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政治哲学?——吴根友、方旭东教授对谈录

前言吴根友(以下简称“吴”):大家晚上好!方旭东教授是杨国荣老师的学生,也是陈来老师的学生。今年11月份,方老师请我去华东师大做一个小型讲座。讲座之前我们有一次非常愉快的交谈,关于政治哲学的。当时方老师对我关于政治哲学的一些思考一再地追问,他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后来我们就决定在武汉大学进行一次专门的对话,因而有了今天这样的对谈。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对欧洲文明的拒斥与接受

16-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同时也带来了部分西方的科学知识。中国的儒家士人和士大夫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激烈反对、拒斥接受这些知识,也有一部分人乐于学习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接受并试图融合而后超越西方文化。拒斥的一方,有出于意识形态立场、政治安全角度考虑的,如《破邪集》的编辑者徐昌治,以及该书中收录的各色人等,如清初布衣杨光先;也有王夫之这样的大儒,从儒家经学中天文、地理知识的固有立场出发,批评利玛窦的地圆说和地球与太阳及诸行星的距离说。接受的一方表现出比较多元的立场,有徐光启的“超胜会通”说、方以智的“坐集千古之智”折衷说,也有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虽然最终不利于中国人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但也包含着一定的合理的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即在学习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内容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以平等心究观百家--吴根友教授访谈

吴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此次采访。我们对萧莛父先生及其所开创的“珞珈中国哲学”的哲学传统抱有很深的崇敬之情。能否请您讲述一下您与萧先生的学术交往经历以及您个人的为学经历？ 我走上学术道路应当感谢两位恩师。一位是我在武汉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学习阶段的导师——蔡守湘先生。是蔡先生将我引入了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学术殿堂。而萧差父先生则是带领我走进哲学领域，指导我踏上了明清学术研究的道路。我的明清哲学研究可以说是在古今、中西这样宏阔的研究背景下展开的。

萧萐父的“早期启蒙说”与“新人学”的哲学观申论

萧萐父的“早期启蒙说”在思想来源处继承了侯外庐的思想,但其“早期启蒙说”中蕴涵着对启蒙理性与现代性所衍生的弊端的反思,则可以说是超越侯先生“早期启蒙说”的新意之所在。萧萐父晚年试图以自己所建构的“诗化哲学”形式来超越西方哲学在中世纪所具有的宗教迷狂和现代实证主义的狭隘,凸显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其“早期启蒙说”所蕴涵的对人的全面性的追求,以及其所提出的“哲学即人学”的哲学观,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哲学主体性之追求,均具有思想的启迪意义。

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语言和观念史考察

百年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史可以扼要地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前50年为“初兴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沉寂时期”;改革开放后为“复兴时期”。从语言上看,现代汉语中的政治哲学译名源于日译著作,于20世纪初在汉语学界出现,但作为具有独立学术、学科意义的政治哲学,则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步确立。从观念上看,初兴时期以“政治理想”为关键词来定义政治哲学,复兴时期则以“权力、价值、规范、正当”等一组关键词来解读政治哲学。现代汉语的政治哲学观念大体上通过三种进路形成并展开:内在性进路、外在性进路和历史性进路。从学术形态上看,早期政治哲学较弱的学科意识,及其语言和观念形成的复杂历程,造就了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中“以政治思想史撰写政治哲学史”的学术传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亦逐步变成显学。梳理百年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对于当前中国政治哲学学科的发展,或许可以提供学术史支持。

诗思互镜与文明交流互鉴的普遍语法——以屈原、荷尔德林诗歌诠释中几组意象的再诠释为例

“诗思互镜”是人类几个主要文明共同体共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可以被称为一种“普通语法”。以屈原作品的诠释和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诗歌的诠释为例,可以看出这种“普遍语法”在中国古典诗歌与德国现代诗歌诠释过程中的应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刘勰、王夫之、戴震三人对屈原作品的诠释和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诠释,都是从哲学与诗意相互诠释的路径展开的。这种“诗思互镜”的诠释路径,一方面让诗意与关于人类生存的深沉哲思结合起来,于是哲学之思照亮了诗意的深渊,使诗与人的存在关联性变得清澈;另一方面也让哲学与人的感性生活、情感意向结合起来,于是诗意的情感介质让哲学之光展现出絪缊之气,从而具有了生动可感之质。“诗思互镜”可以让文明交流互鉴既保有一种理性的清澈之思,又能呈现出精神现象的感性光辉,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一种普通语法。

“横向超越”与现代人类“谦逊”美德之培养

张世英在通贯性地考察了西方哲学史上“纵向超越”的形上学之后,发现这种类型的形上学易于将丰富的现实世界抽象成具有“同一性”的概念。他综合后现代西方哲学中“在场”与“不在场”的思想观念,并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观念,提出了“横向超越”这一新的形上学,让人们通过这一新形上学思想来把握重重无尽同时又有普遍联系的丰富而具体的世界。这一新形态的哲学形上学,对于当代人而言,可以让我们更加真切地认识到世界的无限性和个体的有限性。“万有相通”这一思想观念的引导,可以使当代中国人在现实世界面前保持一种真正知性与德性上的谦逊,进而逐步形成一种既具有进取心,又能真诚地保持谦虚的美德。

荀子的“圣王”观及其对王权正当性的论述

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讨论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①问题。荀子的"圣王"观、道论、礼论、仁论、义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就是讨论什么样的人配拥有最高政治权力,以何种正当的方式行使政治权力,以及最高政治权力如何合理、平和过渡等一系列政治哲学问题。荀子的王道政治不否认战争,只要战争是合乎道义,则战争就是正当的。荀子反对"禅让制",并反对种种禅让的理由,其精神实质是,他认为"禅让制"无法体现最高政治权力转移的正当性要求。从现代民主政治的理想来看,荀子政治哲学中包含有某些专制政治的思想因素。但从主流上看,荀子政治哲学肯定民意、民心是政治正当性基础的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理想并不矛盾,而是一种可以通过重新解释而被现代民主政治思想吸收的重要资源。

传统社会的道德耻感论

"耻"是一种负面的道德情感与心理状态,古汉语"耻"字由耳心结构转向耳止结构,反映了传统社会中国人对"耻"的意义理解的变化。传统社会各阶层共享的道德耻感,主要是与"三纲"相一致的不忠、不孝、不贞,以及与"五常"相一致的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而其亚文化形态中"笑贫不笑娼"的道德耻感则是一种不正确的价值观体现,在今天仍然需要受到批判。晚明以降,传统社会主流的"道德耻感"开始受到质疑与批判,逐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新道德观合流,而慢慢成为当代社会合理的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内在思想源泉。

庄子论真人与真知的关系——《大宗师》篇“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命题的现代诠释

千百年来，《庄子》一书一直成为中国思想家们不断获得新的思想启示意义的宝库。今天，在比较哲学的视域里，《庄子》一书中的诸多哲学命题将会获得广泛的现代意义，从而对当今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极有价值的启迪意义。本文将着力阐发《庄子·大宗师》篇“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命题的现代启示意义。

易、庄哲学中“通”的观念及其当代启示

"通"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中的重要语词之一,也是重要的思想与哲学的概念和观念之一。《周易》哲学中的"穷变通久"观念,庄子哲学中的"道通为一"的观念,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对"通"所作出的智慧性的哲学思考。就学术史而言,章学诚《释通》一文则比较全面地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通"的观念,以及"通"与"专"的辩证关系。本文则在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通性"的哲学思考,希望能以"通"为核心观念建立当代中国哲学的"通"论。

老子与庄子的生命哲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启示意义

老子和庄子的生命哲学大体上由生命观、生死观、重生论、养生论四个方面内容构成。老子、庄子皆崇尚"道法自然"的生命观,将人的生死现象看作是一个气化的过程,将人的生命价值放在世俗的财富、名誉、功业之上,从养气、养心、养神等多个层次开掘出养生的思想。他们的生命哲学与养生思想对于当今社会的人们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易传》中的语言哲学思想探论——兼论儒、道、《易》的语言哲学思想之异同

本文试图对《易传》中的语言哲学思想,以及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的语育哲学思想进行初步分析,对先秦哲学中的语言哲学所关涉到的问题作一点探索性的研究,看先秦部分思想家考察了汉语言的哪些方面的特征,为我们反思现代汉语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关系提供某些启示。

对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思考

撇开知识与实践的关系,仅从纯粹的文化传承角度看,任何民族与任何时代的思想创造都离不开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的扩展。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历史,就是通过"三教纷争"再到"三教合一"的历史过程而实现的。佛教与道家道教思想的发展也是如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就需要通过对三大思想传统,即中国哲学传统、西方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融合而实现广义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而就狭义的中国哲学而言,在思想的视野里至少要通过融合新仁学、自由意志、社会实践等观念,实现自己的创新。全球化的时代早已经到来,"世界哲学"的观念已经产生,而且正在形成的过程之中,而"世界哲学"恰恰要实现自己"求通"哲学的本性。

政治哲学新论

政治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对于政治哲学学科的性质及其研究对象则是言人人殊。在择要综述中外有关政治哲学代表性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可尝试提出新的定义,即政治哲学是对于政治权力来源、政治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等核心问题进行系统思考的一门学问,它涉及的对象有国家的起源与组成原则、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理想的国家制度及制度的根基等问题。在此新的定义下,我们可以提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关键问题,即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权力来源于人民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理论问题。以此核心问题为基础,本文综合马、中、西的政治哲学思想资源,提出了建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新构想。

传统学问(知识)分类体系的演变与当代“国学”一级学科建设问题初探

中国传统学问、典籍体系是"以治道为中心"的。先秦时期大约有五种学问(知识)、典籍的分类范式,两汉以后刘向、刘歆父子开创的七略分类法一度成为四部分类法正式确立之前最主要的学问和典籍分类法。《四库全书》接受并综合以前的四部分类法,正式将四部分类法作为编纂本书的纲领,对近四百年来中国学问、典籍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文化的逐渐涌入,特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的知识、典籍、学科的分类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学问与典籍的分类体系。在当代中国社会,如何重建"国学"学科体系,如何认识本民族学问、典籍的分类体系,将是重建现代中华民族伦理共识、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

自由意志与现代中国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的人性论基础

"自由意志"是人的自我决定、自作主宰的一种内在精神状态与意识状态。现代中国的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的人性论基础当以承认人的自由意志为根本标识,对这一基础的"承认"基于一种哲学形上学的预设:如果不谈自由意志、人的责任能力、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等等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议论道德和法的问题(恩格斯语)。承认"人是自由的",并将此作为现代中国人性论的核心内容,可以成为现代中国哲学人性论区别于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哲学人性论的分水岭。传统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仁政理想奠基于人性善的人性论基础之上,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则应当奠基于人是自由的这一新的人性论基础之上。

现代中国人际信任的传统资源——《论语》《老子》中的“信任”思想略论

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丰富的人际信任资源,如果能够对之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可以成为当今社会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可贵精神财富。部分现代西方社会学家将中国列入低信任度的国家的学术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不同的文化传统有不同的信任模式,传统中国的熟人社会里有高度的人际信任。中国当代社会的人际信任危机,是由于社会转型造成的,不能依此而断定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

唐君毅、牟宗三、刘述先的明清思想研究

现代新儒家的"明清思想研究"大体上坚持一个共同的学术立场,即从宋明儒的道德形上学的角度批评明清儒者异于宋明儒的思想观点。然其中亦有分别。大较而言,唐君毅比较全面、客观地研究、评价了明清儒者的思想成就,特别是对王船山哲学有精深的研究,且坦言继承船山哲学之精神。牟宗三推崇刘蕺山的道德人格,有限度地肯定了其思想成就,对黄宗羲、王夫之的政治思想成就有一定的肯定,然从整体上否定了清儒的思想成就,并继承其师熊十力的观点,认定清儒人格低下。刘述先对黄宗羲的思想有同情之了解,然对戴震等人开创的"内在一元论"的新典范从哲学理论的高度给予了严肃的批评,认为他们的哲学不是一种好的哲学。充分吸收台港新儒家的"明清思想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推进大陆的明清思想研究。

“性灵”经学与“后戴震时代”个体主体性之增长——焦循经学与哲学思想新论

焦循的"性灵"经学是对乾嘉学术开创期以戴震为代表的"人文实证主义"经学思想的一种滑转,使得"后戴震时代"的乾嘉经学表现出关注知识精英个体主体性的新倾向。焦循在经学训释过程中将"六书"中的"假借"方法加以哲学化提升,使这一方法成为他"性灵"经学的一种最为基本的方法。焦循虽也遵循"训诂明而后经义明"的乾嘉学术的总方法论原则,但他的语言还原法与"思想旁证法",以及广义的"知识分类学"思想中对"述意"一类文章的偏爱,使得开创期乾嘉学术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与其所追求的经典意义还原的理论目标之间的裂痕更大,从一个侧面预示了嘉道以后古文经学在理论上的衰落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