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状态、性别角色预期与中国城镇夫妻的主观幸福感

通过分析“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并借鉴家庭压力理论,将家庭性别分工和社会结构性因素作为分析框架,着重探讨夫妻相对就业状态对中国城镇夫妻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会受到自己或配偶的就业状态的影响。第二,夫妻相对就业状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对于男性而言,自己就业与否与幸福感关系密切,但妻子是否就业不影响幸福感;对于女性而言,自己就业与否与幸福感无关,但丈夫是否就业会显著影响幸福感。这是不同性别的角色预期不同所致的。第三,夫妻相对就业状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中是不一样的:相比高教育程度的男性,自己就业对低教育程度男性幸福感的提升作用要更高;丈夫就业可以提升低教育程度女性的幸福感,但是对高教育程度的女性没有影响。这是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所面临的经济压力不同所导致的。

数字资本的双重再生产:互联网使用对大学生社会资本的影响及其异质性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鸿沟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个体使用互联网的方式和能力所表征的数字资本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文章使用个体参与各类互联网活动的频率来测量数字资本,基于201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调查”数据,考察大学生群体内部数字资本的家庭阶层差异、数字资本对大学生社会资本获得的影响以及这种效应的学校和家庭阶层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来自较高阶层家庭的大学生拥有更多的数字资本;第二,不同类型的互联网活动对大学生社会资本获得的影响方向不同,但整体上来看,数字资本的增加有利于大学生获得更多社会资本;第三,数字资本对大学生社会资本获得的影响呈现出家庭和学校的“双重再生产”特征,其对大学生社会资本获得的正向效应对就读于优质高校、来自较高阶层家庭的大学生显著更强。研究表明,数字资本成为大学生群体内部不平等代际再生产的一条新的路径。

1982-2000：我国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详细的职业类别,探索了改革以来我国非农职业性别隔离的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并表明这种变化对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显示,20世纪80年代,我国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而在90年代,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水平却呈下降趋势。我们认为导致这种非线性变化趋势的原因在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影响职业性别隔离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变化。我们还发现,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类型、不同教育程度或户口性质的就业人员,其职业性别间隔离程度有着明显的差异。

中国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城乡差异研究——基于CGSS2008数据

通过分析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本文探讨了中国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程度、变化趋势以及不平等来源等方面的城乡差异。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程度较小,并且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近年来已经基本消失。而农村居民的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程度非常大,虽然也显示出逐渐缩小的趋势,但缩小的幅度很小。作者进一步发现,当前中国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而造成农村居民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因素是因父权制(或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所导致的性别歧视。

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

一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最近甚至开始出现女性超过男性的趋势。利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本研究探讨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并着重检验影响教育获得的各主要因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性别不平等存在城乡差异,农村户口居民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高于非农户口居民;第二,父亲的职业地位指数(ISEI)或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低,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第三,兄弟姐妹人数越多的群体,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最后,不同教育层次入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程度也不相同,教育层次越低,升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笔者认为上述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模式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父权制观念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感的差异。

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年与2002年比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本研究利用1995和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检验了教育获得、家庭责任(婚姻和子女)和家庭经济状况三项个人或家庭因素对女性就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它们效应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在1995年至2002年间,教育的正面效应变小,即教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下降,但婚姻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上升。对照1995年,2002年时家庭收入高的已婚妇女更有可能不工作,表明这是城镇女性就业决策走向理性化的一个过程。另外,作者并不认同"沮丧的工人"观点,认为失去正式工作的低收入家庭女性因生活所迫更可能进入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继续就业,而不是对再就业失去信心而永久退出劳动。

中国性别角色观念变迁(1990—2018):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及性别差异模式

应用“年龄—时期—世代”模型,分析一个由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多期数据所组成的混合横截面数据库,考察了1990年至2018年间中国城乡居民性别角色观念的变迁趋势及其性别差异模式。研究发现:第一,近30年来中国的性别角色观念变迁存在显著的时期、年龄和世代效应。在时期效应方面,2010年左右出现了一个拐点,在此之前,性别角色观念呈现为持续地向传统“回潮”的趋势,而之后则开始掉头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随着年龄的增长,性别角色观念变得越传统;世代效应则呈现“倒U型”模式,“60后”和“70后”群体的性别角色观念最为传统。第二,性别角色观念的变迁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的观念总体而言比女性更加传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两性的性别角色观念逐渐趋同,而较晚出生的世代存在一定程度的“撕裂”。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性别角色观念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转型,而当下正处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进一步改善以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带来的第三次转型中。

社会分层视野下的中国教育公平:宏观趋势与微观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总体表现为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稳步提升、高等教育入学和毕业人数大幅攀升等。但与此同时,教育公平问题也日渐凸显,教育获得的城乡和阶层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本文从社会分层和流动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影响教育机会公平的宏观结构和制度性因素以及微观因素。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不平等的扩大、阶层结构的“定型化”、教育回报率的上升等结构性因素使教育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从而导致社会各主体在教育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此同时,一系列与人才培养和选拔有关的制度设置或教育政策强化了家庭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对子女学业成就和教育获得的决定性作用。城市或优势阶层凭借更丰富的各种资本,帮助子女在优质教育资源获得或升学机会方面取得胜利,最终导致受教育机会的城乡和阶层差异不断加剧。结构性因素和教育获得的微观过程两者相互强化,陷入一种非良性循环的过程之中,最终可能带来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或两极分化的风险。最后,作者指出,制定合理均衡的教育制度和具体的政策,逐渐弱化教育的阶层再生产功能,是教育决策部门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06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讨了城乡居民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及其社会经济原因。研究发现,教育、职业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影响,并表现出性别和户籍差异。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高等教育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技术类职业相比非技术非管理类职业,对农村户籍男性居民的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提前效应。在城市户籍居民中,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晚;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早。对城市和农村户籍居民而言,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对儿子的初婚年龄均有显著的提前效应,而且对农村户籍居民的影响要高于城市户籍居民。

中学生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表现与成因

女性在教育领域的优势地位日益成为社会学领域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本研究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线数据,从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两个角度出发,借鉴社会互动论的理论视角考察了我国初中学生在家庭和学校生活中三类重要社会化主体(家长、同辈群体和老师)对教育期望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第一,女生的教育期望总体高于男生。第二,在家庭内部,男生得到更多的家长监督,但在学校,女生在上进同辈群体和老师的鼓励方面更有优势。第三,家长监督、同辈上进程度和老师鼓励程度均对教育期望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其作用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基于以上发现,我们认为,教育期望的"男孩危机"主要是在学校环境中产生。女性教育优势问题带来诸多两性不平等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对性别平等观念、社会的性别秩序以及政策实践均有深远影响。

教育竞争和参照群体——课外补习流行现象的一个社会学解释

随着教育竞争的日趋激烈,课外补习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现象。本文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基线数据分析了当前中国初中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原因。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学生参与课外补习,不仅仅受到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和班级的平均阶层地位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其具体表现是首先为班级的平均课外补习花费或班级内参与课外补习的学生比例越高,个体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的可能性和花费也越高。其次家长与其他的家长和学生的同辈群体互动越多,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的可能性和花费也越高。本文的研究结果一方面为当前的课外补习热潮提供了反思和批判的经验证据,另一方面为理解东亚社会或其他地区的教育竞争和不平等问题提供了一种社会心理的分析。

养育子女对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母职惩罚和父职奖赏?

养育子女对人们的社会网络资源具有影响且存在性别差异。通过使用JSNET2014数据发现:第一,养育孩子会改变父母日常社会网络资源的质量,对于女性而言,未成年子女越多,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但是餐饮社交活动越少;对于男性而言,未成年子女越多,其社会网络资源的异质性越强。第二,养育子女会影响父母在职业领域的社会网络资源,对父母的影响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相似的是,养育3岁以下的子女对父母的职业网络资源均有负面影响,既会减少父亲与同事、客户的网络资源,也会减少母亲与同事的交往;不同的是,养育3岁以上的子女对父亲的三类职场网络资源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母亲与同事、领导和客户的网络资源均有显著负向效应。第三,对于学龄期父母来说,养育孩子使得母亲的社会交往转向了“以孩子为中心”,母亲与孩子老师、其他家长的交往要明显多于父亲。

我国农村养老的几个问题

本文选择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 3个自然村作为研究对象 ,将经济发展因素作为跨地区对比的一个变量 ,用于描述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究竟如何影响农村的养老方式以及老年人的生活状态。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观念的性别差异研究

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观念的性别差异及其存在原因。结果发现:总体而言,男性比女性更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年龄、教育以及职业地位等因素对消费观念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女性相比,男性的消费观念受以上因素的影响更大。

中国农村的社区情理与家庭养老

本文采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家庭支持.作者提出,由于经济落后的原因,中囯农村仍保持着相对封闭的社区,村民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主要是依赖多数人认.同和建立起来的地方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在此基础上人们形成了特定的行为模式.在本文中,作者探讨了农村社区内影响老年人照顾的主要价值观和规范.

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的变迁和机制——基于海量书籍和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大数据分析

文章利用谷歌图书最新中文语料库和互联网搜索引擎的海量城市数据,以"词频统计"的方法分析和展示了中国主要城市的国内知名度在建国以来约70年发展历程中的变迁轨迹及其结构特征。研究发现,政治地位、经济能级和文化资本是建国以来中国城市国内知名度的主要建构机制,并因社会发展体制变革和国家建设目标转换而发生阶段性的地位递次更替,其具体变化还受到国家制度投入、地缘位置和媒体报道的影响。

与祖辈同住:当前中国家庭的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的学业表现

通过分析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初中学生样本数据,本研究考察了影响当前中国家庭三代共同居住的决定因素、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及其中间机制。首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母亲在职或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更可能与祖辈同住。其次,代际居住安排会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三代共同居住(与祖辈同住)家庭的学生的学业表现要优于两代核心家庭的学生。第三,与祖辈同住的效应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结构的调节,来自较低阶层或非双亲家庭的学生从与祖辈同住中获益更多。最后,与祖辈同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加强亲子间的家庭社会资本这一机制作用于学生的学业表现。本文表明,在现代社会,家庭亲属网络仍然对个体的地位获得或社会流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职业培训与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和收入差距

通过"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探讨了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及职业培训对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有利于其获得职业培训的机会,而职业培训也有利于劳动者增加其劳动收入,所以,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劳动收入有着间接的提升效应;同时,职业培训有利于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中居于劣势地位的劳动者提高其人力资本并增加收入。因此,当人们在考虑如何通过教育来降低社会不平等时,也有必要将问题的焦点从学校延伸到劳动力市场。

南京大屠杀国家记忆传播与受众群体的构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观众调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于1985年8月15日建成开放后，来自海内外各地的观众日益增加，尤其是南京大屠杀上升为国家记忆之后，近年来接待人数近800万人次，居全国纪念馆类场馆首位。作为面向公众的文博场馆，其基本功能是践行纪念馆“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宗旨，更好地向广大公众传播国家记忆。为了解受众的基本构成情况，了解他们对纪念馆的参观环境、展览质量和服务水平的评价，纪念馆于2016年择时进行了观众参观感受的情况调查，以此为纪念馆提升服务水平、完善服务职能提供科学和专业的分析资料。

年龄-时期-世代模型的发展历程与社会科学应用

作为社会变迁研究的有力分析工具,年龄-时期-世代(APC)模型近年来得到了国内社会科学学者的广泛关注。由于这三个时间维度存在完全共线性关系(年龄=时期-世代),求解该模型始终面临严峻挑战。本文系统回顾了传统APC模型的基本原理和五种最常用的求解方法:受限广义线性回归法(CGLM)、代理变量法、内生因子法(IE)、分层交叉随机效应APC模型(HAPC)以及最新的APC交互模型(APC-I)。此外,本文总结了国内社会科学研究中APC模型的应用情况,并针对国内数据来源的特点介绍了不等间距数据在APC模型中的应用。最后,本文分析了未来APC模型可能的发展前景以及在国内社会科学应用中的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