过高速流场显示技术,获得了不同背区空腔体积时的旋涡运动情况。分析表明,随着空腔体积的逐渐减小,旋涡脱落变得杂乱而没有规则,无法与实验器声腔耦合,从而不能产生压强振荡。

侧向收缩比对RBCC侧压式进气道起动性能的影响

低来流马赫数时,侧向压缩将是RBCC发动机进气道的主要压缩形式。文中开展了侧向收缩比对RBCC侧压式进气道起动性能的影响研究。采用数值模拟方法获得了进气道的流场分布和性能参数。结果发现,不同侧向收缩比的进气道在起动过程中都伴随着流场结构的突变,且该突变和总压恢复系数的突然增加是同步的,这种同步性对应的来流马赫数就是进气道的起动马赫数。对于RBCC侧压式进气道,需权衡利弊,选取大小合适的侧向收缩比。

海平面静态时一次火箭沿流道放置位置对RBCC性能的影响

为了探究海平面静态一次火箭沿流道放置位置对RBCC性能的影响,文中开展了进气道/燃烧室一体化全流道的数值模拟工作。结果表明:海平面静态,一次火箭沿流道后移对进气系统的影响比较复杂,且与一次火箭流量的大小高度相关,而对RBCC推力和比冲的影响则一直比较积极;海平面静态,当需要一次火箭大流量工作时,建议其位置应尽可能沿流道后移,以保证RBCC的整体性能最优。

论刑法教义学的立法批判功能

关于“刑法教义学是否具有对刑法立法进行批判的功能”这一问题,当前刑法学界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其中,否定说建立在这一前提上:作为刑法教义学基本逻辑起点的刑法规范是合理正当的刑法规范。然而,该前提因不符合立法事实,从而导致否定说不具有合理性。刑法教义学作为刑法的规范意义的发现方法,对刑法立法进行的批判主要表现在模糊性刑法规范、滞后性刑法规范和“漏洞”型刑法规范的意义发现过程中,即根据社会生活事实对三者的通常规范意义进行扬弃,从而实现其规范意义的明确化、发展性和填补。但是,刑法教义学的立法批判功能也是有场域限制的,即刑法教义学的司法面向性和实践导向性决定了刑法教义学批判不能否定现行有效的刑法规定,同时,刑法规范语言的文义边界框定了面向司法的刑法教义学批判的基本限度。

基于亚燃RBCC构型的引射模态一次火箭节流策略研究

为了探究亚燃RBCC构型在引射模态下的性能表现和一次火箭节流规律,基于一设计点为亚燃模态的RBCC构型,开展了进气道/燃烧室一体化内流道的数值模拟工作,分析了一次火箭流量变化对进气量、流道压力分布、推力和比冲的影响,最终给出了引射模态下一次火箭的节流策略。结果表明:引射模态下,一次火箭流量调节对RBCC性能的影响非常复杂,且规律性和一致性较差;在亚声速引射模态,建议一次火箭以大流量工作,暂不考虑比冲性能;在超声速引射模态,建议一次火箭以小流量工作;为了提升进气道启动点附近RBCC的比冲性能,建议尝试二次燃料的喷注燃烧,但必须充分考虑对进气系统的不利影响。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rmal Choking in Expanding RBCC Duct

A one-dimensional theoretical model was adopted in this paper to describe and analyze the flow in an expanding RBCC(rocket based combined cycle)duct.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expanding angle,heating amount and distribution of heating play crucial roles on the thermal choking.They mainly influence the acceleration of flow,the position of choking throat and the total pressure loss.In order to fulfill the transition of subsonic flow to supersonic flow in the expanding RBCC duct,the heating amount has to change from a bigger value to a smaller one along the duct.When the thermal choking occurs in the RBCC duct,the moderate expanding angle,proper heating amount and distribution of heating are necessary for the best performance of RBCC combustor.Adopting the RBCC duct with smaller expanding angles anterior and bigger expanding angles posterior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thermal choking and flexibility of selecting heating method,and can restrai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combustion on the inlet also.

基于预冷措施的冲压发动机性能拓展概念研究

为了拓展冲压发动机的性能,文中提出了一种喷雾预冷措施,用以冷却高温压缩来流、增加做功工质,以期提升发动机的推力水平。同时建立模型对这一性能拓展概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喷雾预冷提升了冲压发动机的热循环效率和推力水平,拓展了发动机的工作上限;但喷雾给发动机附加了额外的消极质量,影响了比冲性能;在高速来流条件下,喷雾预冷作为一种性能拓展和推力调控手段,更具积极意义。

刑法上“禁止类推”禁止的是什么?--一个方法论上的考察

纵览当前学界研究,"类推""类推解释""类推适用"纠缠在一起,模糊了刑法上"禁止类推"禁止的是什么。正本清源,类推的本质是"差异中的同一",贯穿于人类认识思维的始终。在法领域中,根据作用场域,类推表现出了二维面相,即作为法律发现方法的类推和作为法律漏洞填补技术的类推。一般而言,罪刑法定原则极力反对的不良后果是刑事司法权对刑事立法权的僭越和刑事司法权对国民私权利的侵害。因此,刑法上禁止的应当是作为法律漏洞填补技术的类推。因为,只有该种类推才会因其法外造法特性而造成上述不良后果的产生。既然在刑法上并非禁止所有的类推,那么就应当以刑法规范"可能的文义射程"和刑法规范类型作为区分应允许的类推和应禁止的类推之标准。

当下中国功能主义刑法的合宪性检视

宪法是法秩序的规范框架和国民价值共识的凝聚载体。根据刑法问题宪法化的路径考察,同时结合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当下中国功能主义刑法是宪法蕴含的社会秩序维护理念刑法化的表现,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根据。然而,功能主义刑法具有刑法过度工具化的法治风险。针对这一问题,以基本权利作为功能主义刑法的法益内核,以比例原则调整功能主义刑法的罪刑关系,可以实现对当下中国功能主义刑法边界的合宪性控制。在运用功能主义刑法参与社会治理中,社会秩序的刑法保护应当体现基本权利的内容或者服务于基本权利的实现。在此基础上,适当性原则要求刑罚的手段要有益于实现社会秩序维护的正当目的;必要性原则要求社会秩序法益的刑法保护不存在其他替代措施;狭义比例原则要求刑法所保护的社会秩序法益限于重要公益且罪刑相当。"刑法法典化"的核心问题是现行刑法的修订形式问题,即是采用统一刑法典模式还是特别刑法模式,是采用修正案模式还是全面修订模式。当下中国功能主义刑法立法应当采取特别刑法模式和修正案模式。

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刑法再法典化的正当性根据检视

在《民法典》时代,一些学者提出了“刑法再法典化”命题。深入命题的底层逻辑考察,现行刑法存在结构性缺陷可谓该命题的形成动因,促进刑法的自主性予以实现则为该命题的预设目的。二者在理论上共同构筑了刑法再法典化的正当性根据。然而,根据司法实践反视刑事立法,现行刑法所存在的结构性缺陷未形成刑法规范供给短缺的问题,这表明其并未严重到非再法典化不足以解决的程度。而且,科学、合理地运用刑法修正案和特别刑法,可以灵活应对现行刑法所存在的结构性缺陷,节约有限的立法资源。由此而言,刑法再法典化的立法动因表现出了不充分性。在前者的基础上,同时运用刑法的规范意义现实化这一司法方法发展刑法的规范意义,建构刑法的意义世界,同样可以促进刑法的自主性予以实现。因此,从预设目的的实现角度讲,刑法再法典化存在替代方案。以上分析表明,理论上为刑法再法典化构筑的正当性根据难以成立,在当下中国不应当对刑法进行再法典化。

论刑事司法解释与刑法文义射程之间的紧张关系

根据《立法法》第104条的规定,刑事司法解释须以刑法文义射程作为边界。然而,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事实中心主义”刑事司法哲学的影响下,制定的一些刑事司法解释表现出突破刑法文义射程的问题,在规则设定意义上造成了侵害国民权利和自由的法治风险。同时,司法者表现出盲从刑事司法解释而机械司法的问题。为了防范刑事司法解释突破刑法文义射程所造成的法治风险现实化,应当强化司法者运用“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司法方法。因为,该司法方法的运用,可以引导司法者在观念中树立刑法的权威性,在司法实践中认真对待法律话语,自觉摒弃超出刑法文义射程的刑事司法解释。当然,司法者要正确运用“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司法方法,就应当在坚持刑法封闭性的同时,保持刑法向着社会生活开放,通过充分对话实现司法的公正性,即应遵循以合法性作为根本要求、以合理性作为实质要求和以充分论辩作为合程序性要求之原则。

从“要素分析”回归“类型考察”:为“秘密窃取说”辩护

关于“盗窃行为是否具有秘密性”这一问题,“公开盗窃说”与“秘密窃取说”的理论争鸣持续多年而未平息。寻根溯源,上述理论未达成共识的原因在于:对盗窃行为进行界定时,“公开盗窃说”遵循了“从部分到整体”的要素分析思维方式,“秘密窃取说”则遵循了“从整体到部分”的类型考察思维方式。以盗窃罪的立法机理为评价标准,“秘密窃取说”遵循的类型考察思维方式可谓盗窃罪的类型化立法机理在刑法理论上的延续。同时,取财行为秘密与否,是对盗窃罪与抢夺罪“同质分立”的类型分类标准做出的正确把握。这表明“秘密窃取说”是应予坚持的刑法教义学理论。引申考察,“秘密窃取说”遵循的类型考察思维方式、坚持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理,对于深化犯罪构成理论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即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理有助于正确理解犯罪主客观要素的相互依存关系,以类型为指导观念则为行为无价值二元论提供支持。

刑法目的理性视阈下我国犯罪类型设定“过度刑法化”论纲

＂犯罪是什么＂与＂在立法中设定某一犯罪类型想要干什么＂是立法者在型构规范意义上的犯罪类型时必须要考虑的两重因素。同时,基于后者考量的中国刑法＂面向当下＂的目的理性在于引导国民守法,以此度之,我国刑法立法在犯罪类型设定上表现出了＂过度刑法化＂的不合理现象。究其根本,＂过度刑法化＂的形成机理一是立法者在犯罪本质与刑法目的理性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二是立法的滞后性与社会现实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为了消除这一不合理的立法现象,有必要以国民的＂三常＂观念重新审视犯罪本质与刑法目的理性以获取它们的内涵新认知,并在立法实践中坚持立法实证的技术路线,从而为我国犯罪类型设定的合理化模态提供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上的保证。

我国可罚预备行为的立法规定方式检讨——可罚预备行为正犯化之提倡

《刑法》第22条在本质上是可罚预备行为的立法规定。但是,学者们多将该条规定误认为是对预备行为的处罚规定,并以此为立论前提展开对该条立法规定的批判,以至于忽视了该条规定存在的关键问题:可罚预备行为界定不明。可罚预备行为界定不明的技术成因有二:一是在总则中规定可罚预备行为的概括成立条件,会导致预备行为可罚与否的判断随分则各罪立法规定而摇摆不定;二是预备行为可罚与否会因犯罪'定量'因素的模糊性而含混不清。当代中国刑法的首要任务是引导国民守法,以减少侵害法益行为的发生,而其要求之一就是规范表达具有明确性。因此,有必要采用以法律拟制为法理基础的可罚预备行为正犯化立法技术,来实现可罚预备行为立法规定的明确性。

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规整方式检讨——反恐特别刑法之提倡

在方法论层面上，刑法要想有效发挥规整社会生活的功能。就必须确保规整方式与规整目的的契合性。就我国恐怖主义犯罪而言．立法对其抽象危险犯化、打击触角前移等体现出从严规制的目的及侧重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但因立法者对恐怖主义犯罪采用的是将其纳入刑法典进行规整的方式，受刑法典自由保障精神的影响，上述目的已被消融掉了．从而显示出恐怖主义犯罪的规整方式与规整目的的错位与脱节。进而导致了立法从严与解释限缩之间的分歧。为了适应刑法立法观部分转向的现实需要．在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规制上有必要通过创制反恐特别刑法来承栽这一转向，以确保该种犯罪的规整方式与规整目的的契合。实现立法与解释之间分歧的消除。

我国犯罪定性定量立法模式检论

在刑法立法层面,犯罪圈的范围划定直接关乎着人们的自由与安全的限度。一方面,如果犯罪圈的范围划定过大,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人们自由生活空间的不当挤压;反之则相反,二者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需通过合理地划定犯罪圈的范围,以保证人们的生命、身体、财产等的安全,也即通过规范性的犯罪控制建立人们之间的规范性联系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性,营造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以此维护人们的生活安全免受犯罪行为的不当侵扰。在此意义上。

论刑事裁判规则合理性的实现路径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依规则"与"保公正"这两个应当具有一致性的价值目标之间会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形。司法机关如果严格按照刑事裁判规则进行司法判断,就可能产生不符合国民"三常"观念的结论,因而难以说是实现了公正;但如果追求"三常"观念之符合,确保裁判结论的公正性,则司法机关就不得不突破或者不遵守既有的裁判规则。这种现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刑事裁判规则本身设定的不合理,规则设定过分强调对司法裁量权的限制,而忽视了前提性的公正考量。

当下中国刑事立法活性化的问题、根源与理性回归

当下中国刑事立法活性化的实质动因在于,功能主义刑法观在刑事立法实践中基本被确立下来。从秩序维护角度考察,在刑事立法实践中坚持功能主义刑法观无可厚非,但是,立法者过度拔高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工具性价值,致使功能主义刑法观异化为工具主义刑法观,从而造成社会治理的泛刑化,而且立法者放大了“秩序”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规范引导刑法目的理性观作为“秩序”与“自由”的现实统一,其核心要义在于形成国民的规范认同。在刑事立法实践中,“以事实为根据,以宪法为准绳”把握国民的基本价值观念,能够确保国民规范认同的形成,将规范引导刑法目的理性观落实到刑事立法中。这样一来,刑事立法在顺应社会变化发展而保持活性化的同时,也能够避免由于功能主义刑法观被异化而造成社会治理的泛刑化。

我国刑法分则各罪立法模式检论

我国刑法分则各罪立法模式究竟是“犯罪既遂模式”,还是“犯罪成立模式”,在刑法学界持续争议了三十多年而未有定论。未有定论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论“犯罪既遂模式”,还是“犯罪成立模式”,均非对我国刑法分则各罪立法模式的真实形态描述。学者们主张其中任何一者,均是误读立法的表现,从而造成其理论争锋沦为隔空喊话,难以达成共识。一般而言,学者们误读立法所产生的理论争议不能当然表明立法存在不科学、不合理的问题。但是,我国刑法分则各罪立法模式难以契合当下中国刑法最具现实意义的规范引导目的,因此需要在规范引导刑法目的的指导下,运用可罚预备行为正犯化、刑法分则基本犯的法定刑既遂化和中止犯、未遂犯的处罚范围分则明确化立法技术,对刑法分则各罪立法模式进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