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德受命”到“德福一体”——中西比较视域中的早期儒家德福观

通过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德福观和早期儒家德福观的比较,我们发现中西德福观之间有着一定的相通性和具体理解上的差异性。他们都强调德福一致的道德应当性,都承认德性对幸福的优先性。但在德福一致的实现上,表现出不同的诉求。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德福一致的实现都有外在善条件和神学的最终保障,具有外在性和宗教性诉求。而先秦儒家或致力于德福一致的现实化,或时命不济而修身俟命,具有内在性和现世性诉求。董仲舒通过德福顺天、君圣合一、德福一体的正当性证成和制度性保障,使得德福一致成为天经地义的天意,而按天意安排的人间正义秩序,必然是一个德福一致的有道社会。董仲舒德福一体观,把德福一致从天上拉回人间,把先秦儒家的修身俟命落实到当下现实,标志着早期儒学德福观发展的成熟。

蜀汉经学考述

蜀汉经学主要受到两汉巴蜀经学和荆州学派的影响,异于郑学而义合王学,兼顾今古文经,多图谶之学,通经用世。蜀汉经学家向朗、尹默、李仁及其子李撰皆受学荆州学派领袖宋衷、司马徽,颇得荆州学派真传。受巴蜀经学的扬雄拟经和杨谯谶纬学影响,王长文有拟经之作,谯周集谶纬学大成。蜀汉经学是三国时期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虽规模稍逊曹魏,然而成就斐然,独具特色,对蜀学与曹魏、东吴、西晋三朝经学影响深远。

风云际会的晚清新经学转型——张之洞与廖平的师生交往及其学术史意义

前人有见于张之洞和廖平学术面相之异,而未深究张廖学术实质之同,或以避免"逼贿"、"惧祸"之嫌疑而曲为辩说,反而遮蔽张廖契合之真相。张廖师生爱国尊儒、援西护中,在晚清经学转型过程中,前期殊途同归,后期若合符节,在回应"古今中西"之争、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共同努力中做出卓越贡献,奠定了新经学基本范式,彰显了中国传统永恒的普适价值和非凡的当代意义。在中国文化百年劫难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无逃于"古今中西"之争问题意识,因而由张廖奠定的、"中体西用"为特征的新经学范式,也是最可借重和极富启发性的中国文化重建和当代儒学复兴的基础理论。

廖平和王闿运学术异同考

王闿运入蜀主掌尊经书院,不仅是王、廖师生之间的学术互动,也是近代湘学和蜀学的风云际会。王闿运对廖平的影响是在开拓视野、学术转型和治学方法上,而廖平对王闿运虽然不无影响,却是很微弱的。廖平虽然受王闿运影响较大,但从深层学术思想上看,是和王闿运大异其趣的。这是容易为人忽略的地方,明此方可公允地看待这一段湘蜀学术佳话,也能因此更好地了解廖平学术思想的特点。

董仲舒哲学研究百年

与孔子和儒家的境遇直接相关,董仲舒哲学在近百年来遭遇了巨大的误解和批判,故有必要反思百年来董仲舒哲学研究历程,以拨乱反正,更好地传承、转化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清民之际内忧外患、民族存亡而引发文化自信危机,董仲舒哲学研究因儒家传统成反思和批判的对象而成为热点。新中国董仲舒哲学研究更具戏剧性变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感召下,曾发挥关键历史作用的董仲舒尤其令人瞩目。

《盐铁论》哲学思想发微

《盐铁论》是西汉宣帝时庐江太守丞桓宽依据盐铁会议纪录"议文"编撰而成的一部政论文集。该书表明,盐铁会议虽有儒法斗争的形式,但仍然是儒家内部的争论,贤良文学一方是纯儒,桑弘羊为代表的一方是杂儒,只是王道和霸道的斗争。该书大量引用孔子、董仲舒和儒家经典内容作为理论根据,通过本末、义利、王霸等议题辩论,重申了德主刑辅、不与民争利等董仲舒政治和经济思想的合理性和正统地位。该书还是最早大量引用、化用《孟子》原文和推尊孟子的传世历史文献,是孟子升格运动有传世文献明文可考的最早起点。

拟经拟圣,匡扶大道——扬雄经学诠释的历史影响

《太玄》《法言》《方言》三部经学诠释著作,确立了扬雄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其著述不仅在后世有大量的整理和研究,而且对后世学术思想主流产生了重要影响。经学体例"拟经"传统的形成,两汉之际经学诠释转向,东汉儒学的批判思潮兴盛,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发展,宋明理学的经典建构和义理诠释等,都有扬雄经学的深刻影响。了解和研究扬雄经学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能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扬雄奠定的经学、蜀学优良学术传统。

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建构——廖平新经学分期新说论析

廖平经学分期历来以"六变"说为准,这与后人所持之廖平早期经学有较高价值而中晚期经学思想古怪不足道这一刻板印象有关。若以廖平一生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为背景重新看待其中晚年经学思想可发现:廖平经学是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新经学分期新说基于廖平经学研究态度、首尾一贯的尊孔尊经宗旨和三期层层推进的逻辑联系三方面理据论析分期新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还廖平新经学本来面目,以便同情了解和平情评估其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复性书院办学理想与学统传承

复性书院是在西方军事和文化全面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的现代新儒家文化中国重建运动中的一次重要尝试,留下了丰厚的教育文化思想遗产,其学统在现代新儒家及其后学群落得到传承发扬。复性书院的两位创议人马一浮与熊十力共同筹备书院的过程中就具体办学规制产生分歧,虽然熊十力在复性书院开讲后一个多月离开,但作为复性书院办学精神的两个方向,都在两人的办学和讲学中付诸实践。作为复性书院办学精神表述人,马一浮与熊十力的教育思想传承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精神和吸收西方博雅教育理念,结合当时现实做创造性转化发展,代表了现代新儒家教育理念基本方向,其学统传承脉绪不断,在海内外影响深远,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熊十力：现代新儒学开山祖师

熊十力是二十世纪造诣最深、最有威望的儒学思想家,奠基现代新儒学的哲学基础,建构当代新经学,以孤往精神探索儒学如何与中国当代实际的相结合,以再造文化中国为终身使命。熊十力发皇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融汇中、印、西思想,建构了以'仁心'为本体,以'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生生不息'和'冥悟证会'为宗纲,融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于一炉的博大哲学体系,不愧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祖师。

通三统与当代学术建设

实现"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建设文化强国",必须做好文化传统传承和当代学术建设两翼。"通三统"是文化传承的根源性途径,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以民主政治观念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需要传承的三大主要文化,其它各种文化传统亦应予以崇敬和继承;独立性是学术发明的根本基石,可通过多元化、民间化和制度化予以保障;中国化是当代中国学术建设的必由之路,任何民族都需要建立文化主体性才能获得文化认同,民族国家才能得以凝聚和发展。实现学术中国化,需要政府、民间和学者三方作出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

廖平新经学转型及其意义——以中国哲学主体性建构为中心

廖平的早期经学备受肯定,而中晚期经学思想历来多为负面评价,或曰"越变越奇",或曰"经学终结形态",评论者多从意识形态角度视之为旧的思想形态和学术范式的没落。若将廖平一生的学术思想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结合近现代学术思想大背景重新看待廖平的中晚年经学思想,其中晚期经学思想应对古今中西之争,并为中国哲学主体性建构付诸努力。观照廖平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其新经学转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

论亚里士多德的“公道”概念

在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思想中,公道是一个独特和不可或缺的概念。没有公道,就很难有真正的公正,因而也很难成就其他德性。公道不仅是正义的调节和补充,而且寄寓在其他德性之中,促成其在现实具体情境中的实现。公道不仅在私人德目,而且在公共政治中担负着关键的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具体法律裁决和公正调解中,另一方面表现在政体的领导人是否公道决定了政体的性质。

汉代巴蜀经学述论

汉代巴蜀经学兴起于文景之世,文翁奖励儒学教育,领先全国以"七经"造士,于是七经之学盛行巴蜀,经学人才辈出。两汉巴蜀经学以易学、小学最盛,《诗》、《书》之学次之,而《礼》、《春秋》、《孝经》、《论语》之学亦有可观。巴蜀学者不满当时章句之儒"碎义逃难"、"违背孔真"的现象,自严遵始融《易》《老》于一炉,扬雄创拟经新篇,从而构成汉代巴蜀经学独辟蹊径、自成体系之特色。汉末巴蜀经学与巴蜀地域政治经济命运密切关联,今古兼治,扬马击郑,于是以杨门之学和谯氏之学为代表的通经致用之学和谶纬学大兴。

南宋永嘉学派军事思想通论

南宋时期,处于鼎盛期的永嘉学派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为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永嘉学派的军事思想是其事功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事功色彩。永嘉学派学者如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主张理性抗金,重视军事历史研究与兵学思想研习,注重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国家危亡之际军事建设中的突出贡献与军事思想史上的深远影响,彰显其建树颇丰的军事思想体系即体即用、知行合一的特征。永嘉学派军事思想及其实践,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不仅对南宋抵御外患做出积极的贡献,也为后世历朝的军事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从良知到良能——阳明和蕺山“四端”异解及其意义

孟子提出的'四端'和良知、良能以明性善,成为宋明理学心性论的经典文献重要依据,对这些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诠释,不仅是理学、心学、气学等学派之分野,而且还是各学派内部思想深化发展的重要机缘。王阳明作为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以'良知'解'四端',并以良知学说确立其心学思想的主干。刘宗周以'良能'解'四端',打通了心学和气学。从王阳明到刘宗周,从以良知到以良能以诠释'四端',不仅在哲学上逐步精密地解决了道德情感、实践理想和道德法则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对中晚明士人坐而论道风气和心学狂禅末流具有纠偏补弊和实践指导作用。

以悟为宗 别为一家——永嘉金溪同调徐谊学术与交游钩沉

南宋时期,以叶适为集大成者的永嘉之学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南宋永嘉诸子之一徐谊,却倾心于象山心学思想和实践。徐谊为南宋名臣,曾主导"光宗内禅"政变,道德功业显著。有着"永嘉金溪同调"学术史定位的徐谊学兼永嘉之学而别创心学,以悟为宗,别为一家。观其交游,一方面与永嘉学派鼎盛时期代表人物陈傅良、叶适等同道共进,一方面与陆九渊及其门生慈湖杨简、奉化舒璘、鄞县袁燮、镇海沈焕"甬上四先生"过从甚密,其学侣同调及其门人学行颇为可观,对永嘉学派当代研究和新时代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扬雄对蜀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蜀学自文翁化蜀以来,呈现出儒道融合、诸学共治、开放包容的学术特色,对中国学术史有着重要影响。扬雄追慕蜀地汉赋名家司马相如、王褒,师承巴蜀著名学者林闾翁孺与严遵,其学术成就与蜀学有着密切联系。扬雄继承和发展了蜀学中的文学、语言学、经学、史学、子学等传统,融汇先秦两汉百家之学,精研辞赋创作,融通《易》《老》思想,结合天文历法,首创拟经体例,开创中国方言学,对蜀学与中国学术发展有较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第七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在厦门召开

2015年11月21日-22日,由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筼筜书院主办、北京大学儒学院、台北“中研院”文哲所联合协办的第七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在厦门筼筜书院隆重举行。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教授,华夏易道研究院马宝善院长,长江学者、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王中江教授,长江学者、华东师大方勇教授,长江学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大学儒学院副院长干春松教授等大陆学者，陈鼓应教授、朱高正教授、朱建华教授、蒋秋华教授、潘小慧教授等港台学者，韩国成均馆大学崔英辰教授等国外学者，共计百余名学者出席会议，会议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的主题，分别就中国文化主体性、儒学当代复兴、书院精神传承、经典文献诠释、朱子文化内涵等论题各抒高见，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中国文化重建阐述诸多思考和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