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脑机接口技术的法律规制

区别于其他大脑神经技术和传统治疗方法,通过脑机接口技术可以传输、解读和记录神经数据。神经数据经过解码不仅可以反映健康信息,还可以揭露思想隐私。另外,脑机接口技术可以通过刺激直接干预患者的情绪、思想、甚至行为。对于医疗脑机接口技术应该适度规制,需要兼顾生命身体健康权和人性尊严法益,神经数据合理利用和隐私保护。具体规.制路径包括:对医疗脑机接口技术研究进行严格的伦理审查,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进行特殊的审批监管,对知情同意的履行进行特别的程序保障,对神经数据进行专门的立法保护。

脑科学视角下经颅磁刺激治疗精神障碍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我国脑科学研究战略的背景下,作为输入型脑机接口技术的经颅磁刺激技术,能够通过无创方式改善精神障碍患者的病理状态。但新技术引发的新风险被忽视,患者大脑神经数据呈现出的隐私存在泄露风险,医师忽略患者性格改变风险的告知以及经颅磁刺激仪器械超说明书使用的法律问题亟待探讨。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方法,检索并剖析健康权同隐私保护权衡、知情同意原则、数据利用、器械超说明书应用多领域文献,总结归纳经颅磁刺激仪超说明书使用和知情同意纠纷的裁判文书要点,发现应通过阐明健康权兼顾隐私保护、调适医师诊疗权与患者知情同意权、器械可及性和安全性之间的法理阐释和价值平衡,并完善新技术应用中对新风险的充分告知;明确医师及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隐私及神经数据安全保障义务,扩充风险告知范围,明确性格改变风险,禁止器械超范围使用并设立风险分析及动态监测不良反应报告机制。

输入型脑机接口技术临床应用的法律规制研究

输入型脑机接口技术的临床应用为神经和精神类疾病患者带来健康福祉。然而该技术涉及对大脑神经元活动的影响与改变,产生新的法律问题,尚未引起立法的重视。立法滞后的根源是对精神领域保护的忽视、对技术不确定性双重面向的忽视,以及大脑信息特殊性的忽视。对此,应当确立精神完整法益的立法保护;完善输入型脑机接口技术临床应用过程中的知情同意;对大脑信息进行特殊保护。从而保护患者的自我决定权、精神完整性、隐私权,实现患者最佳利益。

北京市精神卫生医务人员对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度的认知研究

背景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度作为精神卫生监测的重要一环已运行实施多年,实施效果需要进一步探知。目的分析北京市三类精神卫生医务人员对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度重要性、主要作用、实施效果、存在问题及完善措施的认知,为促进该制度的完善提供建议。方法2019年3—6月,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择234例市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择183例区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择214例社区精神卫生防治医务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北京市精神卫生法治状况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医务人员基本信息及对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度的认知。结果对于制度重要性,56.3%(103/183)的区级精神专科医院和54.7%(117/214)的社区精神卫生防治医务人员认为其“非常重要”,66.7%(156/234)的市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认为其“比较重要”。对于主要作用,76.9%(180/234)的市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和82.7%(177/214)的社区精神卫生防治医务人员认为该制度主要作用为“风险预警”,80.9%(148/183)的区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认为该制度主要作用为“社区管理”。对于实施效果,44.4%(104/234)的市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50.3%(92/183)的区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和50.9%(109/214)的社区精神卫生防治医务人员认为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度实施效果比较好。对于存在问题,77.8%(182/234)的市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78.1%(143/183)的区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和83.2%(178/214)的社区精神卫生防治医务人员认为该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为“报告涉及患者隐私信息的收集”。对于完善措施,73.5%(172/234)的市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和76.6%(164/214)的社区精神卫生防治医务人员认为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度完善措施为“规范信息录入、登记、更正、汇总制度”,68.9%(126/183)的区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认为制度完善措施为“规范信息共享及对患者隐私保护的制度”。结论三类医务人员对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度的作用及实施效果表示肯定,为实现风险防控与隐私保护并重,兼顾患者管理与服务,应当对该制度予以完善,包括:在法律层面细化相关规定;对患者坚持服务保障与管理并重,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落实基本与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增加政策宣传力度,提高患者及家属对该制度的认可度。

助推理论背景下医保服务医师管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医保服务医师管理制度面临着混淆相关法律关系、缺乏上位法依据、合法性遭受质疑的法治困境。这种强干预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临床自治和医师自主权,给医患关系带来新的挑战。过度规制可能导致无法享受从医学生物技术进步中获得疾病治疗的益处。据此,应该引入助推理论及其中的“警告”工具。建议医保部门与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协议时,要求医院必须建立预警系统,以期实现在法治框架内调和医师自治及医保医师强干预。严格划清诊疗活动和临床研究之间的界限,卫生健康、医疗保障、药品监督管理、发展改革、财政等监管部门之间应该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完善医保医师奖惩制度,建立一种从轻到重、从间接到直接、从柔性到刚性的规制工具体系。

脑机接口技术视角下神经权利的逻辑生成和规范路径

脑机接口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引发了新技术侵害人的精神领域的风险。为促进科技向善,法律应作出积极回应。通过考察脑机接口干预精神领域可能涉及的法律权利,即表达自由、身体权、隐私权,发现现有法律权利体系无法充分保障人的精神领域不受干预,须建立新型权利,较思想自由说、精神完整权说,神经权利的保障范围更全面,能够有效应对脑机接口技术引发的危机,进而对神经权利的规范构造进行分析,权利内容涵盖人格同一性、精神完整性、意志自由、精神隐私。作为基本权利的神经权利具有不可侵犯性,但在特定情况下,国家干预神经权利具有正当性。为防止公权力肆意扩张,公权力干预神经权利需要遵循说服原则、知情同意原则、比例原则。

公立医院对外合作的法律风险及对策研究

通过研究《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9条、第40条,发现条文中"变相分配收益"概念边界不明,"医疗卫生机构"概念与相关法规中的概念界定存在冲突。由此可能滋生违法风险,特别是特许经营、托管、服务外包、共建病理、影像、检验中心、SPD等合作模式,有可能出现变相分配收益、科室承包、出借资质等违法现象。为确保公立医院合法开展对外合作,回应以政府主导、公益性主导、公立医院主导为目标的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要求,应明晰公立医院对外合作相关概念的范围。遵循风险预防原则,公立医院对外合作模式按风险等级分类进行审批备案。确立各对外合作模式的合法性标准,并完善法律责任体系,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处理合法性存疑的存量合作项目。

助推理论背景下预包装食品正面标识制度的构建

当前我国预包装食品标签和营养标签信息较为全面客观,但是缺乏针对预包装食品的限制性营养素的警示,公众难以就此作出健康饮食选择。为此,本文基于不伤害原则下不健康饮食导致慢性病的负外部性以及软家长主义原则下改善公民外部信息环境两方面,论证政府干预公众健康食品选择的正当性。由此,我国应当在助推理论背景下引入正面标识助推工具,通过借鉴英国交通红绿灯正面标识制度(Traffic Light Signpost Labeling),构建我国的预包装食品正面标识制度(Front-of Package, FOP),明确强制性与自愿性声明内容以及豁免等实体要件,完善备案程序,健全未备案即使用、伪造、瞒报、冒用、隐匿标识等违法行为的行政法律责任,从提供快速、主观判断的角度促进公民做出健康食品购买选择,与现有客观、较为全面的食品标签和营养标签互补优化,推动FOP制度更快进入我国公共卫生健康政策序列。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解除制度研究

通过对我国刑事强制医疗解除制度相关法律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裁判文书网检索出的1203份文书进行分析,目前我国刑事强制医疗解除制度存在定期评估制度不完善、标准模糊、法律援助缺位、法院审查依据来源单一、缺少解除后的精神障碍者与社会的衔接机制等问题。对此要通过明确定期评估的期限,细化“人身危险性”标准,明确法律援助,引入第三方鉴定机构,构建解除后的精神障碍者与社会的衔接机制等路径予以解决。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背景下党的领导在公立医院决策中的实践探析

2020年《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出台,将公益性作为基本原则之一。在此之前,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得以明确,推动公立医院加强党的建设,这一制度正是公益性原则的具体体现。然而在新制度落实过程中诸如决策主体转化不彻底、沟通机制不完善、民主决策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凸显。将问题存在的原因归结于合法性阙如、制度认同缺乏、民主管理意识未深入人心。面对制度变革,公立医院应当处理好公益性与营利性、专业性与政治性、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几对关系,避免出现路径偏差。针对问题根源提出相应的建议举措,以期推进新制度的切实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