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承接主体选择的伪竞争风险识别与防范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要实现增进效率、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的购买目标,一个基本前提是在选择承接主体时存在较为充分的竞争。然而,立足主体、行为和方式维度的分析表明,潜在承接主体数量的有限性、关系型购买行为的常发性、对竞争运用的失当性等主客观因素时常引发承接主体选择时有意识的虚假竞争和无意识的形式化竞争等伪竞争风险。为了防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承接主体选择的伪竞争风险,需要从培育公共服务的承接主体、运用公共服务项目分解策略、探索公共服务供给的公私混合方式、通过准市场方式选择承接主体等方面针对性地设计风险防范进路。

基层政府购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管理——基于三方主体分析框架的考量

以购买服务中的购买主体、消费主体、承接主体在需求管理中的主体类型、主体范围和主体作用为依据,可以搭建起基层政府购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管理的三方主体分析框架。基于该分析框架的考量表明:购买主体应通过建立系统性的信息调查体系、完善需求信息采集的方式方法进行需求调查,通过对信息进行分类和筛选来推进需求整合,通过选择好承接主体、加强监督管理来推动需求满足;消费主体应通过个体化表达和组织化表达进行需求表达,通过完善制度规范、拓展需求表达渠道来健全需求表达途径;承接主体应通过专业化需求识别、参与式需求识别来精准把握消费主体需求,通过培育承接主体专业化服务能力、注重消费主体需求导向来推进需求供给。

什么是公共产品：一个文献评述

公共产品是一个学界尚未达成共识的术语。萨缪尔森之前的研究对"什么是公共产品"这一论题毫不考虑,自萨缪尔森以来的研究则分别从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共用性、非排他性以及非竞争性四个维度设定了公共产品的概念与属性,并依凭公共产品的属性、消费的空间范围以及消费需求属性等迥异的分类标准对其做出了不同的类型划分。

新时代制度治党:实践价值、制度基础与关键环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制度治党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运用的最为有效的治党方式,既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基本保障,又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根本保证,还是全方位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制胜法宝。为了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制度治党,必须从提升制度质量维度切入,着力构建架构科学、内容完备、程序规范、运转有效的制度体系,切实保证单项制度管用和可操作,尽快实现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法律的有机贯通,最终使党内法规制度达到均衡状态。鉴于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必须通过严格的执行来维护、制度的效力必须通过有力的执行来彰显,故而为了全面推进制度治党,必须牢牢抓住提升制度执行力这个关键环节,确保党内法规制度获得严格的遵守和执行,确保党的纪律不会成为软约束。

城市社区社会管理体制的结构性重塑——基于社区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角色定位的考量

城市社区社会管理体制的结构性重塑需要社区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准确定位好各自的角色。社区党组织应扮演好政治指导者、利益协调者、思想引导者和社区管理统筹者的角色,基层政府应成为城市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导者、社区自治的管理者和支持者,社区居委会需将角色界定为社区事务的处理者、社区自治活动的组织者、社区自治和社区与社会组织交往平台的搭建者、行政工作的协管者和民意表达的传递者。在城市社区社会管理的这三大主体角色恰当定位的前提下,结构性的体制调整也就能够初步完成。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批判的批判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在赢得广泛赞誉之辞的同时,也被理论界指责为过于天真地强调了政治与行政的截然分离。然而,通过对二分法的深度解读可以发现,倡导者们并没有忽视政治与行政的密切关系,在诘难之声背后隐含着重大的理论误解。不仅如此,实践界对二分法也存在着断章取义式的误读。这种误解和误读直接导致了实践中对政治与行政关系的错置与误置。由是观之,学术批判的前提是正确地理解被批判对象的基本观点和具体语境,而实践工作者应用理论的基础则是认真地解读原著,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地把握理论的限度。

从分权制衡到社会制约:西方权力制约思想的范式转换

在政治学的知识图谱中,权力制约始终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议题。从亚里士多德、波利比阿、西塞罗、洛克、孟德斯鸠到联邦党人,体现了以体制内的分权制衡来制约权力的思想套路之日渐成熟。托克维尔和达尔则睿智地体察到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效能之有限性,倡导以体制外的社会力量来强化对权力的规约,从而实现了权力制约思想的范式转换。然而,只有实现体制内控制和体制外控制的有机整合,着力构建权力制约的复合模式,才能切实增强权力制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只有坚持权力制约机制构建的人民性,才能正确把握制约权力的努力方向。

中共主要领导人制度治党思想演进历程的文本学考察

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证,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前提和保障,是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制胜法宝。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制度治党。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制度治党思想经历了从萌芽、创立、发展、丰富到成熟的演进历程。从文本学角度系统梳理这一历程,对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制度治党的重要性、必要性及紧迫性,增强制度意识,加快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网络空间治理:组织、形式与有效性

在现代网络政治生活中,网络空间成为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平台。个人、组织和计算机构成的网络形成一个相互连接的虚拟组织。对于网络空间的治理可以从组织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中借鉴其治理的知识。作为一个特殊组织形式的网络空间,具有特殊的结构与内外部关系,在治理形式上可以归结为自我治理、关键组织治理以及专门实体监管三种形式。在考察采用某种形式而非其它形式的逻辑依据时,从影响网络空间治理形式的因素来看,信任、规模(参与者的数量)以及网民心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网络空间治理的有效性。

票决民主中的票决困境解析

票决民主在具体运行过程中,时常遭遇到诸如某些投票者的经济人属性、投票规则弊病、投票选择的非真实性和不完全性、投票者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代表俘获与代表性不足等多重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既意味着票决民主的不尽善尽美性,也对其有效运转构成了严峻挑战。只有审慎地对待这些困境并找寻救治的药方,我们才能避免盲目地制造票决民主的神话和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论协商民主的协商困境

协商民主作为复兴于20世纪后期的民主范式,自有其巨大潜能和独特价值。然而,协商民主的有效运转尚存有协商主体的理性和能力之有限性、协商未必带来更好的结果、协商条件的不平等性以及协商民主推行范围的局限性等多维协商困境。对困境的排解程度将直接决定着协商民主究为现实还是乌托邦。

腐败低龄化的显著特征与针对性预防

近年来,随着干部队伍年轻化趋势,腐败低龄化成为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腐败低龄化通常呈现出行为主体业绩突出或身处关键岗位、经济腐败为主且腐败目的多样、小吏大贪现象较为突出、高智商高科技犯罪较为常见等显著特征。与"夕阳腐败""中年腐败"相比,腐败低龄化通常难以找到某个单一的主因,而是表现为主客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了有效应对腐败低龄化问题,需要从教育、监督、制度等方面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从外输式教学到内构式教学:我国MPA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观的反思与重构

外输式教学观作为我国MPA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主流教学观,引发了MPA专业学位研究生知识结构的单一化、主体角色的异化以及能力素质的弱化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因而必须用新的教学观取而代之。内构式教学观在知识观、学生观和学习观上与外输式教学观截然不同,能够激发实现学习者对新知识的自我建构之教学信念和看法,可以替代外输式教学观。

“指尖负担”的问题表征与“一主多元”型精准治理模式建构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APP软件开发技术的日趋成熟,APP在功能应用上充分实现了订餐、教育、医疗、娱乐、政务服务等的"一键get"。然而,与用户对APP越发依赖相伴随的是,APP出现了数量过多和手机不堪重负、质量低劣和增加使用者负担、过度索取权限和用户信息泄露等问题。数量快速增长而问题丛生的APP给不少用户带来的良好体验已经迅速退化为实实在在的负担。为了切实减轻APP所带来的"指尖负担",应通过多元主体共同努力和发挥管理方的关键性作用,着力构建起"一主多元"型"指尖负担"精准治理模式,即要加快形成以APP管理方居于主导地位、APP需求方和APP供给方积极协同配合的治理主体架构为治理基础,以精细化地准确界定各方主体的治理职责为治理前提,以最大限度地减轻用户指尖上的负担为治理目的的标准化、可复制、创新型的治理样式。为此,既需要作为核心行动者的管理方在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审批监管机制的前提下,多措并举地加强和改进对各类APP的事前审批备案和事中事后监管,又需要需求方即APP用户增强安全意识和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还需要供给方真正确立用户思维、理性审视APP开发应用的必要性和形成科学的市场意识。

反应性政治的概念与逻辑

反应性政治作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中广泛存在的政治现象,意指政治主体在外部事物作用下被动地从事公共事务治理活动的一种政治行为模式。从行为逻辑看,反应性政治体现为由外部刺激产生政治需要,由政治需要激发政治动机,由政治动机确立政治目标,由政治目标引导政治行为的连续统一体。反应的滞后性、行为的短期性、手段的策略性是这一行为模式的主要特点。从制度逻辑看,压力型国家治理体制的诱导效应、一票否决型政绩考核机制的倒逼效应、短期化官员隐性治理制度的催化效应均推动着反应性政治的形成,并因其嵌入我国目前尚不完善的国家治理体制之中而具有了内在的客观必然性。

用“合作的治理”取代“民主的治理”——评张康之《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的合作治理构想

近代以来,民主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普世价值。张康之教授却认为其存在霸权主义倾向,无法真正得到实现。参与治理虽在理论上推进了民主理想,但在社会治理实践中依然是一个空想性方案。因而,张康之教授在思考社会治理体系变革问题时,提出了合作治理理论构想,试图用"合作的治理"取代"民主的治理"。当然,张康之教授也指出,合作治理才是真正实质民主的治理,是对近代以来形式民主的扬弃。20世纪后期以来,社会治理中出现的许多新现象似乎能够验证张康之教授的合作治理理论构想。

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选择的悖论及其消解策略

古典经济学在深入论证公共服务市场供给无效性的基础上,将政府视为唯一的当然主体。然而,市场之手失灵并不意味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必然有效。事实上,政府垄断型供给模式会引发诸如公共服务的超量供给、效率低下、质量低劣、有效供给不足等一系列制度性缺陷,由此形成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选择的悖论。为了寻求破解悖论的密码,需要摆脱在政府或市场两极间进行选择的惯性思维逻辑,借鉴新公共管理、治理理论等分析工具,构建我国公共服务的一主多元型供给新模式。这一模式势必需要我国政府实现从直接生产者的单一角色向动态兼任生产者、安排者和培育者的“多面人”角色转换。

新公共服务理论批判

企业家政府理论自从诞生之日起,就难逃被批判和诘难之命运。新公共服务理论甚至针锋相对地确立了一系列原则或命题,狂妄地力图取而代之。然而,从研究对象、理论内容和理论形式三大维度对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批判性学术解构昭示,该理论对企业家政府理论的批驳大多存有误解,难以成立,而且其自身亦内含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

社会资本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行动逻辑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渐进的系统工程,务须运用相关理论加以多维度考量。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表明,作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之社会资本经由促使公民生成宽容和妥协的心理气质、遵从规则与秩序的伦理意识、合作互惠的道德品质而推动着和谐社会的构建。然而,当下中国社会资本分布的非均衡性、普遍信任社会资本的短缺、规范互惠社会资本的亏空以及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缺失均极大地制约了社会和谐度的提高。故此,必须采取推行美德教育、重塑公民的美德伦理,强化法治与程序建设,培育民间组织和第三部门等多元并举的行动策略来提升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最终加快和谐社会建设进程。

治理理论与我国第三部门的培育

发育较为成熟的第三部门是治理理论得以产生、发展并应用于公共管理实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然而由于我国第三部门还很不成熟 ,所以在当前情况下 ,我国还缺乏将治理理论引入公共管理实践的社会条件 ,将该理论引入我国公共管理实践应当缓行。我国政府当前的现实选择是通过多种途径培育第三部门。